第三章 金元时期潞水河道的治理与变迁

第一节 金代潞水河道的治理与变迁

一、金中都漕运与漕粮来源

金国灭北宋后，占据中原地区，与南宋划淮河为界。随着疆域向南扩展，金朝的政治中心因位于今黑龙江哈尔滨的阿城而僻处一隅，燕京恰好位于金朝国土的居中之地，便于控扼天下。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轼熙宗，自立为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为了适应金朝政治中心南移的需要，海陵王决定迁都燕京。1151年，海陵王下诏书说：

又以京师（上京）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深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贡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未可时巡于四表，莫如经营于两都。眷惟全燕，实为要会。80

在这道诏书中，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并列举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是金朝地域南扩，上京位置偏僻，北方人口稀少，事务简约，而中原地区人口众多，事务繁重，公务办理不便；二是都城过于偏远，物资运输供应和政令传递压力极大。因此都城南迁可一举两得地解决问题。金世宗时，大臣梁襄论述燕京的地位时曾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81

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帝命户部尚书张浩增广燕京城，营建宫室。经过三年建设，新都建成。天德五年，海陵帝迁都燕京城，并改燕京为中都。海陵王迁都之举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使中都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为中都进一步发展成为统一国家都城奠定了基础。

金王朝迁都燕京，定为中都，金朝中央机构、皇族、贵族、军卫等开始迁入中都。《金史》记载，“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朂、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82。中央机构官员也迁入中都，据金代中期中都所设中央与中都地方官吏统计，其数额分别为1749名与1458名，韩光辉认为这当与迁都之前差不多83。此外，海陵王还实行“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84的政策。皇室、贵族、文武官僚等巨大的消费群体聚集在中都，产生了对粮食、奢侈品以及各种商品的巨大需求。《金史·食货志》记载，“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山东东、西路收籴军粮”85。正隆是海陵王称帝后的第三个年号，迁都之后使用贞元年号。可见，自海陵帝正隆之后，中都粮储一直供应不足，不得不去外地进行收购粮食，客观形势的发展使金朝不得不利用漕运制度来解决中都粮食需求问题。《金史·河渠志》记载：“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牐以节高良河、白莲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86

为存储漕粮，金政府在中都和通州均建立了仓储设施。大定五年（1165年）世宗曾说：“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命官员增修粮仓。大定十二年“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在中都收购粮食入仓储备。大定十四年，为防止自然灾荒、供应不继或者平抑粮价的需要，金王朝决定实现常平仓制度，“大定十四年，尝定制，诏中外行之”。根据规定，常平仓一般设置在府州级城市中，距离州城六十里范围内的县城一般不设常平仓，而在此距离之外的县城则特置常平仓，“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金代的中都城设有官仓、常平仓以储备粮食，根据运粮船“计道里分临泝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的记载，漕船可以直接开至粮仓之处。可以推知，中都城的粮仓应设于城北部或者西部的沿护城河一带87。

由于金代疆域南至淮河流域，中原一带为金朝重要的粮食产地。金代河北、山东地区在金朝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用金人的话说：“中都、河北、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则物力多，赋税重，此古所谓狭乡也。”88自海陵王完颜亮迁都至燕京以后，国家财赋的消费地与生产地都集中在这里，金人称“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89，燕京成为金朝最大的消费地，而山东、河北一带则是粮食的重要生产地，也是朝廷赋税主要来源地区。

以河南、山东及附近地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原属北宋，该地区一向以人烟稠密，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而著称90。金代据有中原地区之后，金代初期，由于这里遭受到战争的蹂躏，中原地区人口大量逃亡，于是金政府在统一北方地区之后，开始招抚流亡，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金代中期，金政府采取大规模迁移居于塞北地区的以女真为主体的人户迁移至中原地区。这次移民始于金天会十一年（1133年），断断续续延续近二十年，直到海陵王完颜亮时才停止。《大金国志》记载：“（天会十一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宋代的文献中也有记载：“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91经过金代前期和中期的招抚流民和人口迁移，中原地区成为金朝境内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中都路、河北东路、大名府路、河北西路东部、山东东路西部共同构成人口密集分布区。中原地区人口的聚集为地区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金朝政府的扶持下，中原地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并成为金朝境内的经济核心区92。

根据韩茂莉的研究，河北地区的主要粮食生产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区。①太行山山前冲积扇地带。漳河、滹沱河等河流自太行山流出，在太行山山麓形成一系列冲积扇。冲积扇地带土壤肥沃，且地下水丰富，利于农业生产，金人记载说：“太行之麓，土温而沃。”93南宋使臣楼钥在出使金国时，路过太行山麓，在其著作《北行日录》中描述太行山山前一带“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可见这里的农业生产是相当不错的。②华北平原河流冲积淤土地带。华北平原上河流纵横，在沿河冲积淤土地带，土壤相对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③原宋辽边界塘泊区。金代原宋辽之间广大的塘泊水域已经成为金朝内地，已经失去军事防御意义。因此，塘泊在金代逐渐向农业区开始转化。金朝中期，朝廷积极鼓励开发农田水利，安肃、定兴、清苑等县开辟大量的水田，农业生产日渐兴盛。

在山东地区，山东西部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带。早在宋代，山东西部之益都府、兖州、东平府一线以西，在地理区域上与河北四路连为一体，是土地肥沃，盛产粮食的地区94。金代，这里依旧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如金代初年金朝对南宋作战，当时主要的粮饷就主要来自于此地，宋人曾说，金人“粮运所出，自来止藉东平、济南及淄、青、德、博等数州而已”95。大定年间，河北一带水灾，山东一带成为重要粮食来源96。

二、潞水漕运的确立

在迁都燕京之前，完颜亮先建设燕京城，并开始利用潞水向燕京运输物资。由于潞水在中都东部的潞县，经由潞水运来的各种物资需要经潞县中转而后再运至中都城。鉴于潞县的物资转输枢纽地位，天德三年（1151年），即海陵帝命张浩增广燕京城的同一年，金朝升潞县为通州。《元史·地理志》说：“金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97显然，通州之设是由于潞县据守水陆要地，是漕运枢纽，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服务于漕运。按《金史》记载，海陵迁都燕京后，打算南下征伐宋朝，遂于正隆四年（1159年）二月，下令“造战船于通州”，同年十月，海陵王“观造船于通州”98。宋人周麟之在其著作《海陵集》说：“金人每年于此（通州）造海船。”并记载当时造船情景，“大船辟舰容万斛，小船飞鹘何翾翾。传闻潞县燕京北，木梯翻空浪头白。近年升作北通州，谓是背吭宜控扼”99。海陵王在通州造战船，准备南下征伐宋朝，说明战船沿着潞水可以一直向南航行进入到中原地区，否则也不会在通州制造战船的。

金朝利用潞水将河北、山东的粮食运至通州，然后再转运至中都。按《金史·河渠志》记载，金朝漕粮运输采用纲运之法，“其制，春运以冰消行，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其纲将发也，乃合众，以所载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视与所封样同则受。凡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三日启行。计道里分溯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100。纲运制度创建于唐代，广德元年（763年），刘晏主持漕政，立纲运法，他把10只船编为一组，是为一纲，每纲篙工50人，官兵300人，武官押运。金代潞水漕运一年分两次运输，与元明清时期潞水漕运从春至秋无间断运输相比，显见潞水漕运早期尚未完善。

《金史》还记载与潞河相连接的通漕之水，“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他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101。河北平原上的旧黄河、漳水、衡水、拒马河、沙河等河流，皆汇聚于信安海堧，所谓信安海堧，堧即壖，意思是河边地。马永赢通过研究，认为壖是指江河湖海边的空地，那么到底是指岸上空地，还是水滨滩涂地呢？马永赢进一步运用文献进行考察，《利济庙记》“初庙于湖壖……，乡人孔泽、赵瑗谓：地势洼狭，非立伽蓝之所”，南宋“大江之壖，其地广袤，使水之蓄泄不病，而皆为膏腴者，圩之为利也”其意指大江边空地，可用圩阻水，变为良田。司马光《类篇》卷三十九释壖为“一曰游地、水滨地”。由此可见，壖就是与水相接的滩涂地102。信安海壖即信安靠海边的滩涂地。显然，这几条河汇合在海边以内不远处的陆地，漕船先抵达这里，然后溯流而至通州，这条溯流而上的水路，即金中都东部的潞水。那么，信安海壖在哪里？按唐代的三会海口大约在天津杨柳青附近，《金史》所说漕船合于信安海壖，自然是受河流汇聚于此的地理条件影响，因此信安海壖约在唐代三会海口附近。卞僧慧经过详细考证，认为信安军东界约在天津西青区北部或天津旧城以西一带103，信安海壖当位于此。另据《大元海运记》记载，元代漕粮分为南粮和北粮，在记录南北仓添鼠耗则例时说，运输南粮的粮船自直沽至河西务，河西务至通州，通州至大都几段路程计算鼠耗，北粮漕船按自唐村等处运至河西务，河西务至通州，坝河运至大都等路程计算鼠耗104。元代北粮漕运利用的是金代漕运系统，即依据金代漕船在信安海壖汇合，再溯流北上的制度。元代北粮自唐村等处开始算粮耗，其作为漕粮运程粮耗的起始点，很可能是金代的信安海壖所在地（图3—1）。

图3—1 金代中原主要产量地与漕粮运输路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和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绘。

金代首次实行潞水漕运制度，最初漕河管理尚未归属地方，遂导致漕河运道淤浅，致使漕运大受影响。直至泰和六年，朝廷开始确立漕河所经地方州县负有维护运道的职责，情况才有所改观。

（泰和）六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於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为府三：大兴、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沧、清、献、深、卫、浚、滑、磁、洺、通。县三十三：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临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靖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临彰、成安、滏阳、内黄、黎阳、卫、苏门、获嘉、新乡、汲、潞、武清、香河、漷阴105。

从上述文字记载来看，潞水漕渠经过潞县、武清、香河、漷阴四个县，与今日北运河经过的通州、香河、武清、天津等地是一致的，这说明潞水河道自金代至今其变动幅度不大，其具体经行路线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探讨。漕渠沿线州县“提控漕河事”和“管勾漕河事”的设置，是朝廷为了维护漕运水路的重要措施。按照规定，州府官和县官皆需负责督运漕粮，又要维护河岸堤防与疏浚河道。为进一步强化漕河运道的管理，泰和六年十二月，“通济河创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106通济河，当是潞水，朝廷设置巡河官，专门管理漕河闸岸，针对漕河的管理职能大大加强了。

三、金中都城附近漕渠治理

1.大定五年疏浚旧漕渠

金代漕粮从河北、山东等地经潞水运至通州，然后把粮食再从通州转运至中都城。在中都和通州之间，曾有旧漕河存在。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同年十月，金世宗出近郊，见运河湮塞，遂询问原因，主管官员说是由于户部没有好好经划所致。于是，世宗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备说：“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107大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疏浚方案，提出征发夫役数万人。世宗说：“方春耕作，不可劳民。以宫籍监户及摘东宫、诸王人从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军夫补之。”108从本段文字可以看出，中都附近有运河，当时已经湮塞。这条河很可能位于通州和中都之间，所以世宗才会联想到自通州陆运漕粮的事情，进而质问有司为何不考虑采用水运。那么这条运河到底是哪条河，目前未有定论。有人认为从中都以东的几条水道看，当是疏浚辽代使用过的萧太后运粮河。这条辽代旧渠，疏浚比较简便，运粮离中都最近。蔡蕃认为金世宗看到的湮塞运河很可能是坝河109。侯仁之认同蔡蕃的意见，并认为这应该是262年和565年先后引高梁水东接坝河以会于潞河的故道。到金朝初年，可能曾利用它作为通漕济运之用110。于德源根据金世宗多次出城观稼以及行猎和祭天等活动情况，认为这条旧漕渠很可能是今北京西北的高梁河。

这条河疏浚之后，文献上就没有了下文，很可能没有发挥作用。《金史·河渠志》曾这样说：“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故常从事陆挽，人颇艰之。”111通州比中都城海拔低20米左右，距离仅50里，地势陡峻，水流下泄较快，存水不易，导致河流浅涩，漕船无法航行。当时在这条运河上尚未使用河闸节制水流，这当是此次疏浚旧运河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为此，通州至中都之间的粮食只能通过陆运进行，成本十分高昂。

为了解决通州至中都之间的漕粮运输问题，金朝在中都附近曾几次修浚中都附近的河流，试图利用水运把粮食运到中都城。

2.大定十二年开挖金口河

或许由于前述漕渠没有发挥作用。大定十年（1170年），有人建议引卢沟河水济京师漕运，金世宗高兴地说：“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于是命人计算工程量，需要征发京城千里以内民夫，当时因山东岁饥，不便征工挖河作罢。大定十一年十二月，主管官员再次奏请开河引水，“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大定十二年三月，世宗命重新核算工程，结果只需五十日。于是开工挖河，由麻峪开引卢沟河水，于今石景山北麓开凿金口，再由金口向东开渠，在今北京西郊半壁店附近转向东南，经今玉渊潭南折入中都北护城河，下接闸河，这就是金口河。根据今人考证，金口所在是今石景山麻峪村东石景山发电厂院内洼地。卢沟河水自此引入开凿好的渠道，东行至中都城北护城河，然后向东抵达通州之北，汇入潞水。但是，由于从金口至通州的地形落差较大，纵坡陡，水流急，金口闸下视都城140尺，平均比降2‰多，中间仅有玉渊潭，调蓄能力有限。同时由于永定河泥沙含量大，不能用河闸节制水流，金口河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金史·河渠志》说明其原因，“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旋回，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卢沟河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年流量分布不均，泥沙含量高，水急则冲蚀堤岸，水缓则泥沙淤积，不利于航运。金世宗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不过，该建议没有得以实行112。此次开金口河引卢沟水通漕工程失败。

金口河引卢沟水，还引发了洪涝灾害问题。大定二十五年卢沟河洪水暴发，河水在上阳村附近决口。此前，卢沟河曾在显通寨决口，朝廷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堵塞决口。因再次决口，朝廷恐枉费工物，遂不加以治理。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高一百四十余尺，止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傥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113。世宗认可了宰臣的第一种说法，遂遣使塞绝了金口河。故《金史·河渠志》说：“世宗之世，言者请开卢沟金口以通漕运，役众数年，竟无成功。”114开金口河引水失败，北京至通州之间水路运输无法解决，漕粮依旧从通州陆运至京城。

3.泰和四年开凿闸河

自大定年间开金口河引水工程之后的30多年，金朝再次开凿闸河以通漕运。《金史·韩玉传》中有记载：“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115这说明翰林院应奉韩玉提出开漕渠运粮至京城之策。《金史·乌古论庆寿传》中又载：“泰和四年，迁本局（近侍局）提点。是时，议开通州漕河，诏庆寿按视。漕河成，赐银一百五十两、重币十端。”116由上述两段文字可知，泰和四年（1204年），韩玉建言开凿自通州至中都漕河，金章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乌古论庆寿督工开凿漕河，并取得了成功。

于德源在《北京漕运和仓场》一书中认为这条运粮漕河就是西起中都，东至通州的闸河，其河道主要是利用了金世宗时期开凿的金口河的旧河道。《金史·河渠志》说：“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牐以节高梁河、白莲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由于中都至通州地势下降约20米左右，为防止河水下泄致使河道存水不足影响漕运，遂在开凿的漕河中修建数座水闸以蓄水通航，因而此河被称为闸河，闸河即今北京城至通州之间的通惠河的前身。闸河能够通航，关键在于新水源的开辟，闸河引用了高良河（高梁河）、白莲潭（积水潭）等水源，另根据侯仁之研究，闸河还引用了今昆明湖的湖水以济漕运。水源的开拓大大增强了闸河的输送能力，漕粮自河北、山东等地抵达通州后，“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闸河的开凿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通州至金中都之间的漕粮运输效率，并为元明清时期通惠河的开凿埋下了伏笔。尽管金朝后期开凿闸河解决通州至燕京之间的漕粮运输问题，但是闸河在实际使用上或通或塞，并未取得理想效果，故通州至中都之间漕粮转输仍旧以陆运为主。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大举入侵，河北、山东受战火袭扰，金宣宗被迫迁都南京（开封）。自泰和四年至贞祐二年，闸河使用时间不过十年，且淤塞不定，在金末元初的战争中，闸河因弃用而湮没。

泰和年间，金政府曾对中都附近漕河进行整治。

（泰和）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犯屯田户地者，官对给之。民田则多酬其价117。

显然这次对旧有漕河的改凿，是开挖新河道。按《金史·河渠志》记载，霸州巨马河也是金朝重要的漕运河渠，此处霸州的故漕河，很可能是巨马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