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数量、规模和效益

明清时代山西境内水磨（碾、碓）数量相当惊人，分布也极其广泛，并非彻底衰落。明人王世贞《适晋纪行》中有“三十里抵清化镇，山西之治器集焉。渡清河，田禾盖茂，嘉树蓊郁，居人引泉水为长沟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属”，记述了他在山西清水河源头观察到的水磨情形，但是明清时代山西的水磨数量及分布远远不止于此。明清时代，山西一些具有悠久水利开发史的泉水灌区在充分发挥水利灌溉效益的同时，水力加工业的发展也相当迅猛，在地方社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如太原著名的晋祠难老泉，其水利开发利用史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晋祠水磨则大约形成于宋嘉祐五年（1037）南北二河分水之时。据清末民国时期当地名绅刘大鹏先生所撰《晋祠志》记载，直至光绪末年，晋祠正常生产的水磨共74盘，其中北河20盘，中河28盘，南河11盘，陆堡河15盘。至于水磨的生产能力，有“北河水磨共二十盘，每盘一日磨粟一二石至三四石”102的记载。另据当地人回忆：一盘水磨一日可加工两担面（一担168市斤），碾三担米，大磨一日可磨面四百斤到五百斤。由于晋祠水磨坊发达，甚至影响到太原地区粮、面的价格。晋水南河王郭村75岁的任海生老人提到本村民国时期一位外号“蚕相公”的王姓财主，拥有三盘磨，九百亩土地，得意地宣称“三盘连夜转，九顷不靠天”。晋祠一带风俗，富者以有水磨为美产，商人以守水磨为良业，昔日商贾林立，车水马龙，水磨旋转，市场繁荣，晋祠遂成为米面交易中心。每天都有一批送面队伍到晋阳城和清源等地，河东刘家堡、北格等村的粮食多运到晋祠加工。西山煤矿众多，拖煤用大量青壮年，是粮食和米面的主要消费区。103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网络，加上“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难老泉水，保证了晋祠水磨业的长盛不衰。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晋祠泉水流量出现下降趋势，七八十年代水量锐减，1993年竟至干枯。随着水量的减少，加之50年代电磨的应用和普及，晋祠水磨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与晋祠类似，20世纪50年代以前水磨在介休县洪山泉地区也相当普遍，是村民从事制香与粮食加工的主要机具，分布于洪山、石屯、磨沟等地区。有资料显示，由洪山源神庙至石屯沿河磨坊计有：武家磨、桑树底磨、宋家磨、玉皇桥磨、上南崖底磨、乔家磨、三河磨、水碾磨、老磨、桃沟磨、梨园磨、圪洞磨、下南崖底磨、贾磨、下新磨、刘家磨、枣园磨、王大磨、小磨、花椒树底磨、华严寺磨，共21盘；驾岭河至东狐村计有：龙头磨、龙家埠磨、水平磨、上水碾磨、下水碾磨、罗家磨、侯家磨、梨树园磨、头盘磨、二盘磨、窑窑磨、十二盘、十一盘、十盘、九盘、八盘、七盘、六盘、五盘，共19盘；由东河桥往磨沟至洞儿磨，共计13盘。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当地开始大量使用电磨，水磨才逐步被淘汰。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当地仍保留着5盘水磨用于加工神香面料。104

水磨业在洪洞、赵城二县的霍泉灌区也极为普遍，是当地一项重要的产业门类，效益极高。据道光《赵城县志》记载：“东乡水地居半。侯村、耿壁、苑川间多高阜；胡坦及广胜地皆平衍，得霍泉之利，居民驾流作屋，安置水磨，清流急湍中，碾声相闻，令人有水石间想。”105由于水磨数量庞大，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磨捐一项，如民国《洪洞县志》记载：“水磨戏捐共有若干，前知事未据声明也。知事查历年账簿，磨捐一项，每年平均约收钱贰百千文。戏捐一项，每年平均约收钱一百五十千文。”106有关霍泉灌区水磨的数量，各代记载多有不同，但从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金天眷二年《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记载了庆历五年洪、赵二县争水时涉讼双方所提供的霍泉河水浇灌数据，“霍泉河水等共浇溉一百三十村庄，计一千七百四十户，计水田九百六十四顷一十七亩八分，动水碾磨四十五轮”。雍正三年《南霍渠渠册》则记载：“道觉村磨六轮，兴一十二夫。辊二轮，兴二夫。东安村磨三轮，兴六夫，西安村磨四轮，兴八夫，辊二轮，兴二夫。府坊村磨二轮，兴四夫，辊一轮，兴一夫。封北村磨二轮，兴四夫。南羊社并南秦村磨一轮，兴二夫。封村磨二轮，兴四夫，辊一轮，兴一夫。”可见，雍正时期南霍渠水磨总计共20轮，水辊6轮。同治九年南霍渠《泰云寺水利碑》则有：“南霍十三村分上下二节，上管五村，下管八村，上节浇地二十八顷，水磨三十五轮，系上节掌例所辖也。下节浇地四十二顷，水磨二十一轮，系下节掌例所辖。”自雍正三年至同治九年，南霍渠水磨已发展到56轮，增加了36轮。另据洪洞县《广胜寺镇志》记载：“本镇水磨最早始于1218年，当时在南北霍渠及古小霍渠流域开始利用自然落差建造水磨。”“解放初期，水磨的发展迅速，据说在10年之内南北霍渠畔就发展水磨45轮。1958年间，仅本镇小小的严家庄就有水磨7轮，道觉、圪垌俗称38盘磨。”“据不完全统计，北霍渠有水磨25轮，南霍渠有水磨41轮，小霍渠有水磨16轮。”“广胜寺镇利用得天独厚的水利和地理优势，水磨发展曾一度兴盛，延续时间相当长，达750余年。全镇共计水磨82轮，每轮日产值30元，年值5000元，全镇水磨年产值41万元。”107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形。

笔者在霍泉灌区的调查也证实了水磨对地方社会中的持久影响，据霍泉水利管理局张海清先生（56岁）讲：“过去北霍渠水磨很多。其中，后河头村解放初一个村就有32盘磨。水磨主要用来轧花，把籽棉磨成皮棉，也可以利用水力弹花、碾米、磨面等。北霍渠东太吉、西太吉等下游村庄也有水磨，但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中游。安置水磨受地势落差影响，比如南家庄因没有跌水就无法安设水磨，后河头村和南家庄隔一条沟，有落差，因此磨很多。过去磨主都是有钱人家，好光景。”“有磨的人家一般都很富裕，是好家，有闺女都愿往这些人家嫁。” 108从民国《洪洞县志》人物志中记载的一位水碓主的事迹中，也能看到水磨为业主带来的重要经济收益，据载：“孙世荣，马头村人，乡饮耆宾。嘉庆间岁饥，以积粟百余石，贱值出售。家置水碓数处，有载糠秕赁舂者，荣怜之，易以嘉谷。后岁熟，人归偿，辞不受。”此外，霍泉灌区一些村庄还因水磨而得名，说明水磨对地方社会的重要意义。如磨头村，原名凤头村，因该村的水磨是霍泉七分渠下游的头一盘磨，遂更名磨头村；王家磨村也类似于此。清初，该村吴、王两家以广胜寺水源为动力，在七分渠旁建了三盘水磨，附近村里百姓常到这里磨面，故称“吴王磨”，后来，吴家迁移，便改名为王家磨。109

再看一下临汾龙祠泉的水硙情况。龙祠水利开发始自西晋。早在唐、五代时期，当地人就已开始利用泉水的落差，使用水磨、水车，用来磨面、碾米、提水和榨油。由于泉水流量的基本稳定，不但保证了临汾、襄陵数万亩水田的灌溉，而且各河上鳞次栉比的水硙也成为该泉域一项重要产业。直至1952年，全渠93盘水磨仍然保持着经常性转动，平均每盘磨一日磨麦六石，共可磨麦子五百五十八石，供给临、襄二县汾河以西十几万人民食用。在夏季灌溉用水较多、磨面也较多的时期，很多水磨将水量减少，把水集中到磨河沿渠二十余盘水磨上，仅十余天时间即可把二十万石麦子磨成面，可见斯时水磨运行效率依然十分显著。

由此可见，对于该泉域内任何一个村庄而言，平均拥有3盘—5盘水磨是很正常的现象。前述山西其他泉水灌区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这就表明：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在广大泉水灌区并未因河湖演变、人口增长、土地增加、森林植被减少、气候干旱等影响走向彻底衰败。恰恰相反，上述地区的水磨业在明清时代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和数量，在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山西境内南北诸大河如桑干河、滹沱河、汾河及其支流涧河沿河也有为数不少的水磨，一些地区甚至自明代以后才开始发展水力加工，这至少可以表明：明清时代的山西地区仍有保证水力加工用水需求的基本能力。以位于桑干河源头的朔县神头泉为例，自明万历末年才由当地名宦、受魏忠贤迫害而赋闲在家的八府巡按霍英提倡始得以利用，水磨油坊先自霍家庄办起，随后在神头、司马泊、小泊、马邑、水磨头等沿桑干河源头的村庄陆续兴起。最多的时候，水磨达万座，油坊150多个，兴盛达360余年。由于油品质量高、信誉佳，内蒙古集宁地区、河北张家口地区和山西雁北地区所产的胡麻，大多运来此地加工。每年农历七月至次年四月加工期内，空中油香弥漫，相当兴旺。一个油坊日平均榨300多斤胡麻，150个油坊每年能榨1500万斤，可产油品450万斤。当地有民谣称：“桑干河源泉水清，水磨油坊似春笋。此地胡油名气大，保你吃来香又纯。”所产油品大多销往内蒙古、河北和山西本省。清代，还销往北京，进入皇宫110，成为皇室贡品。

平定县娘子关附近村庄使用水磨水碾的历史也很久远。元中书左丞吕思诚的《五渡河磨诗》描述了当时水磨桔槔遍布河滩的状况，诗云：

满腠曲屈水淙淙，喜听罗声自击撞。笑我贫家无麦垄，看君高堰筑桃江。

不须著力身还转，政使乾坤气未降。说与汉阴痴老子，桔槔功利胜罂缸。

至清光绪刊本《平定州志》中仍载有“州东九十里娘子关下磨河滩有水磨，夫水资灌溉，通舟楫，而粤、楚、予、章、闽、浙间溪流湍急，多堰水激机，设水磨、水碓，更有筒车代桔槔，兹亦间有此，固水利之一端也”。1992年新版《平定县志》对当地水磨、水碾的状况还做了历史性回顾，“新中国成立前，水磨、水碾多系有钱有势人家傍泉修渠引水，于近村安设，这种水磨俗称河磨，均在每年秋末开业磨面，次年立夏停磨避洪，秋末重建，再行开业。每盘水磨昼夜可磨面650公斤，碾米5000公斤”。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电磨、电碾逐步发展和普及，但水能条件好的地方，水磨水碾尚保留有一些，“据1990年底统计，娘子关镇坡底、城西、河滩、河北、娘子关等村，仍有水磨、水碾27盘”111。从90年代末期尚存27盘水磨、水碾的数字来推断，清代和之前的水磨、水碾数量应更为多见。

处于滹沱河流域的晋北繁峙县也有关于水磨的较早记载。该县沙河镇东南12公里天岩村，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岩山寺文殊殿壁画，系金大定七年（1167）宫廷画师王逵等人绘制。其中位于东壁中部的《水推磨坊图》，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本地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山前水畔的一处磨坊，片石为基，茅草覆顶，周设栅栏，机轮、磨盘装置其中，水推磨旋，磨眼中放入的果实一会儿就变成磨缝里磨出的面粉，一旁的舂米机与水磨相连充分利用水流驱动而工作。一幅水碧山青、逐水而居、充满生机的生活画面。古老的建筑与绘画文本仍在向后人展示着八百多年前的水磨生活。可见，金代繁峙县在水流经处设置水磨并非什么不同寻常的风景。据1995年版《繁峙县志》记载：“利用水流落差，冲击原理，配套涡轮式传动装置，带动石碾石磨，日磨面千斤以上。峨河、羊眼河、青羊河、老泉头一带村庄，自唐时已开始使用水碾水磨。”112对于当地水磨业衰退的时间，缺乏进一步的田野调查资料，暂且存疑。由于水磨业相当兴旺，当地一些村庄以“磨”来命名，如羊眼河下游的“水磨村”、青羊河上游的“碓臼村”、峨河下游的“碓臼坪”、“南磨村”，等等。以上系明清以来晋北地区水力加工业的大体状况。

明清时代晋中与晋南地区沿河设置水磨、水碾也不在少数。位于吕梁山区的汾州府峪道河沿岸过去曾有水磨数十盘，其消失年代距今不远。1934年营造学社的先哲们调查晋汾古建筑时，在调查报告中记载了当时水磨已去、风光尚存的情景：“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静的磨坊，便也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113这次古建筑踏查，梁思成、林徽因与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同行，住在由旧磨坊改成的“别墅”里。林徽因为此留下了散文《窗子以外》，其中有一段关于磨坊的描述：当地磨坊伙计闲话道，“那里一年可出五千多包的面粉……这十几年来，这一带因为山水忽然少了，磨坊关闭了多少家，外国人都把那些磨坊租去做他们避暑的别墅”114。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峪道河水磨的衰落主要可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汾州大量使用现代机器磨面，取代了水磨的传统地位；二是山水突然减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峪道河水磨的衰落只是在民国初期才出现，此前的明清两代曾一度相当兴盛。

洪洞县是晋南地区水磨数量最多，水力加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前已述及洪洞县霍泉灌区为数甚众的水磨业的发展情况。该县境内汾河及其支流泉涧流经的地区也大量安设水磨水碾，蔚然大观。据光绪三十四年重修《通利渠渠册》记载，处于通利渠上游的石止村有磨一轮，马牧村磨6轮。其中，自清代乾隆年间起发家的马牧村巨富许家即占有四轮，此外在北霍渠后河头村还置买水磨十余轮。115光绪十二年，通利渠上游赵城瓦窑头村新开式好、两济二渠，“浇地为数不多，专认转磨盗水”，令通利渠“数十年来水不敷用”，双方兴讼。据载，式好一渠“共设水磨三十余盘，非厚用水力莫能动运其磨”，两济渠水磨数目不详。但是为保证水磨正常运转，二渠不惜截夺通利渠水利，于是造成光绪末年长达十余年的水利纠纷。另据调查，古代通利渠建有水磨34轮，丽泽渠建有水磨27轮，润源渠建有水磨23轮，其余各大河流沿河建磨共117轮，全县水磨共计246轮，每轮日产值30元，年值5000元，全县水磨年产值147.8万斤。116为了缓解农田灌溉用水与水磨水碾用水的矛盾，经官裁断，出台了下述用水办法：“各渠水磨有碍水利，关乎万民生命，春夏秋三时概行停止，以便溉地。惟冬月水闲，准其自便转用，以示体恤，并此后不许再添水磨。”117由于清末汾河水流无常，对二者矛盾的调节中，历来就遵循传统时期以农为本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水力加工与农业灌溉争水的矛盾并不只是水资源不足的条件下才发生的现象，同样的规定早在唐代《水部式》中就有专门条款。例如，处理灌溉用水和航运以及水碾、水磨的用水矛盾。一般来说，它们的用水次序是首先要保证航运、放木的需求，尔后是灌溉。而一般只在非灌溉季节，才允许开动水碾和水磨。在灌溉季节里，水碾和水磨的引水闸门要下锁封印并卸去磨石，而如果因为水力机械用水而使渠道淤塞，甚至渠水泛溢损害公私利益者，这座水碾或水磨将被强迫拆除。总的精神是：“凡有水灌溉者，碾硙不得与争其利。”118在这一点上，确实如王利华先生指出的那样：“水利加工和水田灌溉及其他用水之间的矛盾并不始于唐代，也不止于唐代，而是差不多贯穿于华北水力加工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尽管如此，清代汾河各渠水磨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不同的只是上下游分布格局上发生的变化。

汾河在洪洞境内的支流之一­——洪安涧河沿岸引水灌溉、发展水磨的历史也较久远。康熙《平阳府志》山川卷中仍有“临河居民多引溉田，洪邑之人文盛盖赖此云”的记载。与此同时，水磨业与灌溉争水的矛盾也常有。金贞元三年，沃阳渠长状告润源、长润二渠“创建水磨拦截了天涧河水，不得浇溉民田”119，经官断定，润源渠只许用梢石添堰，不许用泥土垒堰。长润渠自润源渠石堰下一百步内，同样也只能用石头梢草截涧河置堰，以便有透流水供下游的沃阳渠使用，“如此三渠水户子孙相继，今数百年，不为不久；五谷百草转磨所获之利，不为不多”。时“润源渠口阔七尺二寸五分，其渠历经八村，浇地一百四十四顷三十三亩，动转磨二十五轮”120。有关元代长润渠水磨的数量，虽未见资料记载，然而嘉庆年间重修《长润渠渠册》记载各村使水名夫中兼有水磨的信息，据载“董寺村三十夫，合使水四十时，古县村六十夫，合使水八十时，外有磨一轮。蜀村三十一夫，合使水四十一时，外磨一轮。东西师二十二夫，合使水二十八时，外窝磨。苏堡村九夫半，合使水一十一时，外磨一轮，下鲁村八夫半，合一十时，磨三轮，外小窝磨一所”。合计有磨7轮。由此来看，金元时期润源渠已有25轮水磨，处于该渠下游的长润渠在清代嘉庆时期仍有水磨7轮，因上游用水较下游便利，因此可以推测：清代润源渠水磨数量应不会减少太多。这一点，在康熙三十九年重修的《润源渠渠册》条例中可略见一斑，如渠例第十五条规定：“本渠各村磨碾聚水漏坏渠身，磨主不时修理。磨上以百五十步以内，透漏渠水者，磨主罚白米一十石。”第十九条规定：“本渠磨碾原有者，磨主及时淘浚渠身，不得用板栈堰有碍浇地，如有创修者，许递供状，各村公议无碍于渠，准其修建。若有豪强之家，不递供状强建磨所有碍于渠者，许八村人即时拆毁，仍罚磨主白米五十石。”以上有关洪安涧河水磨数量及其使用条规的记载，至少表明明清时代即使是汾河的支流，设置水磨也是相当普遍的。

由此可见，山西省的水力加工业在明清时代仍然保持较大数量和规模，尤其在出水量较大的传统泉水灌区，直至解放初期水力加工业仍然大量存在，仍然是乡村社会极为重要的动力机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论言所言华北水力加工业“在明清文献阙载”、“明清时期已经彻底衰退”121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