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错位身份的反观与“中国想象”指符

沈从文“乡土中国”的建构离不开其城乡的移位，正是因为他出入城乡文化之间，才让其中国想象具有了文化参照系。于是，都市文明的现实刺激激活了沈从文持存于心的心灵记忆，他乐此不疲地搜寻乡村记忆，并将这种记忆诗意化地通过文字表述出来，并以此来作为都市文明的“照妖镜”。在其中，沈从文所渗入的情感态度也不一样，有了都市的存在，乡土的美好才显得难能可贵。沈从文喟叹美好的事物是短暂的，也即是这种城乡互渗思维的写照。落实到人身上，沈从文的城乡模式将农民与知识分子整合于现代中国动态的文化语境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乡土”并非落后、愚昧、野蛮、劣根性的代名词，而是沈从文在都市文化的浸淫下产生的与乡村、乡民之间的某种精神血脉联系。当沈从文离开乡土进入都市成为“职业”作家始，他对乡土的情感指认、价值评判将会在都市语境下的文学实践中生产出来，形成乡土语境原本无法实践的文学场。这反过来又将城乡统一起来了。对此，有论者认为，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文学“乡土”在中国的崛起，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乡土”的形象是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逐步清晰的1。乡土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动导源于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风云变幻，沈从文的乡土情感不只于社会生活的横向描摹，更折射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动的踪迹。更为重要的是，城乡的现代演进过程中，文化间的碰撞所滋生的裂隙深深地刺痛了沈从文的内心，使他远比生于斯、死于斯的乡民更具有文化的反思意识。这诚如赵园所说：“‘知识分子’比农民有更严整的‘传统人格’，流寓于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知识分子自居为乡下人，亦出自比农民自觉、自主的文化选择、价值评估。”2

一、“乡下人”定位与边缘心态的体认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画廊中，城乡空间的相互观照是众多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中国认同与建构的重要方式。沈从文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高度颂扬乡土的美好，但又决绝地离开；另一方面他在现实中急切地想进入都市，却在他的小说中将都市视为弃物。这主要是基于其乡土书写的独特方式以及其“乡下人”的身份定位而确定的。毋庸置疑，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的生成与苗汉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是分不开的。其情形正如他在《我的小学教育》中所说：“在镇竿，……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3湘西这种汉族与苗、土家等少数民族互动交融的文化生成于湘西社会“百年孤独”的历史境遇中。湘西历来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在这里的乡民历代被鄙夷为“贪残难训”的“土蛮”和“苗蛮”。无论在时间中，还是在空间上，他们的生存都处于一种远离中心的状态。由于“处江湖之远”，其受到中心话语的控制较少，其结果是与自然更为亲近，并且在近乎原始的文化语境里获得了较为同一的集体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乡下人”的身份定位为沈从文的中国想象实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同基础。在乡土文化共同体中，他将其共通的规则、记忆与文化娓娓道来，在人和事的安排上设置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密码，这与都市文明是相去甚远的。沈从文第一次使用 “乡下人”一词，始于1931年连载于上海《时报》的文章《记胡也频》，他指出：“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在该文中，他还阐释了其与丁玲性格的相似：“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4这是沈从文文学观念的心理表征，也基本奠定了其文学创作的一贯观念。

1934年12月，沈从文发表的《萧乾小说集题记》被认为是其正式阐明“乡下人”观念的一篇重要文献。他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5在这里，沈从文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侨寓于都市多年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在都市现代文明的淘洗下，并未褪去其乡土本色，尽管“乡下人”所学的、宗教信仰与“我”的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依然尊敬他们，把他们当朋友。文中所指称的“乡下人”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上而言，进而延伸到个体存在状态及生命价值体系之中。而“都市人”的生命状态是“我”所不取的，都市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是与“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大相径庭的。由此，“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立思维也因此确立了，成为沈从文小说中始终存在的“张力”性存在力量。

1936年1月发表的《习作选集代序》，以“乡下人”对“你们” “先生”的谈话为叙事方式，呈现出了两类人不同的创作标准、思维形态、道德评判：“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诡诈……”6与《萧乾小说集题记》相比较，《习作选集代序》中的“乡下人”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而且还体现在主体的思想方法上。“乡下人”思想的获致除了来自“湘西”这一地域空间的影响，还来自于其特殊民族思想文化的淘洗。基于此，沈从文进一步提出了“乡下人”的理想生命形态——造“希腊神庙”，供奉“人性”。 在这里，“希腊神庙”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蕴的“能指”，其“所指”是生命自然舒展不受压抑束缚的古代希腊。而这种文学理想的确定也成为沈从文小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要提到的一篇文章是《水云》。在其中，沈从文将“乡下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叙述得非常深刻。“乡下人”定位已经不再局促于文学层面，更侧重其在思想上的特殊表现。沈从文六次以“乡下人”自称，这一时期的“乡下人”定位，明显具有思想上的边缘性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孤独性特征：“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是什么？……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7沈从文创作的都市题材的小说不能定义为纯粹意义的都市小说，因为他并没有从都市的立场、眼光出发来体验都市，而是将其与他的湘西小说并立而置于一个参照系统中，重点是为了突出和彰显他的乡土文化理想。因此，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乡下人”的边缘性也就明确地体现出来了。

沈从文知道，在湘西是无法实现其“要读书” “要救国”的梦想的，他必须走出家乡到都市中接受现代思想和洗礼。然而，都市并不是他真心向往的精神家园，这种错位的身份所带来割裂的痛楚始终缠结于他的内心。沈从文说过：

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日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远离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育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的一部分生命的腐烂。8

在城乡参照的价值系统中，沈从文发现了自己对于都市文明的“不感冒”和“不适应”，都市文明也正一步步吞噬着其原有的精神品质：“你们给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到如今，向前证实的特性机能已荡然无存，生的光荣早随你们已死去了。皮面的生活常使我感到悲恸，内在的生活又使我感到消沉。我不能信仰一切，也缺少自信的勇气。”9正是这种意识的存在，他才倔强地去坚持与都市格格不入的“边缘心态”。“边缘”是相对“中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各自有一套属于自己属性的话语。这两套话语形成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彼此所处的“位置心理”。沈从文的“边缘身份”是由“地域边缘”与“文化边缘”两方面相加潜移完成的。“边缘身份”在与“中心身份”的对照和紧张中不断地强化着他的“边缘记忆”和“边缘心态”。这种“边缘身份”除了表现为远离城市的乡土姿态，还体现为远离政治的生命情怀。他认为都市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10。在《焕乎先生》这篇自传体小说中，沈从文再度感慨北京城“充满了习惯势利学问权力”，他以一个知识者的眼光写出了文坛圈子里的世俗百态，他将自己定义为“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事实上，即使辗转所居住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昆明等都市的沈从文亦有边缘心态，刘文典讥笑沈从文不值几块钱之事以及穆旦所谓“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就反映了沈从文身处学院知识分子的行列中依然边缘且孤独的处境。11

沈从文在都市却不褪其乡土本色，这与其熟谙的地域民俗文化的点染和熏陶是分不开的。就地域文化所形成的传统而言，“远传统”与“近传统”的互动制导着沈从文的民族国家想象实践。“远传统”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集体无意识的资源和基因，这是一种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而滋养的文化质素，并逐渐成为沈从文小说中国想象的文化原型。而“近传统”则是指“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较大的现代传统，它破旧立新，指向未来。沈从文在这两种传统中穿行，他的小说粘连着较多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气息，但也从未离弃现代人文传统的审视。因而，我们可以从其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古典意境中体悟其中的现代隐忧和喟叹。而纵向梳理沈从文的小说，我们也能看到其“常态”之中隐藏的变动的讯息。如果仅看到沈从文小说所受的“远传统”的影响而忽视其内置的“近传统”的观照，是很难真正把控其小说深度和厚度的。

在沈从文看来，地域性与民族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12换言之，要了解湘西人的民族品性有必要熟悉其地域文化特色，发掘孕育民族性的地域文化母体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创作的文化心理及思维观念。沈从文出生在湖南边地湘西凤凰县，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势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用沈从文的话来说，该地是“被地图遗忘的角落”。湘西所在的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13。湖南自古从属“荆蛮之地”，这是相对于北方汉儒文化、中原文化主流系统而言的。古书早有记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矛决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予盟。”（《国语·晋语》）周天子认为楚是荆蛮，连参加盟会的资格也没有。楚人也认同这种言说，楚武王就说过：“我蛮夷也” “不与中国之号谥”14。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浪漫诗人，他的惊世之作《离骚》更是以其恢宏奇诡的想象、对理想生命人格的孜孜追求影响深远。这是楚地民风、民情的集中体现，正如萧兵所说的：“《离骚》尽管庄重、典丽、飘逸，但更有一重热烈，一种放浪，一阵嘶喊，那来由也不仅是个性的，而也有那个‘时代’的大胆，那个‘地方’的狂放，那个‘民风’的强悍。”15这在儒家所称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主流社会里是很难想象的。学术界有人把湘楚文化概括为：“厚积着民族忧患意识、炽热的幻想情绪、对宇宙永恒感和神秘感的把握。”16还有人说它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泛神思想，由此而派生了留美观念，重情倾向”17。沈从文的“自然生命”“率真尚情”“粗犷强力”“生命人格”观念和浪漫想象的抒情文风有湘楚“地域文化”的烙印。

沈从文坦言“楚人血液”给了他“决堤溃防的力量”，又赋予了其不可避免的“命定的悲剧性”18。当这个“乡下人”以“边缘地域”的身份步入异质文化领域（都市“中心地域”）时，异质文化的排斥性使沈从文出现种种“文化过敏”，“地域边缘”潜移到“文化边缘”。同时，沈从文作为都市的“乡土过客”，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修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都市现代物的不了解、现代生存习惯与规则的陌生……）使他在大都市中有强烈的自卑心理，不是社会将他推到“边缘”的位置，而是自身文化心理将自己送到了一个远离“中心”的位置。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本土之子，他对乡土的爱是沉浸于身心的一种近乎宗教的感情。在现代都市、现代文明新的刺激物的重压下，一种强烈的文化落差感和自卑感使他感到自己像处于都市的“边缘”。沈从文不止一次地申诉过自己的孤独：“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理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来的。”19“我的双脚和我的思考，在这个凌晨清新空气中散步，都未免走得太远了一点……”20这种“边缘”的尴尬境地使沈从文对自己的乡土、生命、人事有了更体己的眷恋。他痛苦地感受着湘西社会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历史“错位”，并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去凸显和放大潜意识中“文化边缘”的心理图示。沈从文创作的“边缘心理”与“文化边缘”使他脱离了20世纪30年代主流文学的政治话语，其孤独的文学道路也由此生成。

二、两次“返乡”与“吾丧我”的双重疏离

“侨寓”在都市中的沈从文感受最深的是充斥于繁华都市里的病态者，这种错位的刺激让其将目光转向未被世俗化的乡土。于是，他毫不掩饰地礼赞“乡土中国”以及简单而朴实的乡土文明。同时，他也将批判的对象指向了都市，在此基础上来审思理想生命的形态、精神以及发展的动向。当“五四”启蒙落潮后，很多现代作家深陷创作困境时，沈从文却在“乡土中国”的书写道路上不断地“习作”，积极参与到中国新文学的演进潮流中来，也因此，他对都市文化圈的态度也显得颇有些暧昧不明。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对政治无信仰”并非表示他完全放弃了对政治的关注、参照与批判，其真实的想法是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从审美的高度来强化文学的自主性。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沈从文并不一味反对文学近商，只是强调过度商品化会带来文学趣味的低俗。“作品变成商品，也未尝无好处。正因为既具有商品意义，即产生经济学上的价值作用。生产者可以借此为生，于是方有‘职业作家’。”21沈从文怀着改造民族国家的理想，选择以“文学”为业，在“窄而霉小斋”中没日没夜地写作，通过文学实践来实现自己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作为郁达夫所谓的“文学青年”，沈从文没有在大都市中迷失了自己天真的性灵及文学实践的初衷，他的边缘身份和心理印记让其不可能引领文学的主潮，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完全退守或躲进狭小的空间，其所建构的乡土中国形象力证了“30年代最后一个浪漫派”独特的话语实践。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构建中国形象的文学实践与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密不可分。在文学与生活的矛盾中，沈从文感到了无奈和失落，“对文学，自己是已走到了碰壁时候，可以束手了吧……说缺少信心，不如说缺少了更其重要的力。在一些琐碎的希望上，在一些固执的心情上，我把我的力全用完了”22。他自称是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23。那么，这么一个在现实生活之中频频碰壁，远离中心的“乡下人”何以会去践行想象中国的文学道路呢？事实上，文学修复和弥补了现实之中诸多无法实现的缺憾，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既有顺向的对应，也有逆向的悖反。沈从文也不除外。他的湘西小说不像启蒙主义者的作品，在写乡土时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平等想象的方式体验乡土生活的细微委曲之处。有论者注意到沈从文与废名的区别：“在以边缘化的心态表达边缘化的乡土人生方面，废名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是古典主义的优雅与宁静，虽然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显得很淡很轻；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则强烈地体现出了浪漫主义的奇异刺激与感动。这种风格差异来源于废名古典化的精神贵族式的人生趣味与沈从文平民化人生关怀之间的写作姿态的差异。”24同样是乡土书写，同样是温情的乡土叙事方式，沈从文的乡土中国建构也是独特的，沈从文非常关注乡土中国内蕴的精神——“生命”。在其中国想象的过程中，他采取社会进程向后看，把目光投注于“过去”（人类的童年），歌颂这种“人类的童年”的原始本真生命，生命道德提升向上、向前看的特殊思维方式。

沈从文的“乡土中国”书写贯彻着一种“还乡”的情节模式，这里的“乡”既是“原乡”，也是表征其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原点。沈从文有两次身体力行的返乡，而两次返乡的动机和体验是不一样的。1934年第一次踏上回湘西之路的沈从文不断地反问：“我这次回来为的是什么？”25他的回答是重温“一个日子长长的旧梦” 26，“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27，“翻阅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28。这里所谓的“温习”标示了沈从文返乡的初衷，都市生活的挤压驱使他返归到过去乡土生活的情境中去，进而幻化为一种来自乡土本身的召唤：“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熟悉的声音还在耳朵边。”29湘行路上，沈从文在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的书信《湘行书简》中写道：“一个人生活前后太不同，记忆的积累，分量可太重了”，“我直到如今，总还是为过去一切灾难感到一点忧郁”，“那些死去了的事，死去了的人，也仍然常常不速而至的临近我的心头”。30沈从文在写作《湘行散记》时还是没有完全释然曾经的压抑和苦痛，仍难以从那份噩梦和恐怖中完全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还乡是其宣泄这一情绪的重要出口。于是，沿途的风景和人事成了作家搜寻过去记忆的线索，在《从文自传》的开头，沈从文就写道：“拿起我这枝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31这一次对湘西的寻访和考察，沈从文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其与都市极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恰与作家心中所想的极为相似：“我来了，是的，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真令人高兴。”32作者曾经那份传奇而冒险的经历和经验在隔了十多年后重返故乡的那一刻被全部激活了。《湘行散记》中不断出现和重复着的“十四年前” “十五年前” “十六年前” “十四年后” “十七年后”这样一些时间字眼，将作家的思绪从当下拉到了过去。“我站在船头，思索到一件旧事，追忆及几个旧人。”沈从文坐在小船上，船行驶于河上，一切都是动态的，眼前景色不断刷新，作者思绪也紧跟着流动。表面上沈从文是心随时空游，但其内在结构上其实是时空随心游，作者的思绪经常由一点声音或场景散发开去，沿河的码头、河街、吊脚楼，以及船夫、水手、多情妓女，这一切对于沈从文来说太熟悉不过了，熟悉到仅凭记忆之眼，这一切人事与风景便鲜活地呈现出来。对此，赵园这样评价道：“湘西之行不过为这‘回忆’布置了最适宜的情境罢了。甚至你会以为即使不借助于‘行’，‘回忆’也兀自活着，在梦中或许更美丽生动。”33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后，那处处便有期待中的重逢与重温，文中一些具体入微的场景、真实的细节让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误以为是作者行旅中的眼前真实之景之事。还乡之旅成为“回忆”借以展开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回忆”才是此番湘行的主角。

1938年，沈从文第二次返归故乡湘西，其返乡的动机和第一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说第一次还乡中沈从文是根据自己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在作品里构建一个带有文化批判色彩的“湘西世界”；那第二次还乡时，沈从文直接将湘西当成思考对象，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湘西的过去和现状,以求在作品中揭露湘西面临的严峻问题，展示湘西真实的社会人生。他以一个湘西东道主身份，将当地的各个方面向外乡人做一个系统而客观的解释，以此作为回赠外人的“土仪”，以“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来到湘西为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34，希望能廓清外乡人对湘西的种种误解和片面化的印象。这一次的湘西还乡书写，其动机从私人、个体转向了民族、群体，从温习记忆、追溯往事转向了民族大义。对沈从文来说，“从《湘行散记》到《湘西》意味着从‘一个人的旅行’到‘一个民族的旅行’”35。尽管这两部散文集创作的时间间隔不算太长，但因为抗战等时代因素，沈从文此时的心境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某种程度上，《湘西》的民族大义、人性重建等具有时代共鸣的东西已取代了《湘行散记》的私语性抒情特征。沈从文希望能引起湘西民众尤其青年们的警醒，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弱点，引起湘西民众对人生向上的憧憬。沈从文此番还乡的立场不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湘西的群体。他在社会转折和民族危机的时刻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干预精神，此时沈从文作为一个还乡者，他与湘西的关系不再仅仅是过客意义上的了。正如金介甫所言：“使沈从文乡土文学作品更接近严酷现实的，并不是当时的文坛气候，而应归因于1933年至1934年和1938年春天沈的湘西之行。”36 这阶段的还乡更多注入了理性因子，他从早期向内的自我灵魂凝视转向向外的对广大人生的拥抱，摆脱了早期那种琐细的童年回忆，变得宏阔开放；他的创作也由对湘西特有的人生景况的诗意发掘转变为由此生发的对个人命运及整个民族品格重造的思考。这些都显示出沈从文深邃的思想。

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定位与其所认可的“五四”新文化所倡导的现代精神看似是矛盾的，实际上却是不相背离的。他一方面用一种远离中心的边缘文化心态观照着现实社会，强调自己与现代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与“五四”开启的现代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悖论式的思想表明沈从文文学思想中复杂的文化构成。正是这种兼容现代与非现代的思想使其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这种被悬置的漂泊状态撕裂着沈从文的内心，也深化了其对于城乡问题的思考。“城——乡”这异质的二元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是彼此参照的，同时也是互证自明的。城市是湘西的镜子，乡土也是城市的镜子，在城市的包围和侵蚀下，乡土缓慢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在都市文明的展现中已有端倪，同时，又在原始野性活力中显现了都市灵魂的沉沦。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正是沈从文着力追求的价值取向。通过城与乡的比照，沈从文的价值取向彰显无疑。然而，尽管沈从文始终坚守“乡下人”的立场，但身居城市的他却处于“生活在别处”的境遇，这种“吾丧我”的状态始终纠缠着作家的内心：

我应该回到我最先那个世界中去，一切作品都表示这个返乡还土的诚挚召呼。“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回到那些简单平凡哀乐中，手足肮脏心地干净单纯诚虔生命中去！我熟悉他们，也喜欢他们，因为他本是我一部分。”但仍然无从回去。37

魂牵梦绕的故乡是沈从文心灵的归处，但在都市摸爬滚打的人生经历却让他再也难以回到乡土，由此生成了无以复加的痛苦体验。对于沈从文而言，一旦离开了原乡进入都市，他就处于漂泊的状态，既无法融入都市，同时也再难回乡。这种双重隔离的状态始终纠缠着作家的内心。这正如他所说：“我的生活比较复杂，虽来自民间，却因为到都市一久，如同迷失了方向，再也回不了原来那个乡下。”38他两次重返湘西，却再也找不到记忆中那个乡土了：“只因为十多年不再到这条河上，一切极生疏了。”39他终于明白，“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40。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并不曾获得亲近原乡的机会，现实的乡土和想象的乡土之间的差异困扰和纠结着他，被都市和乡土双重梳理的沈从文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相反，因这种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关联，沈从文没有陷入对原乡神话盲目推崇的窠臼，其文学创作反而添生了更为深厚的思维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