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宁波沦陷后华美医院救治工作

1941年4月19日，日军于浙东沿海之镇海、石浦、海门、瑞安实施登陆，发动了宁绍战役，其作战目的是封锁浙江沿海海面，掠夺物资，并占领宁绍地区。4月19日镇海沦陷，20日宁波城区沦陷，22日慈溪县城沦陷，23日奉化、余姚县城沦陷。日军于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宁波进入了暗无天日之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1945年9月15日，侵占宁波之日军投降代表宇野节在江东白鹘桥附近与国民政府代表陈沛进行“洽降会谈”，9月16日日军撤出，宁波光复。在长达四年五个月之沦陷期间，宁波生存环境更加凶险和困苦，但华美医院一直没有撤离，自始至终与宁波民众共存亡，医院医护人员不顾生命危险，忠守职责，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救治疾苦。

（一）为四明山敌后抗战支援急需药品

宁波沦陷后，原有地方军政机关纷纷撤迁至四明山区，于敌后深山密林之中坚持抗战，除了对抗日敌、汉奸和匪徒，抗日军民还面临着各种传染病之严重威胁。游击区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流行着诸如疟疾、痢疾、疥疮等各种容易传染之疾病，成为敌后将士、民众难以解除之苦难与折磨。为了救治伤病，余姚流亡县长蔡竹屏受命于大岚山组建伤病医院，然药品严重短缺，华美医院虽然无法前往敌后疗伤治疾，但于幕后冒险为抗日军民输送药品。蔡竹屏回忆：“疟疾像毒蛇一样缠着士兵和学生。他们刚发过高热就须荷枪上岗。痢疾、肠炎也非常普遍。最讨厌人的是疥疮，几乎每个人都生着，我生了疥疮抓痒时，恨不得把自己周身的皮剥去一层。我们虽有医护人员，但办不到药品，这种灾苦是不易被人察觉和理解。宁波和余姚往内地做生意的人们，他们知道我们这些病痛，把我们疾苦传到宁波余姚两地医师的耳朵里，医师热忱地同情我们这批流亡受苦的公务员。宁波华美医院的丁立成先生和余姚惠爱医院的路萌棠院长，冒了危险，化了名，写了信，买了很多药品，托王宪成、朱起隆先生带到山头来。于是我们有了奎宁，有了红汞、碘酒和常用药品，使游击区的卫生条件好得多了。”94由此可见，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封锁线，及时给医院送来当时所急需之短缺药品，恢复了敌后抗日军民之健康，振奋了国人共赴国难家仇之信心，鼓舞了前线战士英勇杀敌之士气。

（二）坚守沦陷区赈济和诊治贫病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日正式开战。自此，于宁波沦陷区从事医疗服务工作之医院美方人员也面临着生命危险。即使如此，汤默思医师、韩碧玲（Willie Pauline Harris，1897―1977）护士等美方医护人员与中方医护人员并肩坚守于医院。华美医院于宁波沦陷期间之医疗救治工作，不仅没有因处于敌人势力之下而减少，反以当时民众之困苦而增多。

1937―1945年间，医院每年门诊病人数均超过1936年，均在20000人以上，其中1940年超过40000人，大多年份住院人数与1936年基本持平，其中1939―1941年均在2000人以上。1939―1941年间，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较其他年份急剧增加，一是因为这几年日军频繁轰炸宁波，包括1940年10月投掷鼠疫杆菌；二是由于卫生条件恶化，各种疾病横行，1938―1945年间华美医院年诊治各种传染病人数在15000人左右。1945年之《华美医院治疗统计各部工作数字报告》云：“查抗战期内之八年中，检讨各种传染病，以疟疾、花柳、肺痨等症增加最多，较战前约增一倍有奇。”95综上，因日军侵略，宁波战事频仍，民众疾苦深重，华美医院接诊或住院病人也由此增多，由此也可看出华美医院救治民众之贡献。

如上文已言，就是到了医院经费已非常拮据之1942年，华美医院仍在坚持赈济沦陷区之贫病民众，是年2月28日院务会议有如下议案：“汤院长提：本院救济事业应否照常推进，请核议案。议决：每月自经常费下拨支二千元专作恩施之用，即每病室设置恩施床两张（每床以二百元计），专为救治贫病之用。”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