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涵濡中的文论演变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1

内容提要：编撰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需要在史观上呈现新东西。中国现代文论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包含若干长时段的超长时段连续体，由现代Ⅰ和现代Ⅱ组成，这里主要探讨现代Ⅰ。此时段中国现代文论史是中国我者与外来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的结晶。涵濡带有包涵和滋润及更持久而深入的濡染之意，表示中国自我与外来西方他者间相互润泽情形，其代表性范畴为“典型”和“意境”及“感兴”等。《中国现代文论史》全书五卷分别为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型、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中国现代文论的政治定型。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论史 史观 文化涵濡 自我与他者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界，曾先后出现过林林总总新的文学观念、思想或思潮——它们在这里被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简称为中国现代文论。这些被视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东西与同时期同样新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现代文学作品一道，通过影响诸种不同读者的心灵，而在现代社会革命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现代社会革命进程中有力的推动力量。对这样的中国现代文论展开追溯、论析和评价，当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如今从事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首先需要辨明，当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已出现过若干种，且它们已从各自不同角度向人们重新打开中国现代文论历程中的多样景致时，现在再来着手编撰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是否确有必要？确实，现在来编撰一部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起码前提就在于，必须确保能在中国现代文论史观上或多或少地呈现新东西。如此，在文论史观上出新就应是我们编撰中国现代文论史的唯一选择。但是，要在前人和时贤业已倾力创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领域另觅新径，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勉力为之。

一

中国现代文论，也可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这里大约包括相互交融而难以分割的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指那些明确表述出来的文学思想或理论，例如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等三大文学革命主张；第二层面是指在一定的文艺共同体（其由一定数量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组成）内外标举或响应的那些相互关联的诸种文学思潮，例如五四时期的“为人生而艺术”潮流，后来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思潮；第三层面是指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论著中表述或蕴含的相关文艺或美学观念，例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有关艺术的论述；第四层面是指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或显或隐的文学观念、艺术观念或美学主张等，例如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对湘西边缘山乡中纯美情感的追求及其所呈现的深层文学与美学观念。这些层面的文学思想、思潮及观念共同编织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声部交响。相对而言，本书固然会主要讨论上述第一、二层面的文学理论，但在需要时也会对第三、四层面有所涉及。

二

中国现代文论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包含若干长时段的超长时段连续体。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为第一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Ⅰ。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称为现代Ⅱ。本书将主要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史的现代Ⅰ时段。至于其现代Ⅱ时段状况，则应另行研究。

就具体的时段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论域由三个时段组成：直接的主要论述时期称为主时段，而与这一主时段之间存在关联的那些时段为关联时段，而有所延伸的时段为延伸时段。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的主时段为1899年“诗界革命”论（梁启超）提出至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前止；其关联时段为鸦片战争至庚子事变时期；其延伸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里将把中国现代文论史的主时段状况作为直接论述对象，但同时也会适当涉及关联时段和延伸时段。

三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中国现代文论史是中国我者（或自我）与外来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的结晶。涵濡，是一个中国词语。涵是指包容或包涵，即把外来的东西包容进自身躯体之中；也指沉或潜，即把外来者不仅包容进来，而且还能沉入自身躯体之中，直到潜入最基础的底层。濡则有沾湿或润泽、停留或迟滞及含忍之意。合起来看，涵濡的基本意思在于雨水对事物的包涵和滋润状态。可见，涵濡带有包涵和滋润之意，以及更持久而深入的濡染、熏陶或熏染之意。它可以同现代人类学的“濡化”（acculturation）概念形成中西思想的相互发明之势，共同把握中国自我与外来西方他者之间在20世纪所实际经历的相互润泽情形。

应当看到，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各自的身份及内涵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地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段有其不同的呈现方式以及关系状况。而正是这种身份及内涵变化会影响到现代文论本身的发展和演变。

同时，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关系的社会语境本身也是变化的，而正是这种社会语境的变化会对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的关系状况及其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

由于如此，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的涵濡会导致中国自我发生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其结果是，让中国自我既不同于其原有状况，也不是外来他者的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一种自身前所未有、外来他者也从未有过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现代文论。

正是在如上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是现代中国我者与外来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的产物。在中国现代文论界曾先后登上主流地位的“典型”与“意境”范畴，正是一对平常而又重要的范畴实例。应当讲，来自西方的“典型”范畴在西方20世纪文论界本身并没有像在中国现代这样主流过（尽管曾经在苏联文论中主流过）；同样，来自中国古代的“意境”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界本身也没有像在中国现代这样主流过（尽管明清时代曾有人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过）。实际上，它们之所以能盛行于中国现代文论界，恰恰应当归结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或濡化，也即属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化涵濡的结晶。就“典型”来说，中国古代以金圣叹小说评点为代表的人物性格理论，已为西方“典型”范畴在中国的涵濡而准备了合适的土壤、气候等文化条件，而亟须拯救的中国现代文化危机则成为“典型”登上中国现代文论主流宝座的有力推手。来自西方的以尼采的“醉境”（或酒神状态）与“梦境”（或日神状态）等为代表的美学理论，以及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和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等为代表的哲学及文化理论，也为中国古代“意境”（或“境界”）理论在现代的复兴及大放异彩提供了强烈的比较发明诱因。尽管在论者因不满足于“典型”的独尊地位而倡导将“意境”作为与之平行的美学范畴提出之初（1957），“意境”概念并没有立即在中国热起来，但确实，正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深化，“意境”作为中国文化与艺术在全球化世界上的当然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标志，而逐渐地与“典型”一道成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2了，乃至后来逐渐成为取代“典型”范畴而代之的一枝独秀的美学范畴了。由此看，无论是人们已经论及的“典型”还是“意境”范畴，或者本书提出的“感兴”范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或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恰是由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文化涵濡的缘故。如此，要想弄清中国现代文论的这对重要范畴的兴衰的究竟，假如不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去把握（当然也应当同时从其他方面去把握），想必是难以全面地完成的。

四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属于笔者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200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在结项后的一项延伸和扩展性成果，共由五卷组成，依次由我与陈雪虎、胡疆锋、胡继华、石天强5人协力承担。在与包括他们4人在内的众多同行朋友协力完成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之后，我们5人再集中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卷本著作的撰写工作。如此，这部著作的研究、写作及修改过程不觉中竟然已前后历时10年以上时间。

这五卷除了第一卷为总论外，其余四卷都大体按照时间进程的推移或交替去安排，第二卷主要停留于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第三卷聚焦于民国初年至20世纪40年代末，第四卷着眼于“五四”至40年代，第五卷集中考察左翼文论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演变。不过，与此同时，包括第一卷在内各卷的主要议题或任务诚然各不相同，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之间自然又都存在复杂的关联性及其持续的缠绕，因而相互之间呈现交叉、回溯、照应或打通等态势，又实在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只有这种分工的相对性和交融互通的密切度，才更有利于进入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进程之中。因此，当有的人物、事件、观念、命题或案例在各卷中数度重复出现或交叉，或者甚至被赋予不同的阐释任务时，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第一卷为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这属于全书的总论部分，概要地阐述中国现代文论的若干方面的特征，由笔者撰写。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不是来自对西方文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着自身的现代性缘由。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可以被视为“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的持续的层累涵濡进程的产物。置身在持续的层累涵濡过程中的中国自我与外来他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这导致异质他者总是不断地被涵濡进自我的机体中，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可以由其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其位移、我他关系模型及双重品格得到呈现。在心化美学与物化美学的对照及兴辞美学方案中，可见中国现代美学Ⅰ与现代美学Ⅱ的分化与联系。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特点还可从与中国现代型文学传统的特征及其大海形象个案的比较中见出。

第二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此卷探究清末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轨迹，由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撰写。需要的是暂且搁置我们后人的想当然的清晰概括，重返当时的文论发生现场（假如有的话），尽力窥见其时本来就有的多元选择中的困惑与执着、拒绝与对话、冲突与调和等不同面貌。从知名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等，以及未必知名的朱希祖等人物的选择可见，中国现代文论从其发生时段起就呈现为多元取向中的张力式构造及历时与共时交互缠绕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其顽强守护我者固有传统的方略，还是其果敢拿来西方他者的精心筹划，都呈现出多重方案或多种可能性，以及逐渐地演变或寻找的复杂性。通过尽可能多地检视当年的不同陈述、查阅新近研究成果、引证时贤多种不同的论说，多方面地贴近中国现代文论发生期的内在张力状貌和多重选择的困窘，构成该卷的自觉追求和特色。

第三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型。此卷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如何以多层面的体制化方式去进一步形塑自身的生存方式并发生演变，由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撰写。该卷的新意在于走出过去的单一的思想辨析路径，尝试从学术体制与文论思想之间的关联性视角，也就是从知识制度的如下几个层面，即大众传媒、现代大学、文学社团、政党文艺政策的综合与交融视角，去具体地勾勒中国现代文论的尽可能完整的制度化转型面貌及其具体的生成与演变轨迹，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多层面之间的交汇，以及历时与共时之间的交融图景。正是借助于这种综合与交融视角，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分析，该卷揭示了中国现代文论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制度化转型状况，表明假如离开这种多层面制度转型，中国现代文论的那些已经呈现或尚未完整地呈现的特质就是不可思议的或难以理解的。

第四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该卷分析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文化涵濡与多元文论思想制序方面，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撰写。该卷选取精神史与文化涵濡的视角，从纷纭繁复的现代文论观念、命题或思潮中，尽力梳理出几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主张或文艺思想，看看在今天耳熟能详的或者暂且被遗忘的那些文艺思想，是如何在当时以自身面貌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和象征主义正体现出其时的多元思想景观。甚至是其中的象征主义思潮内部，又还可细分出诸如梁宗岱的象征诗学、李长之的理想人格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心灵”、冯至的浪漫主义、闻一多的古典主义、陈寅恪的史诗互通论和钱钟书的跨文化诗学等不同思想选择。当代人从这些不会被遗忘的多元思想取向，及著者自己有关天文与人文汇通和中西诗学互化的构想中，可以得出怎样的反思？

第五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政治定型。该卷探讨中国现代左翼文论与批评，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石天强撰写。中国现代文论在历经发生时段的内在张力、制度化转型的复杂后果、多元思想取向的困窘后，之所以在左翼文论中最终获得政治定型，自有复杂的原因在支配。左翼文论本身也经历了创造社、瞿秋白、胡风、茅盾、毛泽东、周扬和冯雪峰等不同阶段的多方面探讨及其彼此不同的理论建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正是在上述多重探讨的争鸣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的实践中逐步地确立起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有关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家与群众和时代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等的论述，成为后来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文艺政策的基石。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周扬与胡乔木有关人道主义的论争中，左翼文论开始了自身在改革开放时段的新里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5人合作的五卷本著作，除了各卷承担不同的分析任务而在人物、思想、事件、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他相关现象方面有时会略有重叠或交叉外，各位著者在学术上也各有其学术积累、治学专长和文论主张。因此，虽然彼此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共同努力，但或许终究还是各有其特殊性或个性显露。这应当说也是合理的，因为我所设想的学术合作，不再是消除个别性或差异性的完全同一体，而不过是带入差异和体现个性的“和而不同”的共同体而已。不过，在关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面貌、主线、分期、制度、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品格等主要问题上，尽管难免仍存不同，各位著者之间的相互协调立场仍然是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