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杜能最重视自己的工资理论,生前就请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他建立的自然工资的公式。

在工资性质问题上,杜能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也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现象出发,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价值”。他也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错误地以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因此,在他看来,只要工资等于“劳动的价值”,就不存在剥削。杜能声称:“如果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得到的是他的劳动价值,那么,工人的困境就不是地主和工厂主唯利是图造成的,因为地主和工厂主……不可能对劳动支付超过劳动价值的报酬。”其实,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工资在表面上呈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实质上它只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马克思在致杜能传记作者海尔曼·舒马赫的信中明确指出在工资理论上同杜能、舒马赫的“重大分歧”,他说:“杜能和您本人把工资看作是实际经济关系的直接表现,我则把工资看作是外表形式,它掩盖着同自身表现有本质区别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38页)

就像在说明地租概念时区分了田庄的收入和地租一样,杜能在说明工资概念时区分了劳动者的收入和工资。他把工人自己的家禽、家畜、家具和小工具看作是工人的“资本”,使用这些“资本”也要付“利息”。杜能认为,从劳动者的收入中减去这种“资本”的“利息”的余额,才是工资。杜能批判了工资等于最低生活资料的观点,他认为,工资不应只等于必要生活资料,而应在购买必要生活资料之后还有剩余。他把这种剩余叫做“工人所得的剩余”。杜能用“A”表示工资额,用“a”表示必要生活资料,用A-a表示工人收入的剩余。杜能认为,工资的量不仅取决于必要生活资料的量,而且取决于劳动产品(用“p”表示)的数量。也就是说,A不仅是a的函数,而且是p的函数。

杜能的工资理论的主要部分就是研究工资的量(A)同必要生活资料的量(a)和“劳动产品”的量(p)之间的精确的数量关系。他不是从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从一个不存在资本和资本家的社会出发来研究工资的决定。他认为,人类的发祥地在热带国家。那里的芭蕉、椰子等可供人们充饥,芭蕉叶和树干可供人们搭小屋住,芭蕉叶可供人们遮体,树枝可用来制造弓背,芭蕉干和椰子壳纤维可用来制作弓弦和编织鱼网。大自然的馈赠不仅供给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而且还有剩余。杜能从热带国家跳到他的孤立国,他说:“在孤立国可耕平原的边境,无主的土地取之不尽,那里的工资量不是由资本所有者的意志、工人的竞争和必要生活资料决定的,而是劳动产品本身就是劳动工资的尺度。亦即是说,这里就是自然工资形成之地,这一工资成了孤立国全境的标准。”按照杜能的看法,当无主土地不再存在,即当全部土地都被占领并成为个人财产的时候,当劳动生产的资本大量增加的时候,社会上就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资本所有者,另一种人是受资本雇用的劳动者。杜能提出一个庸俗的论点:这时,劳动产品是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产物,所以应在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劳动产品扣除归资本的利润(利息)之后的余额为工资。下面的例解有助于了解杜能的自然工资学说。

设总劳动产品为p,总工资为A,总利润(利息)为p-A,利润(利息)率为p-A/A。又设总工资中用于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为a,工人所得的剩余总额为A-a。这个剩余总额A-a按利润(利息)率p-A/p投资,可以获得的收入为p-A/A(A-a)=p-A-apA+a。为了求出工资的最大值,必须使p-A-apA+a的一阶导数为零,即:d(p-A-apA+a)dA=1+apA2=0。由此得到A2=ap,即:A=ap。

杜能说:“这项不是由供求关系形成的、不是由工人的需要计算出来的、而是工人自己自由决定的工资我称之为合乎自然的工资或自然工资。”(第446页)按照杜能的说法,自然工资取决于工人必要生活资料量和劳动产品量二者的中间比例数,把用谷物或货币表示的工人必要生活资料量乘以用同一尺度表示的工人劳动产品量,然后将二者的乘积开方,便求出自然工资。

杜能在提出上述自然工资理论的同时,又提出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理论。他说:“工资等于在大规模经营中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加的产品。”杜能认为,“最后雇用的这名工人所得的工资,必然是同等技术和同等能力的全体工人的标准,因为同等工效不能付以不等的报酬。”如果工资提高,最后雇用的工人的收入就会超过他的“劳动的价值”。这时,雇主就会解雇工人,直到最后留用的工人的产品价值等于提高了的工资。反之亦然。杜能用下列数字例子说明最后单位劳动的生产力。从表中的

数字可以看出,随着雇用工人数的增加,最后雇用的工人增加的产量是递减的。例如,当雇用工人数从4人增加到5人时,总产量从80个单位增加到86.6个单位,最后雇用的工人即第5个工人增加的产量是6.6个单位。当雇用工人数增加到6人时,最后雇用的工人即第6个工人增加的产量只有4.4个单位。余此类推。杜能认为,工资就是由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增加的产量决定的。他说:“企业主,不论是田庄主还是工厂主,他们雇用工人的数量只能增长到这样的限度,即增雇的工人还能对他们有利,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此,增雇工人的界限就在于,最后一名雇佣工人的增产量能够弥补他所得的工资;反过来说,工资等于最后一名雇佣工人的增产量。”

接着,杜能从他醉心的理想世界转向现实的欧洲,他承认,欧洲的现实情况和他的孤立国完全不同。杜能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他说:“这里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不仅是分离的,而且是背道而驰的。”又说:“只要无产者和有产者利益的冲突不曾消除,那么这一对抗的利益就是双方敌意对立和始终不妥协的原因。”杜能发现,随着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国民收入在不断增长,可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甚至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生产得越多,所受的压迫就越重。杜能简直是在用愤慨的语言揭露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他说:“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阶级,他们的劳动效率越来越高,创造越来越多,然而却越受压迫,这是反自然的矛盾现象。”

共产主义学说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政治神经紧张的杜能感到恐惧。他说:“共产主义者的观点的流传和深入民心……这是颇为令人担忧的事。”又说:“当前,工人对于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日益觉悟,未来他们将以不可抗拒之势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现在提出国民收入的分配如何合乎自然,这个问题成了国家和社会兴亡的问题。”

至此完全明白,杜能决不是一个只过乡村生活的隐居者,他不是在学究式地探讨什么纯粹的和抽象的工资理论,而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为资产阶级制造工资理论并提出实际建议。他觉得,如果资产阶级没有一种足以蒙骗和麻痹工人群众的理论,阶级战争就将是不可避免的。杜能忧心忡忡地预言:“一旦民众觉悟,提出并试图实际解答这一问题:‘工人在自己的产品中占有合乎自然的份额应该是多少?’那么就可能发生野蛮蹂躏整个欧洲的战争。”

杜能幻想寻找缓和与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途径。他时而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根源在于现行工资低于自然工资。因此,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于把现行工资提高到自然工资的水平。杜能说:“只要工资始终这个公式极端重要),那么工人始终不会遭受贫困和饥馑。”杜能时而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根源在于无产者的人口增长过快。他操着马尔萨斯的语言,说:“因为这个阶级早婚,繁育很快,以致工人几乎总是供过于求,因此工资降到很低,仅仅够满足最必需的生活品的需要。……由此可见,工人劳动所得如此微薄,是自己的过错。”因此,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于限制工人家庭人口的增长。杜能时而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的根源在于工人所受的教育太少。由于企业家和工人所受教育的差异十分悬殊,所以企业家收入和工人收入的差距也大。因此,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于改进对工人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

杜能提出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工资政策建议,主要是适当提高工资。他说,现在欧洲各国“即使不可能恢复合乎自然的工资,但是,如果工人工资中包含其劳动产品的一部分,那么困境也可缓和得多。”关于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杜能认为,“社会组织只需让工人获得其中五分之一的利益,千家万户就会感到欢欣和满意,如果这样,那么1848年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的暴动就会中止,从前存在于主仆之间的宗法纽带也就不会撕裂了。”

杜能并不想掩盖资本主义的弊病,这一点使他同那些用玫瑰色笔调把雇佣劳动制度描绘成美妙的和谐制度的庸俗经济学家有了区别。但是,杜能企图把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归结为分配问题,这一点又使他同那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改变分配比例以消除一切弊病的庸俗幻想有了共同之点。杜能的典型说法是:“工人与产品相分离是弊病的根源。”这句话暴露出杜能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真正根源。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杜能对弊病的揭露,充其量也只是反对结果,而不是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是工人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结果。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杜能研究工资理论所用的抽象法是十分荒唐的。他抽象掉了资本和资本家,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抽象掉了资本主义工资产生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然后讨论什么是自然工资。这样的所谓自然工资,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也不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者的收入。在前一场合,工资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量没有内在联系,而是取决于由纯生理的要素和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构成的劳动力价值;在后一场合,商品生产者的收入就是他的劳动产品,而不是像杜能说的那样是必要生活资料和劳动产品二者的中间比例数。

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论,同下面就要说到的资本最后生产力利息论一起,构成了要素最后生产力论。这种理论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边际生产力论”的最初形式。它的提出,表明杜能已经陷进了为资本剥削劳动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一新的庸俗理论泥潭。以后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十分欣赏这种否认剥削的理论。

尽管如此,对资产阶级来说,杜能的工资理论毕竟包含有不祥之兆。他说自然工资是必要生活资料量和劳动产品量二者的中间比例数,这就无意中承认工人在工资形式上所得到的小于他们在生产中所创造的。也就是说,他无意中承认,工人即使获得自然工资,他们的一部分劳动产品仍然被别人无偿占有。更何况欧洲各国的工资又都远低于自然工资。政治嗅觉敏锐的克拉克赞赏杜能的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论而反对杜能的自然工资论。他从杜能的自然工资论中嗅出了一种不大对头的味道,说:“杜能对他所提出的最后生产力的公式,远不及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公式那样重视,这个公式他看作是表示正确的、有利于社会的工资标准的公式。……杜能的工资理论,显然是剥削劳动的理论。”(《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3页)同样,马歇尔也只是欣赏杜能的劳动最后生产力工资论,而把自然工资论看作是从“空想而不现实的假设”中得到的“一个奇怪的结果”加以摈弃。(《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