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十九岁
永远的中国式服装,永远的英文
Within the tenderness and purity of a young beauty, who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a model, there existed something solid and glittering, which also made her different from Venus. Something lucent and sharp as a gem can be sensed sparkling in her charming eyes.
在美少女不同于模特的娇嫩纯洁里面,还有一些不同于维纳斯的晶莹坚硬的东西,像钻石一样透明但是锐利的东西,闪烁在她娇柔的眼光里。
毕业典礼前的一星期中,要举行多次宴会,师生互请或学生间、班级间的告别宴会,并且进行“毕业礼拜”,全体毕业生在做这场礼拜时,一律身着纯白绸服。毕业典礼的前一天,称作班日,要举行向全校告别大会。校中各年级皆定有级色,如白底蓝边或蓝底白边服装等等。在告别会前,毕业生都穿上级色,手携手走到校园中各主要建筑物以及风景区唱告别歌。最后来到大礼堂,全校师生都已汇集一堂,舞台上以级花、级旗、级徽布置,在宣读八篇内容不同的临别赠言之后,毕业生唱起级歌,并向全校赠送礼物。记得我代表校方接受她们的告别礼物时,几乎每次都落下眼泪,学生们也一同落泪。
毕业典礼通常在告别大会后的第二天上午举行。一早便不时有毕业生的家长、亲戚朋友、情人前来,赠送花篮、花束,一直从大礼堂舞台上排至大楼东西两个入口,寒暄声、道贺声四起。毕业典礼在上午9点整正式开始,两列身着特制礼服的毕业生迈着庄重的步伐,由大礼堂中门进入,穿过礼堂通道,缓缓走上前几排座位处,全校唱完毕业颂歌就上台,接受毕业文凭。
典礼之后,便是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留念。许多送来的鲜花被送到医院不知名的病人手中。等毕业生最后含泪离校,低年级同学则留连送别。
——摘自中西女塾校长薛正回忆录
1928年,戴西就这样从中学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在这张已经残破的发黄的照片上,留着她那时的美丽,就像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1997年的冬天,我从老年戴西的相册里取来了它,请一个摄影师翻拍,用在我的书里。我们一起在日光里注视着照片上的她。那个摄影师从纽约来,他的专职是拍模特和时装,满眼看的,全是中外时代美女,她们在镜头前露出自己的乳房像露出自己的鼻子一样自然。
那天,他从镜头里看着1928年的戴西,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娇嫩纯洁的女人。”
而我看到的,是在美少女不同于模特的娇嫩纯洁里面,还有一些不同于维纳斯的晶莹坚硬的东西,像钻石一样透明但是锐利的东西,这是在从前小女孩子的照片里所没有的表情,闪烁在她娇柔的眼光里。
戴西最初已经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年代拍的了,她用老式的黑柄放大镜看了一会儿,说:“我想是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那时候我开始穿中式衣服,而且渐渐开始只穿中式衣服了。”
在我和她一起一张张翻找照片的时候,我常常需要问她照片的年代,而她总是忘记,总是说:“你看一看是穿中式衣服吗?那就是中西女塾毕业的前后。”后来,要是在照片里穿旗袍,就是1949年前,而要是穿着由旗袍改制的紧身小袄,那就是1949年以后,因为不再合适穿旗袍了。
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对戴西来说,就是永远的中式服装了。
就从这张照片开始。
但是让我总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是在从著名的西化的教会学校毕业以后,在她的英文更加精到,她的知识更加美式,她的世界观已经在全是英文世界名著的图书馆里形成,甚至她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参加过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跟着激进的同学上街去拿竹筒为学生运动募捐,她只是更热衷美国家政课,在那时培养了她一生自己做蛋糕的兴趣,也热衷体育和演剧,在她成为学校的“标准女子”以后,她开始改穿非常讲究的中式衣服,而且努力用中国丝绸做自己的衣服面料。而当时,西方服饰和进口面料正成为上海上层社会妇女的时髦,巴黎和纽约的时尚,正以飞机的速度传到上海。
事情就这样发生在许多一生说英文多过中文的中西女塾的学生们身上,发生在那些被所有的人都认定是中国最西化的女孩子们的身上,宋家姐妹也是在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开始终生只穿中式衣服,终生保持中国发髻。
它也发生在戴西的生活中。
我曾问她,用的是英文,直到她去世,她还是习惯说英文。在最后的日子里,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说:“I am dying.”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经会说中文,包括上海话,可一不小心,她又会回到英文状态去,那是她的土生语言。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坚持穿中式衣服呢?”只有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中式衣服属于“四旧”,在扫除之列,她才改穿大众的蓝布衫。
1920年代的中西女塾宿舍里的学生客厅,里面的陈设是学生从各自家中搬来布置的,在这里,她们学习怎样做客厅的女主人,怎样让自己得体、风趣,懂得照顾客厅里的每一个客人,怎样保持客厅的不俗。这是学校提倡的“标准女子”的重要部分。如今的女孩子,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中学时代从未接受过这样的教育而心怀遗憾?
她说:“没什么理由,因为喜欢,所以做了。”她对此说不出什么辉煌的大字眼。
所有的知识都在培养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对世界更全面和公正的眼光,是不是在中西女塾学习的整个少女时代,那些西方文明里的人类美德,并没有使一个少女成为只仰慕西方而鄙视东方的势利的人,而让她学习了公正,发现了美,肯定了自己,并为自己的一切骄傲?是不是这一切不通过口号,而于一天天消磨在没有中文书的大图书馆里的晨昏,一晚晚静听电唱机里的不是中国音乐的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八年中也可以完成?
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们,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许多中西同学,包括她中学时代的好友海伦张一样,放洋去美国留学,可是爹爹不以为女孩子去美国学习有什么好,所以没有去成。在七个星期的伤寒病好了以后,戴西与一个富家子弟订了婚,他叫艾尔伯德,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留学了。戴西治好伤寒以后,就被接到艾尔伯德在北京的家里去休养,他的父亲和她的爹爹是世交。眼看着一个1930年代秀丽小姐成为窈窕少奶奶的故事就要在戴西身上上演了。
然而,情况很快改变,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然后,她决定解除与艾尔伯德的婚约。
这时的戴西,已经不是六个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着领袖走”游戏、头上戴着只大蝴蝶结的女孩了,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艾尔伯德从美国回来,拿着枪到火车站去截住准备回家过冬假的戴西,他央告,他解释,她都不允。她不喜欢他,不喜欢他在送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过了许多年以后,她说:“我不能嫁给一个会和我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No fun。”她不看家里的钱,因为她从来没有缺钱;她也不看留美学生的将来,她周围的人,个个好像都有踌躇满志的将来;她甚至没有特别在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喜欢她,在她的社交圈子里,追着她的,当时有许多人,他们只觉得自己高攀不上这个什么都不缺的郭家四小姐;她要和一个人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可以有a lot of fun,就像不久以后,她将要在上海遇见的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她将来的丈夫。可是当时戴西并不知道,她只是不要一个她觉得没什么可谈的男朋友。
艾尔伯德举起枪,说要杀了她。
她说:“你不杀我,我不愿意和你结婚,你要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因为我再也不能和你结婚了。”他又要杀了自己,她说:“现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这样一个人结婚,要是你杀了你自己,你就永远不能结婚,连整个生活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第一个婚约,离开了一段在1930年代循规蹈矩的温顺富家女中流行的故事。
她还放弃了已经练习多年的钢琴,因为除了这是上海淑女的时髦和必修以外,她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弹钢琴。那一天,她盖上琴盖,对一直对她说“别人都在学,你也得好好学”的沃利说:“现在我就不高兴学了。”这时钢琴的共鸣箱里,还留着振动以后琴弦发出的含糊乐声。她就这样,又从上海淑女的流行队伍里走了出来。
一切都发生在从中西女塾毕业以后,她成了一个更倔强地听从自己内心声音,更顽强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美少女。这种倔强和顽强,在1928年的时候,还让人觉得有着女孩子的娇气和随心所欲,而到了1961年戴西丈夫死于提篮桥监狱医院,1966年戴西被扫地出门,带着上大学的儿子住进与邻居合用厕所的亭子间,1972年戴西用一只铝锅在煤球炉子上蒸出带着彼得堡风味的蛋糕,1982年回到原来劳动的农场,为青年学生教授英文,并以工作为荣,1985年签署文件,坚持在自己死后将遗体捐献上海红十字会,1996年,戴西与人交谈的时候——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她脸上的机警淡定里面,还流动着女孩子的活泼和迷人,这样的神情,若不是从内心发出的光芒,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很肉麻,但她的神情却感动了看到的人们。1998年戴西去世以后,由她照顾过的孙女媚在葬礼上摸着她的手,惊奇地说:“奶奶为什么这么凉?”这时,她已经是拉斯维加斯一家时装专卖店的经理了,她还是不能相信奶奶会有一天去世,在她的印象里,奶奶是与众不同的,什么也打不倒她——这以后戴西大起大落的人生中,这种倔强和顽强已经成为戴西眼睛里不曾改变的明亮光芒,一直闪耀着。
1979年,劫后余生的“中西”老同学聚会。她们在形势稍微松动、不再有人说她们“反革命串联”时,买了蛋糕,燃了蜡烛,烧了咖啡,恢复了“中西”茶会的习惯。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世事的勇敢,与当年在中西女塾的毕业典礼上女孩子留恋的眼泪和毕业颂歌,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有时,我想,戴西这时候真的很接近一个从富裕家庭跑出来的红色青年,为了理想去亲近了革命。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在抄家的时候,这张照片曾经被人捅了一个洞,扔在地上,后来被戴西的波丽姐姐拾起,混乱中戴西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辗转到了新加坡的,由新加坡的亲戚保存下来。戴西1989年去美国探亲以后,顺道到新加坡探望丈夫家的亲人。在新加坡,她收到一个礼物,那是一本亲戚们帮她收集起来的照相册,他们知道她的相册已经完全被别人撕碎了。在那本相册里,她再一次看到了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