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岁，悉尼
那双白色的软底鞋
There were two gardens, the first was what we called the Rose Garden. At the end of this garden was a trellis which was covered with a climbing variety of roses. Beyond the trellis was the second garden. It had a lawn in the middle with flower beds surrounding it.
院子里有两个花园，一个我们叫它玫瑰园，花园的尽头，有一个爬满了攀枝玫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边是另一个花园，那里中央有一块草地，花圃围绕着它。
这是1910年4月2日，这一天是不是澳大利亚那些高高的树，在阳光和大风里落了许多叶子？那里的雏菊是不是早已经在秋天里凋零，就像一支古老的英国民歌唱玫瑰那样？这是大洋洲无数秋天中的一个。可是我不能知道。
就是这个照片里的小女孩也不能回忆起来了。
1998年9月24日，她又看了看这张照片，她伸手摸了摸照片上过周岁生日的自己，说：“这是我女儿吧？我真的不能相信这是我的周岁照片。”经历了那么长的生活，经历了那么多的风花雪月和风霜雨雪，她布满细小皱纹的手指轻轻摸了摸照片上小女孩像瓷一样光滑的额头。
那时的照相店是木头地板吗？那条白色的蕾丝裙子是不是窸窸窣窣地发出响声呢？那时候应该还是用玻璃感光的吧？是不是需要许多时间呢？在等待玻璃片感光的那些时间里，小女孩一直保持着这安详和尊严的样子，是不是不容易啊？这些事，谁都不知道了。开着车带她和妈妈一起去照相店的爹爹，1932年死于上海，那一年她已是一个美丽的少女，还没有从燕京大学毕业。她的妈妈，1947年也死于上海，那时她已是一个美丽的少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这些在悉尼卡贝尔街老宅的事，也就永远被父母带走了。
在悉尼市的这家照相店里，她穿着白色的蕾丝裙子，在照相。她富有的爹爹妈妈要给这家里第七个孩子留一张周岁照片，为了她将来的回忆，而且也是纪念她这一生光明的开始。那个照相的大人知道是为了庆祝小女孩的周岁时，有没有祝她长命百岁？她很胖，很安详，她穿着白色的软底鞋，那对着照相机的鞋底，没有一点点灰尘，那是因为她还不那么会走路，没有什么可以将她的鞋子弄脏。当时有没有人对她说：“笑一笑，戴西宝贝。”要是有的话，这个人是不是她的爹爹？这个从广东中山县出洋，靠水果生意发家，成为华人富商的人，最喜欢的就是第七个女儿，他把小女儿的婴儿房放在自己卧室的边上，晚上亲自照顾她。这些发生在1910年左右的悉尼老家的事，我不可能再知道了。关于悉尼的老房子，倒是在戴西的回忆录草稿里得到了详细的描写。
大门有一个通道，通向我们家房子的前门。不过，我总是从右边转到花园里，然后去后门。院子里有两个花园，一个我们叫它玫瑰园，爹爹喜欢花，特别喜欢玫瑰，所以我们家的玫瑰园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玫瑰花。花园的尽头，有一个爬满了攀枝玫瑰的格子架。格子架的另一边是另外一个花园，那里中央有一块草地，花圃围绕着它。
进门以后，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过道，然后就到了客厅，那是一间巨大的房间，我记得它大得足以放下两套客厅家具。客厅的另一边有两间房间，第一间我们叫它研究室。可实际上在屋子里有一个大桌子，爹爹用来放他的相册，里面都是他好朋友的照片。当他们来我家做客，他们就一起看照片，然后回忆起他们早年在一起度过的日子。
在那里，我们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在厨房里吃的，可晚餐要到餐室里吃正餐。我们家的规矩，正餐是西式的，因为我们的女佣是澳大利亚人。
不过，这些描写被戴西放在了对1966年12月她和她的儿子中正被赶到亭子间里住，他们发现那间小屋子的屋顶漏了的记述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初他们遭受的暴力，冬天时被净身出门的境遇，戴西在回忆录里点点滴滴地写着，即使是在纸上，我还是能感到她回忆时的痛苦，她几乎不能完整地表达，说得那么片断和勉强。然后，换了一行以后，马上从1966年逃向1910年代，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老房子来。也许对戴西来说，那栋老房子是她一生中最安全、最好的地方了吧。
那时，谁也看不出，这世界到底会有什么能威胁到她。
那一年，她周围的人，对她抱着对一个孩子祝福的心情。这出身富家、健康漂亮的小孩，会有可以想象到的美好将来。也许当时谁也无法想到，在1971年她退休以后，会独自住在一间非常小的北向亭子间里，她的家产早已被悉数充公，她靠自己每月三十六元人民币的退休金生活，即使是在1971年，它们也只够她买最简单的食物。冬天，亭子间里连她呼出的空气都会很快结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门口，希望邻居家朝南的窗子吹过来的南风在路过他们的房间以后，能吹到她这里来。
1998年9月25日黄昏，她在上海的自己家里安然去世，是上海红十字会和上海医科大学来拿走了她的遗体。因为在1985年她立志愿书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红十字会，所有的眼角膜、骨头、脏器，包括有病的心脏和肺，并且不留骨灰。那一年，她儿子一家已去了美国，她的第二任丈夫戴维·汪去世已经两年，她七十六岁。
1998年秋的傍晚，红十字会的车子带着她已经生活了九十年的身体最后一次路过上海的一些街区。1918年时她跟着全家来到这里，那时她什么也不知道，跟小朋友解释的时候，她说：“爹爹要带我们全家到一家叫‘上海’的餐馆里去吃饭。”这不是她出生的城市，也不是她的故乡。1949年以后，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离开这地方，她留了下来。1969年她被送到崇明岛劳动改造，被别人叫做“外国老太婆”。而1990年时，她回到澳大利亚自己的出生地，又回到上海，去到美国，又回到上海，她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了这里。澳大利亚驻上海的总领事，作为她故乡的代表来向她告别。
她的葬礼就在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里举行。
她就睡在大圆盘子的无影灯下。明亮柔和的灯光照着她的脸，被剪短的头发下露出了宽的额头，就像一岁时候那样。当九十年的岁月之水流过以后，她的容颜在一岁照片上就已经出现的那种安详和尊严，还像水底的小石头一样湿漉漉地留在那里。无影灯边上的天花板是一些大玻璃，上课的医科学生们就将站在大玻璃前看老师如何解剖她的身体，他们会在意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吗？
在她的葬礼上，代替哀乐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她穿着生前最喜爱的中式黑色立领小袄。她已经有六十年没有再穿西式衣服了，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应该穿自己的衣服，就是在1920、1930年代她最富有、最年轻、最美的时候，她也是穿着中式的衣裙。葬礼上来了侨务办公室的官员，他们抱歉地说直到她去世，他们才知道她是幼年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因为她从来没有说过。
绿色的方格子瓷砖墙被三十六个用鲜花做的花圈盖住了。小小的冰凉的房间里充满了鲜花的气息，并不是香气，而是那种已经被剪下来的生命的临近死去的喘息。许多白色的百合花，那是因为它的洁白和优雅很配戴西；许多的雏菊，小小的，安静的，张开着没有设防，那是因为她生前非常喜爱雏菊，她的名字戴西，在英文里也就是雏菊的意思，她和这种花同名。鲜花围绕着她和她的照片。
在24日下午，我去看她，带去一束白色的玫瑰，她用清水把花供在绿色小柜子上，那是很少的几件在1966年被扫地出门的时候从家里带出来的家具，一直跟着她。她整理着花，她说：“你知道，我总是喜欢花的，它们多么漂亮。”那天她也很漂亮，她新烫的头发，雪白的短发。这是她的最后一个黄昏，白色的玫瑰在暮色里像一小团云。那天她会想到在澳大利亚的老家院子里，她爹爹种过的那些1910年的玫瑰花吗？她也是一个爱鲜花的人，像她的爹爹一样。
在最后的日子里，她有时说她能看到一些灰色的人形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漂浮着，她并不害怕它们，可她知道这是一些灵魂。也许是她的亲人们的灵魂吧，他们来接她了，就像她一岁的时候，他们开着车，领她到一家照相店里去照相一样，现在他们要接她去团圆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