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用第三人称“他”来描写

“为了爱而结婚的人，不是和把云装在坛子里的人一样的傻么？乔琪是对的，乔琪永远是对的。她伏在栏杆上，学着乔琪，把头枕在胳膊弯里，那感觉又来了，无数小小的、冷冷的快乐，像金铃一般，在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中摇头。她紧紧地抱住了她的手臂。她还想抱住别的东西，便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房里跑出一只白狮子狗来，摇着尾巴。薇龙抱着它，喃喃地和它说着话。那时已是上午四点钟左右，天上还有许多星，只是天色渐渐地淡了，像一幅青色的泥金笺。对面山上，虫也不叫了，越发鸦雀无声。”

——《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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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常常会遇到如何选择人称的问题。

张爱玲常用第三人称来入笔，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在小说的写作中，第三人称侧重用主角视角去描写，情节中穿插其他人的视角。

用第三人称写作，也就是叙述人不出现在作品中，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叙述方式。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叙述，能直接客观地展现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时，它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叙述的时候，能将事情写得如同作者亲身经历的或者是亲眼看到的。

而第一人称是一种直接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否是作品中的人物，所叙述的内容像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能直接表达思想感情，但它的局限性是不能超过“我”耳闻目睹的范围，无法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就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写了一位名叫葛薇龙的上海女孩为了能够留在香港读书，孤身向自己住在香港的姑母求助的故事。这位姑母是一位具有一定的财力的富人遗孀，见到葛薇龙就对其冷嘲热讽。后来葛薇龙被姑母利用，成为吸引男人的诱饵。

为什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会选择香港作为背景？

这与张爱玲生活中的求学经历有关。她为了上学从家中逃出来，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她在母亲家里潜心补习功课，想要实现英国留学梦，当时伦敦大学在上海设有考场，她一试就考了远东地区第一名。由于生不逢时，张爱玲没能去成英国，不得不改上了香港大学。

17岁的张爱玲带着自卑和惶惑登上了前往香港的客船。香港是个具有浓郁商业气息的城市，所以她不仅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以香港为背景，还在许多作品中对此座城市进行了描述。到了香港后，她很快捕捉到了比上海更具国际化的都市气息，这里的中西文化、人格、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混杂着别样的味道。

作为单纯的大学生，张爱玲在香港的身份几乎完全符合“第三人”，对香港来说，她就是一个旁观者。

远离家庭的张爱玲，难免有离愁别绪和思念之苦，她认真听课读书，用心揣摩每个教授的心思和他们所教授的要点。她十分得意自己的成绩，就连老师们也表示，他们从来没给过他人像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在学习期间，她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她不仅能用英语交流、做笔记，还能用英文写作，甚至连书信也是用英文写。作为上海人的张爱玲，最先想到的是写几个香港传奇给上海人看。

她的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颇受当时风靡上海的张恨水通俗言情小说的影响，具有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特性。漂亮的女学生葛薇龙沉迷在纸醉金迷中，爱上了花花公子乔琪，为了继续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她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费尽心机嫁给了乔琪，将人生追求从最初的求学变为“求爱”。最终她又向安逸生活妥协，沦为姑母和乔琪的敛财工具。

在这部小说中，乔琪明确告诉薇龙，他不会结婚，也不会给薇龙爱。他只会给她快乐，是跟她逢场作戏。薇龙折磨自己而产生的痛苦，乔琪是不担责任的。然而薇龙对爱存有希望，对理想的婚姻存有期待。

张爱玲在写作的时候安排情节，以此来说明她所铺设的立意。

薇龙亲眼撞见乔琪刚刚离开自己的房间，到了楼下又跟丫鬟鬼混到一起。她看清了乔琪的本质，为了逃避，或者为了保持自己对爱情的忠诚，为了维护与固守那点美好，她决定回上海，远离香港。

这应该是故事中薇龙反抗的表现，用第三人称来写，写明了每个人物的意图。薇龙的姑母明里暗里阻挠她回上海，薇龙最后得了一场大病，不但拖延了回上海的日程，而且改变了对自己人生的预测与判断。

在这个时候，张爱玲充分描写了葛薇龙的心理活动。让读者意识到，葛薇龙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清纯、上进、追求真爱的自己了。回到上海，她最好的出路是找个有钱人嫁了，而这个出路对她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孩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她还是留在了香港，通过交际赚钱供乔琪挥霍玩乐，以此达到乔琪跟她结婚的目的。

这种决定和选择居然成功了，薇龙得以跟乔琪结婚，且一方面免去了租房之苦，另一方面能留在姑母家继续勾引男人。所以她住在姑母的别墅里，变得非常忙碌，不是为乔琪弄钱，就是帮助姑母勾引男人。在故事中，畸形的人生选择、畸形的婚姻组合、畸形的家庭角色定位，逐一被撕裂开来。这种畸形带着荒诞，荒诞里含着可笑，透着喜剧的意味。在薇龙的一生中，事业、爱情、婚姻……这些本身含有美好价值的东西都已经面目全非，她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本质与初心。

张爱玲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她的故事不是载道的那个“文”，也不是言志的那个“物”，而是读者想看什么，她就动用文才和个性撰写一个曲折乖张的传奇。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人物司徒协是薇龙姑母无数情人中的一个。姑母在交际场中协助他料理事务，并提供年轻女孩来笼络他。可当司徒协无端赠了薇龙一个贵重的镯子时，薇龙明白，姑母是要她献身于司徒协。这时，她看着本不属于她的锦衣罗裳，做着抉择，内心突然意识到，曾经的那个单纯的自己已经不复存在。用第三人称来写，其发展过程符合人性，刻画得也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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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创作难以抹去自身经历带给她人性残缺的显现。

她在现实中对父母之爱的失望，在小说中变成了薇龙对亲情的淡漠。在这一发展线路中，是张爱玲的宿命论和人生观中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那部分在说话，也许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苍凉感，却使作品与真实人性之间隔了一道小女人的狭窄缝隙。

《沉香屑·第一炉香》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人世间赤裸裸的真理：如果你想得到点什么美好，就一定要付出代价。那些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小幸福”，那些苦心经营的“小桃源”，那些代价惨重、伤痕累累换来的个人选择，在大时代的一个浪过来时，就什么都不剩了。

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哪怕得到之后倍感绝望，但日子就那么过着。心愿达成，只是未必有当初的欢乐期待。小说的结局其实在开头就说得很清楚了：“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对作者来说，也便于直接表达思想感情。但它也有局限性——不如第一人称那样使读者感到亲切。为了弥补第三人称叙述中的不足，作者需要发挥文章中人物对话或独白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口，讲出亲身经历的事或心理活动。

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都达到了一定的契合度，称得上入木三分、巧夺天工，张爱玲对环境、事件等客观事物的描述，也是借人物之眼口，藏了心思的。在事件之后，她会进行简单、得当的心理刻画，以此推动情节发展。比如：

“梁太太手里使刀切着冷牛舌头，只管对着那牛舌头微笑。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水杯来喝水，又对着那玻璃杯怔怔地发笑。伸手去拿胡椒瓶的时候，她似乎又触动了某种回忆，嘴角的笑痕更深了。薇龙暗暗地叹了一口气，想道：‘女人真是可怜！男人给了她几分好颜色看，就欢喜成这个样子了！’”

接着又道：“梁太太一抬头瞅见了薇龙，忽然含笑问道：‘你笑什么？’薇龙倒呆住了，答道：‘我几时笑来？’梁太太背后的松木碗橱上陈列着一张大银盾……薇龙一瞧，银盾里反映着自己的脸，可不正是笑盈盈的？所以连忙正了一正脸色。……薇龙偶一大意，嘴角又向上牵动着，笑了起来，因皱着眉向自己说道：‘你这是怎么了？你有生气的理由，怎么一点儿不生气？古时候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你连怒都不敢了吗？’可是她的心，在梁太太和卢兆麟身上，如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掠，又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姑侄二人这一顿饭，每人无形中请了一个陪客，所以实际上是四个人一桌，吃得并不寂寞。”

这是张爱玲写园会结束后，薇龙与姑母一同吃饭的情景。在园会上，姑母成功引起了卢兆麟的注意，这时薇龙初次遇见乔琪。姑母“笑”是正常的，因为她觊觎已久的少年才俊即将要得到手了，而薇龙的欢喜却是耐人寻味的，她的心思已被拥有更精巧外表、更能挑拨女性的乔琪牵走了。

在这段心理刻画中，姑母是个陪衬，真正的主角薇龙对姑母的揣度和对自己的惊异暴露无遗，也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取向由独立的人格正在转变为取乐对方。

这部作品中，张爱玲花了大量笔墨来写姑母一生的算计。她年轻时算计富商梁季腾的钱，不惜与家人决裂，力排众议后嫁给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在梁季腾死后，她虽已不年轻，难以吸引年轻男子的心，但她得到了梁季腾留给她的一大笔财产。

于是，姑母又通过算计年轻的女孩举办交际舞会、交际园会来接触年轻漂亮的男子，她出其不意、耍尽手段地把年轻男子据为己有。算计不是人性中一个好的品德，不在有价值的东西的行列，如果它被用来作为牺牲别人而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它自然就属于没有价值的东西。

张爱玲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布置了一个精巧的故事。直到最后才发现，故事的厚厚帷幕之下，偶尔有一点动作、着墨不多的姑母，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她精明睿智，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又能付出什么代价。为了维系她的生活，她清楚需要做出哪些让步和交换，在这些手腕之间，她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到最大利益。不能说她是处心积虑，因为她并不需要老谋深算和步步为营。对于姑母这样一个人来说，她对人情的认知异常通透，她对人性也有足够深入的了解。

姑母只是做了一点小布置，事情就会按照她的想法发生。事实上，她在每一步都给葛薇龙留下选择的可能，姑母对人性拥有充分的信心，知道葛薇龙一定会做出符合自己期待的选择。因为，在葛薇龙第一次按下她家门铃的时候，骰子已经掷下，那个女中学生的命运已经注定没有回去的可能了。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笔墨进行叙述和敷衍，就是把人性中没有价值的东西撕裂开来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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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用第三人称来写《沉香屑·第一炉香》，而只是盯着葛薇龙自己的感受来写，故事就会显得单薄，姑母的人性就会无法体现，站在她的立场来看，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故事中创造的其他人物，如薇龙、乔琪、卢兆麟、周吉婕或者仆人等，他们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小说中发生的那些事情也都与他们自身相关，这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也很好地交织起每个人物的故事网。

张爱玲并没有过多去描写葛薇龙在香港的悲惨家庭生活，贫困对张爱玲来说，是超乎想象的存在，所以她把所有的描述都留给了半山上的美景，美好的生活是具体而微、充满细节的。于是，贪婪就从视觉上产生出来，人物就有了内在的欲望，开始真正带着意欲活动起来。而这才会带来真正的故事。

第三人称写作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可以转换人物的视觉。就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张爱玲用了古典作家的手法写了两大段景物描写，这是葛薇龙的主观视角，这是她第一次来姑母家，第一次来香港富人区看到的。

葛薇龙要这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早先她的心意是留在香港，完成学业。到了姑母家，她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更丰富的可能，更值得追求的生活。而姑母已经历过这一段时期，是一个娴熟的向导。她在葛薇龙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葛薇龙在姑母身上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来。

于是，在风和日丽的景色下，所有的美好都有其代价，无论是独立女性的姿态，优渥美好的生活，还是爱情本身，都需要付出代价。

《沉香屑·第一炉香》如同幻梦一般不真实的美好生活中，反映出一个女孩子需要付出什么，她最大的筹码又是什么。张爱玲不动声色地揭露了这个事实，当她不厌其烦地描述姑母家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是壁炉上的一个摆件，点评它们的品位高下时，她享受其中，她贪爱这一切。哪怕她在真实生活中只是睡在木板床上，盖着薄棉被，她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间清清楚楚看到这些东西，她喜欢它们。

张爱玲有一种特别的文字表达方式，在深入表象之后，可以切实拥有这些东西。她是个“贪爱”的女人，在求得“获得”的同时，“代价”也随之而来。

《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的时候，张爱玲年仅23岁。在这样的年岁，她就已经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

故事里的女主角和女配角谈到了葛薇龙的危机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构成一个故事，或者说一部戏，因为无论是故事还是戏剧，都需要人物内心的欲望和求知作为情节发展的东西。张爱玲在这一点上不仅做得漂亮，也做得准确，还做得极为简洁有力。

张爱玲将小说描写得深刻，是因为她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她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巧妙地埋藏进编造的故事中。在故事里，她等待着读者发现其中的隐喻，就像挖宝一样去发掘里面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