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营与比较优势可变

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上述给大家介绍的“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带来的利益”；另一个是“通过交换带来的利益”。比如说，有春乃、夏代、秋江三位老人，在定期会面时，春乃和夏代分别拿来了亲戚赠送的3个苹果和3串葡萄。她们两个人在拿其中的1个进行交换后，又分别给了秋江1个苹果和1串葡萄。

假设，春乃在消费第一个苹果时的满意度是100，而在消费第二个苹果时的满意度只有50。为什么这么设定呢？因为按照人之常情，在吃第一个的时候感觉最为美味可口；而在吃第二个的时候，就会稍有厌烦；等到了第三个就会没有一点食欲，即使勉强吃下去，也不会得到任何满足。

为了使问题简化，我们假设三个人的嗜好（获得的满意度）相同，除了刚才的苹果外，在吃葡萄时的满意度也都为：第一个150，第二个80，第三个0。如果春乃和夏代不进行交换，自己一个人吃掉手中的苹果和葡萄的话，那么此时三个人的满意度分别为，春乃：150，夏代：230，秋江：0。

但是，按照上述的条件进行交换后，所有人都可以吃到1个苹果和1串葡萄，即三个人分别可以获得250的满意度。在交换前后消费总量没有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单个人还是三个人合计的满意度都有所增长，这就是交换带来的利益。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来提高双方利益原本是解释两国间贸易的理论。然而，只凭借比较优势的理论是不能完全说明实际的贸易模式的。日本在出口本国生产的汽车的同时，还从外国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汽车。除此以外，电器产品、农作物在现实中的贸易模式也都是如此。

过去，日本在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农作物和原材料的同时，曾向它们出口各种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其中，汽车和电脑就是十分典型的商品。那么，现在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根据日本财务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的统计，从1988年到2007年，日本进出口商品的贸易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以电脑产品为例，日本在1988年向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额达到了1622亿日元，而进口额只有166亿日元。然而，到了20年后的2007年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日本的出口额只有2165亿日元，而从亚洲的进口额却高达1兆6218亿日元。现在你到日本的数码电器城去逛一下，就一定可以发现许多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电脑以及相关设备。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生产电脑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过去的日本转到了现在的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个人的比较优势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因此，即使现在想从事的工作处于比较劣势也不要轻言放弃，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将来这份工作就很有可能变成自己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而且会经常变。只要某人专业领域中的成本和收益一变，比较优势就会随之变化。我们强调企业家的职能，并不是想要褒扬“企业家”，使之成为一种不受批评的特殊社会地位。我们强调的是企业家行为的作用，即促进和谐市场交易。游戏规则导致了自由进出，承认这一点很重要，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开展企业活动。当然，经济学家也没有特权，来指定某人将来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某个当下成功的企业家将来还会成功。政府官员也没有这个特权。没有人掌握这一类的信息。相反，商业社会中的参与者依靠公开的市场过程来提供这一类信息，其形式为预期及实际的利润或亏损，其结果是个人财富的增减。

一个强劲而高效的市场的关键在于自由进出，这一点显而易见，却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自由进出使得那些认为自己在企业活动方面（比如套利和创新）有比较优势的人们能够进入市场，并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易。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就会赢利，这样，他们赚取的利润就会促使其他企业家也进入市场，模仿这些成功者。因此，消费者的需求就会得到更好的满足。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如果那些在经商方面曾经有比较优势（或一度认为自己有）的人发现面临亏损的风险，这些游戏规则就允许他们退出市场，到别处去寻找机会。亏损也能够发现对稀缺资源的价值的误判。

企业家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只有那些能感受到现状和可能状态之间的差距并能弥合这一差距，捕捉到获利机会的人才称得上企业家。通过整合别人的资源，企业家得以掌控资源，并以这些资源来弥合现状和可能状态之间的差距。其他的资源所有者把控制权交给了企业家，换取企业家的回报。这些报酬的总和，加上企业家自己的机会成本的估计价值，构成了企业家的总成本。这些成本和企业项目总收益的差，就是企业家的利润；当然，如果企业家的判断失误，结果就是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