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歌集》在欧洲的传播

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本土的接受情况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在宗教、政治和民间文化等层面形成了较为立体的诗学体系。而随着近代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尤其借助于泛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势头，彼特拉克主义开始走出国门，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歌集》在英国的传播

国外学界，尤其是英国文学史研究者对彼特拉克主义在英国的接受情况已做出了系统的概述，笔者试图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轴线，围绕着《歌集》这部作品当中呈现出的上述几个层面进行重点论述。

英国文坛对彼特拉克的接受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期。就当时文坛对彼特拉克的接受情况来看，首先被英国人了解的是他的拉丁语作品。学者迈克尔·怀亚特（Michael Wyatt）认为：“乔叟是就彼特拉克的重要性，对英国文坛发出第一声的人……”^[1]由此可见，彼特拉克在英国诗歌界的接受轨迹，可以以“英国诗歌之父”乔叟为源进行考察。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乔叟对彼特拉克的接受是直接性的。作为补充，费雷森（J．Finlayson）指出：“彼特拉克对薄伽丘故事的拉丁文改编是乔叟诗歌故事的主要来源。”^[2]具体来说，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的“店员的故事”一章可看作彼特拉克着陆英国的第一站。彼特拉克对乔叟的影响，就这则故事来看，还是较为初级的，主要表现为乔叟为故事主人公取名为“弗朗西斯·彼特拉克”（Francys Petrake）。

相较于乔叟，以英国的另一位桂冠诗人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为代表的英国诗人则站在反教会的立场上，对横行于文坛的拉丁文提出了质疑。这种情况催生了当时的英国文坛对俗语方言的需求。因此，彼特拉克用意大利语创作的作品，迅速成了当时英国诗人所效仿的楷模。但是，当时的英国没有任何一所机构或者大学具备教授俗语的资格与能力。在此情况之下，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和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两人于1520—1540年间对彼特拉克诗作的翻译就显得弥足珍贵。^[3]其中，托马斯在其《意大利语语法要则》一书中附带了意大利方言的发音举例，为英国人更好地理解薄伽丘、但丁和彼特拉克的作品提供了佳径。除去发音之外，怀亚特以当时出版的三部意大利语语法书为蓝本，重点吸收了意大利语的语法，为彼特拉克的意大利语作品的英语翻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4]通过怀亚特的努力，英国民众得以在1557年第一次见到了彼特拉克《歌集》中的诗作。

《意大利语语法要则》一书一经出版就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此书先后于1560、1562和1567年再版。伴随着这本书的不断再版，英国民众对彼特拉克的认知度也逐渐加深。在此期间，一位虽出生在伦敦，但成长于瑞士意大利语区的英国人弗洛里欧（J．Florio）回到了英国。身为一名新教牧师的儿子，弗洛里欧除去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宗教改革思想之外，更是把意大利俗语的创作进一步展现在了英国人民面前。弗洛里欧重点介绍了《歌集》中第232和第272首诗的部分内容，给世人展示了彼特拉克诗中克服愤怒情绪，面对流言蜚语，培养忍耐之心的诗学品质。^[5]

或许是怀亚特和弗洛里欧等人对彼特拉克的引介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彼时的英国文坛在经历过一阵子狂热的接受之后，产生了质疑的声音。在这种质疑声音当中，裹挟着英国人对英语俗语的担忧。在这些反对派当中，一位叫做约翰·切克（John Cheke）人的态度较为直接，他在给当时的外交官托马斯·霍比（Thomas Hoby）的信中这样写道：“鄙人对国语秉承以下观点，国语需纯，需净，移用外来语无疑使国语变得浑浊难辨……”^[6]无独有偶，当时著名的文法学家罗杰·阿斯坎（Roger Ascham）则认为，相比借鉴彼特拉克式的意大利俗语诗歌创作，英国文坛更应该回归彼特拉克的源头，通过追寻古希腊和拉丁语的文法来振兴英语的俗语创作，他尖锐地指出，彼特拉克用意大利语创作的诗作，不但背叛了他所熟知的拉丁文，更是发明了一种猥亵上帝的言语，若英国人追随彼特拉克的诗歌，则会透过语言，迷失在摩西的启示录之外。^[7]相比之下，罗杰·阿斯坎最著名的学生伊丽莎白女王似乎没有听从老师的教诲。女王亲手翻译了彼特拉克的部分诗作，并且也创作出了相当数量深受彼特拉克影响的诗作，其译笔之精准，创作之优秀，受到了当时生活在英国的意大利人的好评。^[8]

应该说各个时代都会有类似约翰·切克和罗杰·阿斯坎这样抵制外来文化的代表，但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加里森（C．Grayson）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约翰·切克的观点“较为明显地展现出一种与语言相连的爱国主义，这种情怀尤其与当时的道德和宗教的纯粹主义相关，其矛盾尤其指向外来或者外域的事物……展现出在面对别样的先进文化时，激发出的不断寻求自足的民族自觉性”^[9]。除此之外，由于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推崇，英国对彼特拉克诗作的接受与否成了一项既关乎英语俗语发展的文坛之争，又涉及民族大义的政治事件。

前文我们提到了布鲁诺为彼特拉克主义在意大利的接受做出的贡献，正是这位自然科学家通过改写或者说重写了彼特拉克在《歌集》中对神话典故的运用，使得《歌集》中借助狄安娜女神来歌颂劳拉的隐喻转变成了对自然科学、哲学的热爱。1585年，在《论英雄式的狂热》（Heroici Furori）中，布鲁诺戏仿了彼特拉克在《歌集》最后塑造的圣母形象，将原本诗人企图求助圣母的仁慈，帮助自己摆脱情欲的折磨的诗意诉求变成了对王权的赞颂。彼特拉克的圣母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伊丽莎白女王，原本那颗因情欲而饱受折磨的心，变成了朝拜女王的赤诚之心。

彼特拉克主义中对女性的思念，以及对圣母的求助，在布鲁诺的笔下，经由对自然科学、哲学的渴求，发展到了对统治权力的膜拜，这是彼特拉克主义真正迈向近代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变。因为在“布鲁诺《论英雄式的狂热》中，历史、自然和政治，从来不是超越凡尘的对天国的追求”^[10]。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布鲁诺将自己的这部作品寄给了当时英国的重要诗人：锡德尼（Philip Sidney）。有论者甚至认为，正是这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字交流“将长期弥漫在意大利文坛中有关彼特拉克主义与反彼特拉克主义的论争带到了泰晤士河畔……”^[11]

但是，并非所有泰晤士河畔的诗人都遵从了意大利人的意图。锡德尼作为当时著名的诗人之一，其代表作《爱星者与星》（Astrophel and Stella）历来被解读为一组爱情组诗，甚至其中所折射出的对他人之妇、她人之夫的“无果之爱”也被一些学者解读为是对彼特拉克诗作的直接效仿。顺着这一解读思路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得出锡德尼继承了彼特拉克主义，或者说是支持彼特拉克主义的诗人。但是，如若我们剥离出《爱星者与星》当中的爱情成分，“从诗人苦苦诉求的贵族遗风以及他失意的政治生涯着手阅读这部组诗”，就会发现锡德尼对彼特拉克的借鉴“其实更在于政治思想层面……尤其对都铎王朝的帝国君主统治体系中越来越明显的霸权倾向表现出的担忧”。^[12]当时英国主流社会（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对彼特拉克爱情诗歌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概念：“无望”“受罪”和“偶像崇拜”。^[13]从这三点来看，大多数诗人其实是站在了支持彼特拉克主义的一面，而锡德尼则不同，“他通过反讽式地描写爱星者身上的不定的激情，放大了彼特拉克在对自己的激情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斯多葛式的元素，而且，通过追随十六世纪晚期新斯多葛话语中的政治色彩，将目光聚焦于道德和政治服从层面”^[14]。

具体到诗作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爱星者与星》中的第49首诗与彼特拉克《歌集》中的第97、98首诗有较为明显的联系。在第97首作品当中，彼特拉克将“理性”比作了骑手，用来驾驭激情这匹马，而当诗人坠入爱河之后，他就不再受理性的控制，甘愿受爱的指引。而在第98首诗当中，彼特拉克描写了一位叫做“奥索”的骑士，尽管他的马被人勒住不能前去比武，但是他的心却依旧在向着贵族荣耀的路上奋进。^[15]结合这两首诗，锡德尼在《爱星者与星》的第49首诗中写道：

我骑马练骑艺，爱神教我练骑术，

其间我根据奇怪的结果终于证实：

于马我是骑士，于爱神我是坐骑，

这下马儿因我而发现了人之残酷。

爱神用使人卑微的思绪变成缰绋，

那缰绋可拉动用敬畏铸成的嚼子，

但嚼子上有用希望做的镀金装饰，

镀金装饰使嚼子看上去爽心悦目。

他还用欲望作鞭，用想象作鞍韂，

用记忆扎肚带；我用踢马刺策马，

他却用强烈的欲望把我的心驱赶；

不管我怎样蹦他都骑得稳稳扎扎。

如今他纵缰扬鞭已经是潇洒自如，

所以他以为我乐意陪着他练骑术。^[16]

在彼特拉克的诗歌中，马是被束缚住的，它隐喻着自由和尊严被爱情所控制。而在锡德尼笔下，马受困的隐喻更多地指向被“爱神”所驾驭的人本身，由此可见锡德尼在此不是在歌颂爱神的魅力，也不是在表述受困于爱神的彼特拉克式的彷徨，而是通过将自己比作马匹进行自嘲，从而体现出一股讽刺的力量。这股讽刺力量的核心在于“锡德尼将《歌集》中第97首诗中表现出的爱人遭受的道德奴役，与第98首诗中体现出的贵族式的荣耀结合在了一起。彼特拉克眼中爱人受困激情的情况，在《爱星者与星》中以较为怀疑的笔调表现出来，这同样是一种旧式封建尚武尊严在君主集权制度下日渐式微的体现”^[17]。

布鲁诺将彼特拉克笔下的圣母玛利亚转变为伊丽莎白，诗中最终的救赎力量从“女神”变成了“女王”，而受困于诗歌中的个体，也从对天国救赎力量的启迪（尽管是宗教改革后的神学观念）降到了对尘世君主的服从，可见彼特拉克主义基本模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多地披上了俗世的君臣色彩，这本身虽然是宗教改革后的必然结果，但是从彼特拉克主义的另一面，亦即个体塑造层面来看，锡德尼的诗作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是对彼特拉克的诗作的一次误读，尤其偏离了他的朋友布鲁诺的意图，但却在自嘲以及对王权的讽刺中确立了自主性。从这一点来说，锡德尼实则继承和发扬了彼特拉克身上通过诗歌创作，保持自我独立性并不断塑造自我的诗性特征。

无论作为对理想女性的歌颂，还是作为对王权的歌颂，彼特拉克笔下对女性形象描写在布鲁诺、锡德尼等人的笔下呈现出了理想化或者自嘲式的象征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矛盾的表述，或许是两位诗人各自都看到了彼特拉克笔下充满矛盾性的劳拉。彼特拉克一方面运用诗意的笔调神化劳拉，以此来赞颂心中足以和女神相媲美的女性，而另一方面，彼特拉克却没有完全否定劳拉作为普通人的特性，通过揭示劳拉身上的不足来为自己求爱不得的心灵寻找寄托，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彼特拉克与传统的普罗旺斯抒情诗派、西西里诗派，以及托斯卡纳诗派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18]彼特拉克笔下的这种矛盾性具体在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笔下得到了全新的阐释。

多恩与彼特拉克之间的比较研究在国外，尤其在英国展开已久。学术界普遍认为：“对于发展彼特拉克的爱情诗而言，多恩最为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他对女子现实性、讽刺性的描写上。”^[19]诚然，如前文所说，彼特拉克的确会在诗歌中表现出对劳拉不足之处的讽刺，继而展现出自己对劳拉感情的动摇性，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多恩仅仅借鉴了彼特拉克的诗歌呢？学者西尔维娅（Silvia Ruffo-Fiore）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她对此问题的精彩论述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多恩与彼特拉克之间的文学经典传承性究竟在何处。

西尔维娅认为，谈论此问题不能脱离多恩诗歌的本质属性（巧智、戏剧性等）。多恩在多数讽刺诗作中并没有纯然地排斥彼特拉克式的理想女性，也没有对彼特拉克坚定的爱慕之情表示质疑。彼特拉克式的理想化情景一直被多恩坚定地当成一种假设和对比存在于他的思想当中。他的那些讽刺诗经常表现出极端化的观点，其中理想化的情景表面看起来是完全倒置的，而多恩的实际意图却是想在更大的经验范围内对理想化的情景进行重新定义。^[20]从西尔维娅的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多恩其实是将彼特拉克的主题纳入了自己玄学性的诗歌创作中进行表现。具体来说，西尔维娅认为多恩诗中那些“有伤风化的幽默、讽刺和挖苦的笔调经常被当成一种面具化的写作，多恩用它来具体展现戏剧化的情景中理想和真实并置的情况，这种手法需要抒情主人公做出积极的反应，而非沉思式的想象”。继而，此类诗歌“以原创的方式展现出理想如何与现实展开互动，除此之外，虽然人们对理想的事物感兴趣，但还是会在现实生活中，拒绝把一种美德能量倾注到将理想化作可能和现实的行动中去，这也是人性使然”^[21]。那么多恩诗歌当中的这一特点与彼特拉克有什么关联呢？

围绕此一问题，西尔维娅举多恩的诗作《歌谣：去吧，去抓住一颗流星》（Song：Go and Catch a Falling Star）为例：

去吧，跑去抓一颗流星，

去叫何首乌肚子里也有喜，

告诉我哪儿追流年的踪影，

是谁开豁了魔鬼的双蹄，

教我听得见美人鱼唱歌，

压得住酷海，不叫它兴波，

寻寻看

哪一番

好风会顺水把真心推向前。

如果你生来有异察，看得见

人家不能看见的花样，

你就骑马一万夜一万天，

直跑到满头顶盖雪披霜，

你回来会滔滔不绝地讲述

你所遭遇的奇怪事物，

到最后

都赌咒

说美人而忠心，世界上可没有。

你万一找到了，通知我一句

向这位千里进香也心甘；

可是算了吧，我决不会去，

哪怕到隔壁就可以见面；

尽管你见她当时还可靠，

到你写信了还可以担保，

她不等

我到门

准已经对不起两三个男人。^[22]

（卞之琳 译）

西尔维娅认为这首诗主要借鉴了《歌集》中的两类诗。在第一类诗中，彼特拉克将劳拉的“美”和“美德”与非凡的事物进行了对比，比如彼特拉克曾将劳拉比作从废墟中飞升的凤凰（《歌集》第185首诗）。而第二类诗则偏重于追寻的主题。彼特拉克通过将自己比作某个朝圣者（《歌集》第16首诗），企图在别的女子身上找到劳拉的“美”和“美德”，但均以失败告终。

反观多恩的这首诗。在第一个诗节里，多恩和彼特拉克一样列举了许多非凡的事物，意在搭建一个理想化的情景，从第二诗节开始，美丽和真挚的女性出现了，但显然不是存在于第一诗节的理想情景中。彼特拉克所写的朝圣之途充满了希望，体现了朝圣者的毅力，但在多恩笔下，这段旅程必定会成为一场徒劳。从第三诗节开始，多恩诗歌中所特有的反讽与戏谑出现了，与其说他是在斥责或者讽刺理想中的女子，倒不如说在自嘲，寻找的虚无。如此一来，表面上来看，多恩是在戏谑彼特拉克的追寻，但是我们别忘了这首诗还包含了西尔维娅所说的借鉴自彼特拉克的第二类“对比”诗作。事实上，多恩在这首诗中先是借助了彼特拉克在理想世界中“追寻”完美女性的情景，再通过将完美的女人和现实中欺骗的女人进行“对比”。除此之外，诗中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女性是同一个人。这样一来，多恩意在“将高高在上的理想带到现实世界中……最后几句诗歌表明……尽管抒情者表面上在指责这位女人，但却在心底中默默希望能够找到美丽和真挚的女子”^[23]。

由此可见，多恩的这些所谓的讽刺诗，其实只是借助了彼特拉克的主题，通过细分彼特拉克对劳拉的矛盾态度，多恩将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写进了自己的诗歌中，并形成一股特有的诗学张力，在这股张力中，多恩进一步深化了彼特拉克对女子的态度。如果彼特拉克的劳拉与但丁的贝阿特丽采相比，更接近于尘世，更具有人的样貌与姿态，那么多恩与彼特拉克相比，诗作中的女子已进一步嵌入尘世之中，具有了人本该有的性情。继而，多恩笔下的抒情者与彼特拉克笔下的自我相比，更具有世俗的嘲讽精神，通过戏剧化的表现，横亘在彼特拉克面前的那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已被填平，在冲突和对立的主题表达之中，理想的世界变得更为透彻，而现实的世界则进一步变得更为清晰可触。多恩从这一方面来讲，其实是将彼特拉克诗歌中的“俗世”精神进行了扩充，更为重要的是，多恩笔下的女子不再是政治偶像，也不是天神，而是一个能与诗人同行的平凡人，因为她既能承受某种嘲讽，也能在诗人的自嘲背后带给诗人理想的光辉，这样的诗学力量似乎也只能诞生于多恩的玄学诗歌理念之中。

如若我们将多恩的诗歌创作与16世纪意大利民间对彼特拉克的接受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两股对彼特拉克的接受力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彼特拉克主义的世俗化。伴随着这股世俗化的接受，彼特拉克也成了一位披着理想诗人光辉的文化符号。将诗人的艺术创作与本人的气质糅合在一起，并对这种结合进行模仿与崇拜，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对彼特拉克接受的全新起点。^[24]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初期，对彼特拉克的接受首先诞生于一系列英国人撰写的彼特拉克传记当中。

1775年，苏珊娜·多布森（Susanna Dobson）出版了《彼特拉克传》（The Life of Petrarch），有论者认为，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18世纪的英国重燃对彼特拉克的兴趣”^[25]。苏珊娜这部两卷厚本的传记，以萨蒂（Abbé de Sade）1764年出版的《彼特拉克见闻录》（Mémoires pour la vie de Franςois Pétrarque）为蓝本。萨蒂的这部作品不仅收录了彼特拉克作品批评的代表作品，而且还具体考证了彼特拉克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并对劳拉这个形象提出了自己的实证考察证据。苏珊娜所选取的仅仅是萨蒂版本中的一些片段。萨蒂认为彼特拉克的《歌集》所展现出的仅仅是一则爱情故事，它反映了一位诗人较为忧郁的情怀。苏珊娜不认同这个观点，她在她所写的传记首页，开宗明义地指明：“只有那些对彼特拉克和劳拉怀有极深的感同身受感的人们才能理解他们，正视他们。”而要想读懂彼特拉克的诗作，人们必须具有一颗“敏感的同情心”。^[26]客观来说，苏珊娜的传记不无浪漫色彩，主角彼特拉克与劳拉与其说是来自异域的一对情侣，倒不如说像是浪漫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在苏珊娜的笔下“彼特拉克相貌英俊，性情不定，有时甚至也有些暴力行为，留下过一些作奸犯科的罪行……相反，劳拉长得极其精致美艳，一举一动无不透露出高雅的气息”^[27]。可见，苏珊娜将彼特拉克和劳拉塑造成了一对具有“敏感情怀的英雄”^[28]。除去传记部分之外，苏珊娜还着手翻译了彼特拉克的一些诗作。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英国文学界并没有出版多少彼特拉克的诗作译本。也就是说苏珊娜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译本，她自己也表示无法去翻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只能依据传记材料，翻译一些与传记相关的诗句。再加上苏珊娜所接触的诗作本身已经是萨蒂翻译的法语版本。因此我们可以说，苏珊娜的这些诗作其实只是传记材料的附加物。^[29]综合来看，苏珊娜其实塑造出来的是一对带有传奇色彩的爱侣，传记中无法考证的事例，再加上掐头去尾的诗句引用，其实只是虚构人物的一些特定手法，这使得彼特拉克更多的是作为一名多情风流的才子在当时的英国读者，尤其是当时女性读者的心中扎下了根。

当时的评论界对这部传记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人通过贬低彼特拉克的诗作，突出他的学者或者政治生涯部分，另一部分则干脆直接反对萨蒂的论断。”^[30]第一类人以历史学家托马斯·华顿（Thomas Warton）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为主要代表。概括来看，这两位历史学家在接受萨蒂观点的基础上，弱化了彼特拉克的诗歌创作，突出了彼特拉克作为政治家和学者的贡献。^[31]而在第二类人当中，亚历山大·弗拉瑟·泰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是典型的代表。此人于1784年出版了《论彼特拉克的生活与性格》（Essay on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Petrarch）一书，并于1810年扩展了这部书的内容。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主要围绕劳拉这个形象的真实性展开了对萨蒂观点的辩驳，并且推翻了萨蒂笔下彼特拉克作为浪荡子的形象，重点指出彼特拉克对劳拉的爱并非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恋，而是基于“私通与幻想”之间的一次虚构。^[32]而与两位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亚历山大也亲自动手翻译了彼特拉克的诗作，但这些诗作“更像是模仿的创作而非翻译。”^[33]亚历山大版本的传记总体来说，站在新教改革的角度来看，对彼特拉克表达的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像他的前辈那样站在感性的角度，为彼特拉克与劳拉正名。^[34]

1810年开始，英国出现了一些专题论述彼特拉克的文章，除去对劳拉与彼特拉克本人的持续争执之外，最早对彼特拉克的诗作感兴趣的是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赫兹里特之所以会对彼特拉克感兴趣，源于他对彼特拉克诗作技巧层面的关注。在当时的英国诗人看来，彼特拉克的诗作“怎么可能将难以言表的激情与极为精湛的技巧融合在一起？”^[35]赫兹里特认为彼特拉克不但能够做到这两者的结合，而且还能较为出色地使两者融为一体。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赫兹里特将彼特拉克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点放入对自英国文艺复兴以降英国诗人的考察中。赫兹里特认为：“作为学者的彼特拉克培养了一种知性习惯，这种习惯使得他能够很自然地用语言来表述自己强烈的情感。”^[36]这一点在英国文学史上只有弥尔顿可以与他相比。因此作为浪漫主义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之一，赫兹里特借助对彼特拉克诗作的研究，不仅把人们的视野从关注彼特拉克与劳拉的浪漫故事，转到了较为系统的作品研究上，而且还借助对彼特拉克诗作具体特征的研究，开创了一种跨越国界的比较文学视野，这对促进英国学界认识彼特拉克，乃至反观自己的文学传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若提到彼特拉克诗歌作品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具体影响，就不得不提彼特拉克作品的翻译。据学者统计，包括前文提到过的几位传记作家的尝试在内，到18世纪末期为止，英国一共出现过51位彼特拉克的译者，一共出版过398个版本的彼特拉克诗歌译作。^[37]但这并不意味着彼特拉克的作品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推崇。相反，彼特拉克的作品在当时可谓受众寥寥。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译本，大多都是因为受到传记作家的影响，将彼特拉克当成是爱情的典范来加以介绍的。除去同一首诗的多种翻译之外，多数诗歌也是作为注释出现在评论家的论述当中。当时的英国文坛对意大利诗歌的态度本身就很平淡，英国人普遍认为意大利诗歌充满了娇柔的女子气。^[38]在此前提下，英国人真正崇拜的意大利人只有一位，那就是但丁。而在一系列译介彼特拉克的译者当中，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值得我们的关注。因为格雷不仅翻译了彼特拉克的诗作，还受到彼特拉克的影响，创作出了一系列十四行诗，对十四行诗在18世纪的英国再度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根据祖卡托的介绍，格雷的创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彼特拉克的影响：第一，格雷借鉴了彼特拉克诗歌中的众多主题，其中以哀悼失去情人主题为最主要的借鉴。第二，格雷的十四行诗从形式上直接借鉴了彼特拉克的诗作，押韵方式同为：abab abab cdc dcd，并且都在第九行中进行语调的转折。第三，除去彼特拉克用意大利语写作的诗歌，格雷还翻译了彼特拉克的拉丁语作品，正是在翻译彼特拉克作品的过程中，格雷吸收和内化了彼特拉克哀悼爱人的悲伤情愫，并在自己的作品《墓畔挽歌》中将这些彼特拉克式的忧伤表现了出来。^[39]

但是，格雷这种对彼特拉克的关注与效仿，并没有得到后辈诗人的继承。在浪漫主义诗人眼中，十四行诗、自由体诗和歌谣是主要的诗歌创作形式。^[40]因此彼特拉克的创作既作为一种诗歌形式上的借鉴，又作为浪漫主义怀旧中古的诗学寄托，受到了浪漫主义诗人们的关注。围绕着十四行诗的形式与主题，柯勒律治在1796年出版的《众家十四行诗选》（Sonnets from Various Authors）的前言中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柯勒律治对十四行诗的态度是建立在反对外来十四行诗，尤其是意大利十四行诗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十四行诗是用来表现某种孤独情感的诗歌形式。”^[41]除去这种功能之外，十四行诗充其量也只是“颂歌、歌谣或者献词”^[42]。因此，在柯勒律治看来，十四行诗从形式上来说只不过是篇幅更短的讽刺诗和篇幅稍长的挽歌。^[43]其次，柯勒律治认为十四行诗中的韵律和节奏“可有可无，或者干脆没有韵律最好”^[44]。他之所以这么说，祖卡托认为是因为受到前辈介绍的意大利语诗歌的影响，在意大利十四行诗在英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柯勒律治发现了这种诗歌“水土不服”的情况。具体来说，“意大利语十四行诗的韵律结构不适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因此意大利十四行诗体经常表现出句法含混不清，用词不够自然的特点。”^[45]柯勒律治之所以这样认为，或许是因为他看到了十四行诗形式上的约束性，这种约束性不能自然地表现浪漫主义的情感。

1803年，柯勒律治阅读了彼特拉克的拉丁语作品。显然在他看来，彼特拉克的拉丁语作品似乎就没有意大利语所面临的英国本土化问题。彼特拉克在拉丁语作品中表现出的自我反省特质，以及他对神学问题的思考引起了柯勒律治的注意。带着这种全新的发现，柯勒律治重新阅读了彼特拉克的《歌集》。祖卡托认为正是在这次重新阅读彼特拉克的过程中，柯勒律治发现了他与彼特拉克在“身体与灵魂，基督教理念与柏拉图主义”之间的共通性。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对“爱”这个主题的形而上思考当中。^[46]柯勒律治既反对通过放纵身体感官来表达的“爱”，也不赞同完全克制“爱”的表达，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彼特拉克作为最完美也最成熟的抒情诗人，继承了骑士般的爱情观，这使得他与众多注重肉体官能的意大利叙事诗人相比，有着巨大的区别。”^[47]柯勒律治所指出的骑士般的爱情观，其实指的是他从彼特拉克诗作中看到的“新柏拉图主义”^[48]。

当然，这样论述的目的并不在指出柯勒律治就是一个19世纪的彼特拉克主义者，而是想要说明，彼特拉克对浪漫主义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不在于诗歌形式的拓展上，而在于彼特拉克有关哲学、爱情等问题的形而上思考上。这构成了彼特拉克主义在浪漫主义诗人群中最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一定就是柯勒律治式的赞颂，也包含拜伦、华兹华斯等人反对彼特拉克的态度。如若我们粗浅地将彼特拉克在浪漫主义诗人群中的接受情况简单地分为接受与反对两类，那么柯勒律治、雪莱、济慈等人可以归为接受这一阵营，而拜伦、华兹华斯等人则相应地可以放在反对派的阵营中。^[49]正是在这种反对与接受的双重作用下，彼特拉克的诗学观念在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群中得到了升华。

纵观彼特拉克主义在英国的传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对彼特拉克的接受是较为立体的，其中既有诗人群体对彼特拉克诗作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争执与接受，又包括传记作家对彼特拉克个人神话的塑造，同时又有以伊丽莎白女王为代表的官方力量的推波助澜。毫不夸张地说，彼特拉克在英国的传播，史无前例地涵盖了官方、民间和文学界这三股力量的综合作用，相较在意大利本国传播的状态来看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英国对外拓展的展开，彼特拉克作为一种文学资本与文学遗产，也走向了全世界。

（二）《歌集》在俄国的传播

如若我们参考英国等国对彼特拉克的接受情况来看，要想真正吸收并接受彼特拉克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以及相应的文学团体中必须有对意大利语熟悉的群体存在。俄国由于长期处在封闭的发展环境内，俄罗斯本土从未大范围地流行过外来语。自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法语在俄国上流社会流行起来，因此相较意大利语文学，法语文学其实更早地在俄罗斯传播开来。直到1762年，彼特拉克这个名字才出现在俄罗斯读者眼前。

第一位向俄国读者介绍彼特拉克的是谢尔盖·多马什涅夫（Sergey Domashnev）。他的《诗歌创作》（On Verse Composing）一书是俄国学术界较早针对历史和诗歌理论做出探索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多马什涅夫介绍了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创作情况。六年之后，亚历山大·廷克夫（Aleksander Tinkov）出版了《试论彼特拉克或他写给劳拉的文字》（Imaginings of Petrarch，or His Letter to Laure）一书，它成了俄国第一部专题论述彼特拉克诗作的著作。尽管这部书包含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翻译，但作者却虚构了彼特拉克的生平，并且杜撰了他与劳拉之间的关系。^[50]

1780年左右，得益于俄国的平民教育，俄国人民开始接触到一些有关彼特拉克真实信息的著作。而到了1793年，一本名为《历史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的书出版了，在这部书中，作者用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了彼特拉克的生平与作品，重点介绍了诗人对劳拉的爱情，以及被封为桂冠诗人的情况。而针对彼特拉克的诗作，这部书的作者强调了其中的孤独、沉思等主题。^[51]

而在当时的诗人群中，只有四位诗人具备阅读意大利语的能力，他们是：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安齐奥赫·康捷米尔（Antiokh Kantemir）、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Aleksander Sumarokov），和瓦西里·特列季亚科夫斯基（Vasiliy Tredyakovskiy）。相较这四位诗人，俄罗斯民众接触意大利语文学的主要途径是法语的翻译。^[52]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由于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俄国民众开始对感伤题材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彼特拉克和劳拉的爱情故事在当时感伤风潮的影响下，迅速成了人们所追捧的对象。彼特拉克本人也成了用诗歌来表述爱恋的绝佳偶像，而劳拉也成了拥有无限荣光的女性象征。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在俄国的流行，就介绍彼特拉克而言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卢梭的作品中由于选取了彼特拉克的诗作，其中许多是选自《歌集》中的诗，这对俄国读者具体认识彼特拉克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间接的窗口。第二，卢梭的这部作品由于关注的是一种无望的爱，故而借助这部书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彼特拉克与劳拉的故事也就有了可接受的模型。在此影响下，俄国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y Karamzin）创作了《俄罗斯旅者来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er）一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多次涉及彼特拉克和劳拉的爱情故事，使得彼特拉克作为感伤主义英雄的典范更加深入俄罗斯读者的心中。^[53]

受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彼特拉克诗作的翻译在俄国掀起了一次风潮。但从总体来看，翻译的质量并不高。材料的缺乏使得俄国译者只能只言片语式地翻译几首诗，有时甚至将几首不同的十四行诗拼凑成一首。同时，俄罗斯译者对意大利语的十四行诗缺少相应的了解，无法准确地传递出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结构和语言特色。多半的译作只是感伤主义文学的附庸，实难还原出彼特拉克真正的创作特色。^[54]

这种随意翻译彼特拉克诗作的情况直到康斯坦丁·巴丘什科夫（Konstantin Batyushkov）的出现才告一段落。巴丘什科夫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意大利语作家得以真正登陆俄罗斯大陆。1815年，他出版了俄国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彼特拉克专著。^[55]作为一名诗人，巴丘什科夫也创作了一批模仿彼特拉克的作品。在翻译和创作的过程中，巴丘什科夫逐渐发现了意大利语与俄语的区别。在他看来，《歌集》较为完美地体现出意大利语灵活多变、音调响亮、韵律丰富等特点，相比之下，俄语则在他看来显得拘谨而呆板，不适合表达丰富的情感。^[56]

在诗歌语言的对比过程中，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文学界浪漫主义思潮的崛起，彼特拉克不再仅仅是一名感伤主义者。人们通过巴丘什科夫的指引，逐渐发现先前所定义的感伤主义基调其实源于一种柏拉图主义的情怀。这一点对浪漫主义诗人具有重要的启迪。其次，彼特拉克通过诗歌创作不断推广、精进意大利方言的实践，连带着语言背后所反映出的民族自觉意识，对俄罗斯人进一步完善俄语诗歌语言，进一步树立民族性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可以说，正是通过巴丘什科夫，彼特拉克诗作中的一系列主题，以及其诗作背后所折射出的内涵才真正融入俄语文学的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丘什科夫是彼特拉克通往普希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1] Michael Wyatt，“Other Petrarch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03.

[2] See J．Finlayson，“Petrarch，Boccaccio，and Chaucer's Clerk's Tale”，Studies in Philology，XCVII，2000，pp.255-275.

[3] See P．Thomson，“Wyatt and the Petrarchan Commentators”，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XXXIX，1959，pp.225-233.

[4] Michael Wyatt，“Other Petrarch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07-208.

[5] Ibid.，pp.208-209.

[6] Michael Wyatt，“Other Petrarch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09.

[7] Roger Ascham，The scholemaster or plaine and perfite way of teachyng children，to understand，write，and speake，the Latin tong but specially purposed for the private brynging up of youth in gentlemen and noble mens houses，and commodious also for all such，as haue forgot the Latin tonge，London，1570，p.28.转引自Michael Wyatt，“Other Petrarch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10。

[8] 伊丽莎白女王对彼特拉克的译介主要集中于组诗《胜利》，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L．Forster，The Icy Fire：Five Studies in European Petrarch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p.122-147；F．Yates，Astraea，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wl，1975，pp.215-219；R．Strong，The Cult of Elizabeth：Elizabethan Portraiture and Pageantr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7，pp.50-52。

[9] C．Grayson，“Thomas Hoby e Castiglione in Inghilterra”，La Cultura，XXI，1983，p.147.

[10]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4.

[11] Ibid.，p.150.

[12] Ibid.，pp.243-244.

[13] Ibid.，p.244.

[14]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44.

[15] 观点可参照：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46。彼特拉克的诗作可参考：彼特拉克：《歌集》，李国庆、王行人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页。

[16] 菲利普·锡德尼：《爱星者与星：锡德尼十四行诗集》，曹明伦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17] Peter R.J．Hainsworth，Petrarch in Britain：Interpreters，Imitators，and Translators Over 70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47.

[18] 以上观点可参考：Gianfranco Contini，“Preliminari sulla lingua del Petrarca”，ed．Francesco Petrarca，Canzoniere，Torino：Carcanet Press，1968，pp.vii-xxxviii。

[19] Silvia Ruffo-Fiore，“Donne's ‘Parody’ of the Petrarchan Lady”，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9，No.4（Dec.，1972），p.395.

[20] Ibid.，pp.395-396.

[21] Ibid.，p.395.

[22]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4页。

[23] 以上观点可参考：Silvia Ruffo-Fiore，“Donne's ‘Parody’ of the Petrarchan Lady”，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9，No.4（Dec.，1972），pp.395-400。

[24] 本章在介绍英国浪漫主义对彼特拉克接受的情况时，笔者大多借鉴了学者祖卡托（Edoardo Zuccato）在其著作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一书中的研究成果。

[25] 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2.

[26] Ibid.

[27] Ibid.，p.3.

[28] Ibid.，p.2.

[29] 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5.

[30] Ibid.，p.6.

[31] Ibid.，pp.6-7.

[32] Ibid.，pp.7-9.

[33] Ibid.，p.9.

[34] Ibid.

[35] 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15.

[36] Ibid.

[37] Franςois J.-L.Mouret，Les Traducteurs Anglais de Pétrarque 1754—1798，Paris：Didier，1976，p.53.

[38] Edoardo Zuccato，Coleridge in Italy，Cork：C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0-231.

[39] See Edoardo Zuccato，Coleridge in Italy，Cork：C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p.30-33.

[40] 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94.

[41] Ibid.，p.1205.

[42] S．T．Coleridge，Poetical Works，I：2，ed．J．C．C．M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205.

[43] 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94.

[44] S．T．Coleridge，Poetical Works，I：2，ed．J．C．C．M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205.

[45] 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95.

[46] 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110.

[47] K．Coburn，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I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95.

[48] 这一主题的论述可参见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p.110-113。

[49] 当然，简单地归类诗人对彼特拉克的态度只是为了勾勒出浪漫主义诗人对彼特拉克的大体态度，针对这一问题祖卡托已在著作中做出了详细的描述，笔者在此不做过多的引述，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Edoardo Zuccato，Petrarch in Romantic England，New York：Macmillan，2008，pp.135-141。

[50] See Tatiana Yakushkina，“Was There Petrarchism in Russia？”，Forum Italicum：A Journal of Italian Studies，2013，47：15，p.16.

[51] Ibid.，p.17.

[52] See Tatiana Yakushkina，“Was There Petrarchism in Russia？”，Forum Italicum：A Journal of Italian Studies，2013，47：15，p.17.

[53] Ibid.，p.18.

[54] Ibid.，pp.18-19.

[55] Ibid.，p.23.

[56] See Tatiana Yakushkina，“Was There Petrarchism in Russia？”，Forum Italicum：A Journal of Italian Studies，2013，47：15，pp.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