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

我的童年是在艰苦、病痛和欢乐中度过的。

我同我的双胞胎弟弟出生于1945年7月12日（阴历六月初四，子时）。我满月三天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小时候家里很苦，父亲基本没有工作，全凭我爷爷的杂货铺过活，生活很拮据。我姐姐是1943年生的，她两岁时，母亲生下我和弟弟。本来生活就很拮据，突然又增加两个孩子，到了几乎无法养活的地步。母亲白天要协助爷爷照顾杂货铺，还要打柴烧饭，劳累得几乎没有奶水，根本不够我们小哥俩吃，但又买不起奶粉，我和弟弟几个月时就开始喝玉米面糊糊。我弟弟不肯吃这些东西，活了不到一周岁，就病饿而死。母亲告诉我，我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口壮，无论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勉强活下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几次濒于死亡。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我已经记事了），得了一场大病，已昏死过去，但气息尚存。实际上我已经尝到了死亡的滋味。在临近死亡时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但十分恐惧。在我尚存的意识中，觉得自己孤零零地走在一个旷野里，周围全是黄沙黄土，天昏地暗，毫无人烟，我非常害怕，不知道向何处去。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喊我的乳名，渐渐地声音大起来了，我回头一看，是我的母亲，就急忙奔向母亲的怀抱。当我苏醒过来后，才发现母亲和姐姐在我身边哭喊着我的乳名，我想，也许是乳名救了我。我的乳名叫“永来”，永远地来（我弟弟的乳名叫“双来”）。我体质很差，腿酸腿疼，晚上腿酸得不能入睡，经常在夜里喊，腿酸啊，腿酸啊！需要母亲给我捶腿才能入睡。我腿软得不能较长时间站立，七岁才能走路，上小学时是我舅舅家的大哥背着我上学。从初小升高小时，体重只有42斤，高小升初中时，体重也才78斤。升大学那年（1965年）我体重还不足100斤。我从小就患有股骨淋巴结核（在左腿腋部），老是流脓流水。直到十几岁后才基本愈合，现在还是疤痕满布。没有人相信我能活到成年，这也是父母后来还要再生几个孩子的原因，他们想再要一个男孩，作为我的候补。我后面一连来了四个女孩，到最后才是一个男孩。他们的身心也都因此垮下来了。

我小时候是在困苦中度过的。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一般是喝小米粥，稀得可以照月亮，晚上喝高粱米粥。中午不做饭，有时饿得直发昏。冬天中午有时在火盆里烧个土豆充饥，有时啃个冻豆包。好的时候母亲偷偷给我五分钱让我到街上买一个馒头或割一块切糕。

爷爷开杂货铺时，我家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爷爷每天都有些营业收入。虽然生活困难，但爷爷很重视老礼儿，很重视年节，无论如何都要把日子过得好些，不被街坊四邻笑话。

我们小孩当然盼着过年了，过年总会吃饺子，穿新衣。我们那里有一句顺口溜，叫作“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好像对我说的一样。腊月里，就开始忙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包豆包。先是爷爷从农村买来大黄米，用水泡后，磨成面，和好，在炕头上发酵，两三天后，包入熟豆馅，放锅里蒸熟，金黄色的，十分诱人。东北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豆包冻起来，我们包了很多，放在外面的大缸里冻起来，随时可以在火盆里烤热了吃。实际上我们有时饿了，直接啃冻豆包。到年根底下，还要发面，包面馍馍（里面包入豆馅）、枣糕等。家里有馍馍模子，扣出各种花样的馍馍，我们很喜欢吃。母亲把面做成枣山，放在神仙排位前做贡品，过了正月十五后再撤下来，重新蒸着吃。

到了腊月二十九左右，爷爷打开箱子，拿出使用多年的贡器，有香炉、贡盘、蜡座等（可惜这些贡器在爷爷去长春居住时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掉了，估计里面有不少珍贵的古董）。墙上挂上财神爷的画像。三十晚上烧香、点蜡，贡上水果、点心等贡品。给人一种神圣和神秘的感觉。我们家有两根很粗的蜡烛，只有三十晚上点着，点不长时间就吹灭，怕烧没了。这两根大蜡烛可能已经点过很多年了。

三十晚上全家开始包饺子，包很多，包完一盖帘就放到外面冻起来。小偷会乘机来偷饺子。那时我们那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知道小偷来偷饺子也不去抓，因为小偷也要过年呀！实际上小偷也不会把一家的饺子都拿光，他们会各家拿一点，吃百家的饺子。饺子里要包几枚硬币，年夜饭要吃饺子，谁吃着了包有硬币的饺子就代表谁有福气。为了吃着硬币，会多吃不少饺子。我还真有运气，吃到硬币的时候最多，姐姐为此很生气。但她不知道硬币把我的牙硌得生疼。

三十晚上十二点，要接财神，记得爷爷届时把门打开，放鞭炮，院子里点着一盆火，爷爷对着火堆磕头，还叨念着：“财神爷到我家来吧！财神爷到我家来吧！”我当时觉得好笑，放鞭炮不是把财神爷吓跑了吗？他怎么还敢到我家呢！后来才知道北方的财神爷是《封神榜》里的比干，他是一个无心的人，谁恭敬他，他都不领情！我爷爷是典型的多神论者，除了供财神爷，最重要的是供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家里有什么事情都要给灶王爷上贡、烧香、磕头，求其保平安。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送灶王爷回西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传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的三弟）。每年腊月二十三，母亲都要跪在灶坑前，把旧的灶王爷画像烧了，顺便向灶坑里扔些灶糖（据说是为了灶王爷嘴甜些，到玉皇大帝那里多说些好话），母亲边烧边叨念：“灶王老爷本姓张，上上方见玉皇，好话多说，坏话别讲。”我们小孩当然高兴了，因为那天可以吃到黏黏的灶糖。腊月三十换上新的灶王爷画像供在厨房。据说灶王爷主管一家的起居饮食。灶王爷佛龛上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或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我们家还有一个神位，供奉的是狐（狸）黄（鼠狼）二位大仙。东北好多人家都供狐黄大仙，据说狐黄在深山中修炼成仙后，会帮助人们驱邪解难。东北老有狐黄大仙显灵助人的传说。狐黄大仙的牌位每年都要用红纸重写：狐黄二位大仙之位。神龛上也配有对联，上联：在深山修身养性，下联：出古洞四海扬名，横批：有求必应。我家还供观世音铜像、眼宫娘娘画像（如果害眼病，可以求她保佑治愈）等。那时我们家和其他人家供那么多位神仙，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有人来保佑家人平安无事。过年时把这些神仙请出来礼拜，我们小孩子的事就多起来了，就是要在每个神位前都磕头，回报是可以得到一两个贡果吃。

最热闹的是大年初一。早上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换上新棉袄，到姥姥家、姨妈家拜年。见着大人们就磕头，嘴里喊着姥姥姥爷、舅舅舅妈过年好！大人们乐呵呵地往我们手里塞压岁钱，那时的压岁钱也就一两毛钱，但那也高兴得很，至少可以买几块糖吃。

记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扶余街上每年春节都要举办秧歌会，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鞭炮、锣鼓、喇叭声震天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很幸运的是我父亲是解放军，我家是军属，门上挂着“光荣军属”的灯笼。爷爷的杂货店铺刚好在大街旁边。每个秧歌队过来都要在我家门前摆开架势，进行秧歌、旱船等表演。带头的喊，向军属大爷、大嫂致敬！围观的群众热烈鼓掌。我爷爷抱着我，对我说这是专门为我家表演的，我感到特别幸福、光荣、骄傲和自豪！

小时候还有一个节日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们那里叫五月节。我小的时候松花江水清得很，水里的小鱼都看得很清楚。早晨起来人们纷纷到江边用江水洗眼睛，据说那天在江边洗眼睛一年都不害眼病。我也去洗过眼睛。后来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市建了三个化工厂，废水直接排到江里，江水严重污染，再去洗眼睛，好眼睛也变成红眼病了。这项活动只好取消。在江边洗完眼睛后，我们便去采些艾蒿，捆好放在门框上，据说有驱逐蚊虫的作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天早上要吃面片，里面打上荷包蛋，而且荷包蛋可以随便吃，能吃几个就吃几个，那时我虽小，有一次竟然吃了五六个，把母亲都吓着了。我们还自己包粽子。我们那里端午节时门上还要挂上用彩纸做成的各式各样的葫芦，都带穗，还挂风铃，风一吹，葫芦穗飘飘，风铃作响，别有一番情趣。

小时候东北的风俗、风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最困难的时期是1953年爷爷的杂货铺歇业，爷爷和奶奶去长春我二叔家，我家几乎没有经济来源（父亲在部队是供给制，从不给家里寄钱），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有时打零工赚点钱，有时靠给人家糊纸盒、糊信封、纳鞋底维持生活。我虽小但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帮母亲糊纸盒、糊信封。有一次我对母亲说：“我也帮你挣点钱吧。”母亲问：“如何挣钱啊？”我说：“我看到有人在暖水瓶里装着冰棍卖能挣点钱，咱家刚好有一个竹皮暖水瓶，我批发点冰棍卖吧。”母亲看着我半信半疑地说：“你那么小能行吗？”（我那时8岁）我说：“让我试试吧。”在我的纠缠下，母亲给了我点钱。我到冰棍厂批发了10根冰棍。那时冰棍市场价5分钱1根，而批发价是4分5厘1根。也就是10根冰棍才能赚5分钱。我抱着装满冰棍的暖瓶沿街叫卖：冰棍！白糖牛奶冰棍啊！我感到自己喊出的声音是胆怯甚至是凄凉的。我很快卖出3根。买第4根冰棍的是一个小伙子，可能他成心欺负我，我倒出1根给他，他说已经化了，换1根，我只好放回去又倒出1根，他还不满意，连倒了3根后他竟然说他不要了。本来冰棍并没化，这么一折腾真的化了，后来再没人买我的冰棍了，最后我的冰棍全部化得几乎只剩下棍了，我只能自己吃掉。4角5分钱批发的冰棍收回了1角5分钱，赔了3角钱。第一次做生意以失败告终。回家后遭母亲一顿痛骂。

那时喝高粱米粥的时候，都没有菜吃，母亲为了让我们吃得香些，把咸菜疙瘩切成条，淋上点油在锅里蒸一下，我们姐弟三人每每都把一大盘咸菜吃得精光，咸得我们大口大口喝凉水。有时没米下锅了，饿得我们三个孩子两眼发黑，都起不来炕了，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到我姥姥家或姨家拿点米面来。玉米面糊糊加野菜我能喝好几碗。

1954年父亲复员回家，带回几百元复员费，父亲又有了工资，生活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因为孩子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到了寅吃卯粮的地步，靠单位互助金维持，发了本月工资后几乎全部用来偿还上月欠款，然后再借一笔维持本月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里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玩具。我记得自己到处捡碗碴（碗的碎片），作为跟别的小朋友玩石头剪子布时输赢的筹码。如果赢了可以从别人手中得到碗碴，如果输了就把碗碴给赢者。碗碴上的花好看的比较值钱。我唯一喜欢的一件玩具是我的一个远房小哥哥送给我的一个冰猴（陀螺，可以在冰面上或坚硬的地上旋转）。我的小冰猴小巧精致，表面漆成红色，我非常喜欢它。冰猴用鞭子缠好一放开落到地上或冰上就会旋转，在快倒掉时，再抽一鞭子它还能继续旋转。小时候老和小朋友们比赛看谁的冰猴旋转的时间长，我多数时间都是胜利者。我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使他们的冰猴在旋转时突然倒掉。他们在冰猴快倒掉时再抽一鞭子冰猴就会继续旋转，而我一抽，他们的冰猴立刻就会倒掉。每到这时，他们都会很吃惊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作出如此神奇的表演。其实他们不知道，秘密就在于我是左撇子，我用左手放出的冰猴和他们用右手放出的冰猴旋转的方向不一样，我用左手抽改变了冰猴旋转的方向，冰猴当然会倒掉。很多孩子都喜欢我的冰猴，想拿东西跟我换，我一直没答应。后来有一天，我的冰猴生生被一个我不认识的比我大些的孩子抢跑了，我大哭着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非但没有安慰我，还骂了我一句“没用的东西”，使我的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挫伤，此后再也不敢跟比我大的孩子玩了。

我小的时候就接触到时代的变迁，给我的成长打下深深的烙印。从小就对共产党、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把我从旧社会解救出来。由于我父亲参加了解放军，我家是军属，因此给我家分了房子，我家后来住的房子就是分到的房子。年节时政府还派人来慰问，送来一些米面。学校还组织一些学生帮我家打扫卫生。

我两岁多就开始记事了。1947年冬天，我看见大街上有人用爬犁拉着一个死人，就问我爷爷是怎么回事，爷爷说是土改把老地主给打死了。老地主老欺负穷人老百姓。当时老扶余是解放区，我就见到了我们自己的队伍——八路军。他们列着队，唱着“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的歌曲，帮老百姓挑水、干活。对我们小孩也是和蔼可亲。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加八路军（后来改称解放军）的。我从小就对解放军有着敬爱之情，想长大后也当解放军。

我小的时候，东北的生活很清苦，要饭的人比比皆是，我爷爷开的小杂货铺前老有来要饭的。要饭的跪在爷爷的小铺前，叫着爷爷、奶奶、大叔、大婶给点吃的吧，看着他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样子，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每次都让爷爷拿点东西给他们吃（尽管我们自己也吃不饱）。在杂货铺前面有木制的垃圾箱，每到晚上，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就抢着在垃圾箱里睡觉，我也看到过有些孩子冻饿而死，暴尸街头，我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记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扶余县城庆祝的场面。在扶余县仅有的一条不长的主街道上，对面开来彩车，后面紧跟着游行的队伍，人们载歌载舞，欢笑歌唱。连五音不全的爷爷也学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幼小的心灵中，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也学会了唱国歌。每当我唱起国歌时，都会感到热血沸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个东北地区都很紧张，说美国会打过鸭绿江侵占东三省。首先要防止美军的飞机轰炸。家家户户的窗户玻璃上都贴上米字条，这样能防止玻璃震碎伤人。另外，要求各家都挖防空洞，飞机要是来轰炸，必须躲进防空洞。我家也挖了防空洞。飞机来时，警报大作，大人带着小孩钻进防空洞。我记得妈妈带我钻过防空洞，但飞机并没有在我们那里扔过炸弹。警报解除后，我们从防空洞里爬上来。我倒没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好玩。1951年我们那里建立了朝鲜学院，收留朝鲜孤儿。收留的都是学龄儿童和少年。他们住的是临街的房子，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他们的起居情况。每个房间都有几张双层床，统一的被褥和服装，早上要统一出操。他们战争孤儿的身份，激起了我的同情之心。1952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还和朝鲜小朋友搞联欢会。老师还教我们用朝鲜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并在联欢会上表演，博得热烈的掌声。朝鲜学院直到1958年才被撤销。

1951年起，志愿军伤病员开始多起来了，为此扶余建立了荣军医院，为志愿军伤病员治伤治病。志愿军伤病员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头上缠着纱布，但都很乐观。我们这些小孩儿总是缠着他们给我们讲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对抗美援朝有着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我开始仇恨美国鬼子，也认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那时我会唱一首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团结紧，打败了美国兵，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还学会了《抗美援朝之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帝野心狼！”在我的心目中，志愿军就是最可爱的人。

1951—1952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我都有些印象，那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标语满街都是，也听说过毛主席亲自下令枪毙了两个贪污公款的大官刘青山、张子善，我们县也枪毙了一个干部，他贪污了3万元钱。可以说我从小就挺恨贪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