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宣队进校

7月下旬北京高校武斗得非常厉害。中央派北京一些工厂的工人到清华宣传《七三公告》（必须停止武斗的公告），制止武斗。但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武力对抗，打死了5位工人，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高校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韩爱晶（北航）、谭厚兰（北师大）和王大宾（地质学院）谈话，从凌晨3点多谈到上午9点。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要求各校的两派都联合起来。决定派工人阶级进驻高校，制止武斗，实现两派大联合，进行斗批改。

8月初，工宣队和解放军进驻北大。开始组织对立双方拆除工事，进行革命的大联合。记得进驻经济系的军宣队是8341部队的一些干部和战士，其中一个连级王姓（名字不记得了）干部任经济系的指导员，后来我们都称他为王指导员。工宣队的成员是第三扎钢厂的工人。看来指导员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在召集全系教员和学生讲话时说：“我们工人阶级今天登上了上层建筑物，要对你们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我们在底下几乎要笑出声来了。连什么是上层建筑都说不清楚，还想领导我们！但我们错了，他们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毛主席派来的，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进行斗批改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谁反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我们谁都不敢作声了。

为了消除派性，各系都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工宣队促成两派的大联合。经济系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一起，进行谈判。公社方面的代表是原经济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一些人，“红色尖刀连”一方也有几个人参加了。我在“红色尖刀连”里没有任何职务，但“红色尖刀连”里面的一些人竟推举我为首席“谈判”代表，可能的原因是几位“头头”都有可以被对方抓住的“劣迹”，不被对方接受，他们也不愿意同对方“谈判”联合问题，也不想跟对方联合。而我一是没有任何“劣迹”，二是派性不强。谈判很激烈，主要讨论哪方做大联委的一把手（主任）、每方有几个人参加等，争论得很激烈。最后的结果是，我方有4人参加，出任主任，对方有5人参加，出1名副主任。会上我方力推我出任大联委主任，我推辞不过，只好答应。我方认为我们取得了首战的胜利。不过会议结束时，军代表严厉警告双方，参加了大联委就不得代表哪一派，而要代表全系师生，谁破坏大联合，就开除谁！我们都面面相觑，不敢造次。

大联合工作非常难做。公社方面认为井冈山兵团中坏人太多，和他们联合等于放纵坏人；而井冈山方面认为，公社方面依仗“老佛爷”（聂元梓）的权势，不仅乱斗老师，还把一些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必须承认错误。我所在的经一（2）班，两派同学的派性都很强，30个人中，我们（井冈山兵团）的人数较少，只有12个人，而公社方面有18个人，我们曾发表声明退出经一（2）班，但现在又不得不坐在一起。最初的几次会，两方同学的对立情绪还很严重，工人师傅耐心做工作。但有的同学还是很不理智，有一位同学竟然顶撞工人师傅，把一位工人师傅当场气晕（中风），后来据说这位师傅因此而去世了。这件事发生后，我们都变得理智了一些，大家基本做到了“不利于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我作为大联委主任，自己肯定要克服派性，同时还要协助工宣队做消除派性的工作。我找了很多本派的同学，希望他们消除派性，弥合分歧，恢复秩序。

工宣队的工作卓有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领导斗批改，原来的“黑帮”陆平等已经是“死老虎”，于是开始抓“陆平的黑班底”，又揪出一些校系干部，导致原教务长崔雄昆跳未名湖自杀；在学校的万人大会上，突然把根本没什么问题的校团委书记郭景海从座位上揪到台上批斗；批反动学术权威，硬逼着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交代美国特务问题，导致翦伯赞夫妇双双吃安眠药自杀。因此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1969年3月，毛主席派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北大（同原来的63军一起“军管”北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迟群和谢静宜，他们两人都非常能讲，尤其是迟群，没有稿子愣是在全校大会上讲了五个多小时。迟群在大会上说，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到1969年夏天，学校趋于稳定，重提“复课闹革命”，各系都开始组织上课。经济系的一些老师又重新走上讲台。陈岱孙先生给我们讲古典经济学。那时给了我们不少自学的时间。我那时确实自己学习了一些经典著作，包括《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我还专门抽时间学习了《资本论》。其实刚上大学时我们学习了苏星、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那是《资本论》的简写本。我们已经接触和学习了《资本论》第一卷，它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而在这个阶段，我开始阅读和研究《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我看来，《资本论》的精华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卷讲的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第三卷讲的是生产过程、金融资本（包括股份制），《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理论——社会主义再生产，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后来在金融、股份制方面提出的一些观点、思想和理论，相当一部分来自《资本论》。我当时还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1969年9月北大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是杨德忠（8341政委），副主任是刘信（63军副政委）、王连龙（8341副政委）、魏秀茹（北京第二机床厂工人），还有周培源（原北大副校长、物理学家）和聂元梓等。

接着各系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经济系革命委员会由7个人组成：主任1名，副主任1名，委员5名。我被选为系革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