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聂派重新集聚

聂元梓的高压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2月军训后，被聂元梓压制的一派是不服气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逐渐失去了领导能力。反聂派借着帮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整风的名义重新组织力量，向聂元梓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进攻。这时，一些过去同聂元梓并肩作战的革命“左”派开始分化，一些人开始反对聂元梓，站到反聂队伍一边，如哲学系的教员孔繁、杨克明（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之一）都开始反对聂元梓。最典型的是哲学系的郭罗基（郭罗基同孔繁、杨克明一样，曾经与聂元梓一道与陆平开展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视为坚定的革命“左”派）。1967年3月初，郭罗基在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把聂元梓贴第一张大字报前后的不光彩表现，她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来的种种失误及思想作风的错误公之于众。由于郭罗基的影响很大，校内出现了拥聂派、反聂派两种势力和派别。3月8日晚，支持郭罗基大字报的人在五四运动场召开大会，帮助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聂元梓“整风”，实则为反聂大批判会。会上郭罗基的一番讲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的一段话：“跪着的人们！站起来吧！如果你们总是跪在聂元梓的脚下，她的确是你们心目中的高山，甚至比喜马拉雅山还高！但是，你们一旦站立起来，聂元梓在你们面前只不过是一堆粪土！”会场上很多人为郭的发言拼命鼓掌，也有人骂他是“反革命小丑”。

从那以后全校又出现了众多反聂组织，如“北京公社”“红旗飘”等，拥护聂元梓方面的也出现了很多组织，如“六六串联会”等。到1967年7、8月份，北大形成了两大派组织。拥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聂元梓一派的组织叫“新北大公社”，反对聂元梓的一派叫“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的实际头目是聂元梓和孙篷一（哲学系教员，时任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井冈山兵团”方面的领导被对方说成是“孔、杨、周、牛、侯”，即孔繁、杨克明、周培源（原北大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后被平反）、牛辉林（法律系学生）和侯汉清（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其实前三位并未实际参加和领导“井冈山兵团”，只是观点支持而已。两大派组织贴大字报相互攻击，两派都用高音喇叭对骂，一直到深夜，扰得人根本无法睡觉。

与此同时，清华也分成了两派组织，即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和后成立的“414”组织的对立。北京高校学生基本都分成了两派，即“天派”和“地派”。出现了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北地质）等五大学生领袖。学生队伍彻底分裂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也彻底失去了方向。不少人开始犹豫、彷徨、不知所措。很多人离开学校，成了“逍遥派”。

经济系的“红色尖刀连”重新组织起来，由于我一直是反聂的，自然成为“红色尖刀连”的一员。由于“红色尖刀连”是“井冈山兵团”的下属战斗队，我又是“红色尖刀连”的成员，因此我自动成为一名“井冈山兵团”的“战士”。

1967年8月，由于北大的两派整天用高音喇叭互骂，一直到深夜，让人根本无法入睡，而白天又无事可干，我已经对运动产生了厌烦情绪，也想当一下“逍遥派”，于是回到了长春和扶余。但是，长春甚至扶余也都分成了两派，发生了武斗。扶余的两派甚至动用了枪，还打死了人。我真的搞不懂，形势怎么变得这么糟？可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的社论却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回到家里也无所事事，帮助母亲干点活，脱坯、打墙、修理仓房，什么都干，多干点活，填补心中的空虚与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