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休学

1958年我12周岁，考入扶余四中。扶余四中离我原来就读的小学不远，原来是朝鲜战争期间接收朝鲜孤儿的朝鲜学院所在之处。大约在1957年所有朝鲜孤儿都返回朝鲜，扶余四中就搬到此地。校园很大，操场也很大，运动设施也比较齐全。

1958年的秋天是多事之秋。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三面红旗”之时，现在的学生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三面红旗”了，其实就是总路线（完整的表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初中生的我也被裹挟其中，并对我后来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入学后按部就班地上课。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数学很好，数学公式我记得很牢。当时学的外语是俄语，我学得也很好。但我们没有上多长时间的课，就赶上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中央提出当年要实现1 070万吨的钢铁任务，动员全民大炼钢铁，人们用土法炼铁，结果土高炉到处都是。街道动员各家各户都交出废铁器集中起来炼铁。我家当时没有废钢铁，只有房檐上的水溜子是铁的，我不顾母亲反对，上房强行把水溜子敲掉，交上去炼铁了。结果导致我家房子不仅屋顶漏水，一下雨水便沿着窗棂流水倒灌到屋里。炼钢铁的场面很壮观，也很热闹，当街搭起小高炉就炼起来，好多是烧木头和树枝。小锅炉比比皆是，火光冲天。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孙悟空站在云端，想用芭蕉扇来煽炼钢炉的火，但一见火光遍地，便哀叹道，如此多的火，俺老孙如何煽灭也！很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的景象。实际炼出的“钢”根本无法用，后来满街都是废铁疙瘩。

我们虽是初一的学生，也就12岁左右，但也被分配了炼钢任务。我们不是直接炼钢，而是炼炼钢用的焦炭。我记得在松花江边砌了两座炼焦炉，把湿煤泥倒到炉里，然后封闭起来烧，烧两三天后开炉取烧好的焦炭，送到别处去炼钢。我们的任务是和煤泥和往炉里倒煤泥。那时用柳条筐装煤泥，然后用扁担挑着送到炼焦炉里。两筐煤泥至少有二三百斤，我瘦小的身躯几乎挑不起来，但还是坚持挑，而且还要爬到炉子顶上。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连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但那时我根本不懂得偷懒，而是拼命地去干。干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其实我那时已经累病了，主要是腰疼，几乎直不起身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好些。

回校后不久，大概是10月初，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到下坎打柴火卖钱补充学校的经费。这里要介绍一下扶余县所处的位置和地形地貌。扶余县分坎上、坎下两个部分，县城在坎上，在第二松花江的北岸，松花江在扶余县城南面是向西流的，而到了县城西侧则转弯向北流（西江），流到三江口，即第二松花江、嫩江和第一松花江的交汇处后向东北流去，经过哈尔滨最后汇入黑龙江。第一松花江在扶余段我们称之为北江，是同黑龙江肇源县的界河。所谓下坎实际是北江的故道，在涨水时会淹没大片土地，在落水时则是一片大平原。现在看来实际是松花江湿地。

我们打柴火的地方在北江的江边，离县城有50多里。10月初的一个早晨，我背起一个小行李卷，跟着全校大约几百名学生（有带队老师）步行出发了，到了中午走到一个叫伯都的地方，伯都在坎上，过了伯都就是坎下了，站在伯都的高坎上往下面看，坎上比坎下高出几十丈，远远望去高耸的土崖连绵不断，往坎下一看，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走下坎后，根本没有路，只好沿着车走过的印记走。路边的草越来越高，比我的个头高多了，路也越来越难走，到后来已经没有路了，我们只能踩着（草根形成的）塔头墩子走，塔头墩子底下都是水。由于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腿已发软，几次掉下塔头墩子，被同学拉起来。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宿营的地方当时叫大青山，紧挨着北江边。当时只有打草人留下的几间土坯房，用两间正房做厨房，其余大约三间偏房做女生宿舍。男同学在外面两三个人一组搭草窝棚住。记得头一天晚上来不及搭窝棚，就用干草铺上露天睡觉。晚上躺着仰望天空，繁星点点，银河两旁的牛郎织女星十分明亮，我试着寻找北斗星和北极星，别有情趣。没想到后半夜竟然下起雨来了，我们急忙跑到女生宿舍躲雨，已经无法睡觉，大家就坐在一起讲故事直到天亮。我记得一位大舌头的同学给我们讲故事，他说，一个人走（zhǒu）啊，走（zhǒu）啊，走（zhǒu），走（zhǒu），走（zhǒu），突然见到一个鬼！我们大家顿时毛骨悚然，但也觉得他的声调很可笑。第二天晚上由于搭帐篷（用草捆搭），老师把我们几个小个子男生安排在女生宿舍的地下住（女生在炕上），其实也不暖和。早上起来遭到了同班男同学的嘲笑：“听说你们昨晚上了女生的炕了？”弄得我们几个人很尴尬。我再也不肯到女生宿舍住了，而是自己搭了一个小帐篷，住在里面还很舒服。晚上听到远处的狼嚎声，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有人值班打更，狼不敢靠近。

我们打草的地方离驻地大约要半个小时（驻地近处的草已被打光），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去打草，九点左右回来吃早饭，吃完饭后再去，下午大约四五点钟返回来吃晚饭。

草很高很深，隔着几层草就看不见人了。我们每人发一把镰刀，分片包干，每人打一片。我由于是左手拿镰刀，而使的是右手镰刀，镰刀不快，我割得也很慢，有一次镰刀还一下子割到右手的小拇指上，幸运的是镰刀不快，否则我的手指可能就会被割掉，至今我的右手小拇指还留有明显的疤痕。

有一次我差点走丢或者被狼吃掉。班干部说，今天每人必须打20捆草才能回驻地吃早饭。有的同学偷奸耍滑，每捆很细，很快就打了20捆，回驻地吃饭，而我打得慢，而且捆很大，当我完成20捆任务的时候，发现草场除我之外，已经空无一人。但我找不到回驻地的路了，找了很多路，但条条都被江水淹没，走不出去了。我曾试图爬到草垛上去看方向，无奈太高爬不上去。那时狼很多，晚上睡觉时常听到狼群在嚎叫。我想如果碰到狼群我的小命就交代了，于是拿着镰刀准备自卫（给自己壮胆而已）。正当我十分着急、无计可施时，忽然听到在草场周围有人高喊我的名字，原来在吃饭时班里发现少了一个人，于是向校领导汇报，校领导发动全校学生来找我。终于把我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回想当年，我若被狼吃掉，北京大学就少了一个经济学、金融学教授！

我们住的地方实际是松花江湿地，平时是平地，涨水后就可能被淹掉。我们住的窝棚离江边很近，因此时常到江边去玩。江里有鸡头米、菱角，鱼很多。水很清，能清楚地看到鱼儿在游动。那里的鱼可能很少见到人，所以根本不怕人，很傻。我们把大头针弯过来，放上小虾做鱼饵，用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线牵着，直接放到水里，看着鱼儿抢着咬钩，很好玩。我用这种办法钓上来好几条鱼呢（当然不太大了）！

大约打了半个多月的草，我们返回学校准备上课。我们打的草陆续被拉回县城卖掉。那时做饭都烧柴禾。后来我听说，卖草的钱相当一部分都被一个姓马的教导主任贪污了！这件事对我的心灵有所触动，我们拼死拼活地干，我自己甚至都累病了，不是白干了吗？没想到在教师队伍里也有如此贪财者！回校后我们开始正常课程的学习。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不太好，经常莫名地发烧。1958年的“大跃进”，使人们头脑发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除了全国土法上马大炼钢铁，10月份各地纷纷成立人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且到处“放卫星”，宣传粮食大丰收，亩产两万斤，《人民日报》上刊登照片，小孩可以坐在丰收的稻穗上不掉下去（完全造假）。小小年纪的我不知如何是好。

1959年春天，我们又参加了“深翻地运动”。不知哪位科学家提出“深翻地”理论。说“深翻地”可以使庄稼的根系发达，提高产量，不过得深翻六尺才能起作用。于是学校组织学生去深翻地。我们当时个子都很矮，挖到六尺时，挖的土根本扬不上去。于是在三尺处先留一个土坛，下面的人先把土扬到三尺处，上面的同学再把土接着扬到地面上。现在看来“深翻地”是完全违背科学的做法，把黑油油的熟土全都翻到下面，把一点没有营养的生黄土全都翻在上面，实际上会使产量下降。

大概干了一个月左右的“深翻地”，我彻底累病了。主要是腰痛，小便时刺痛，而且尿脓尿血。到中医院检查后按尿道炎治，但没有好，而且发烧不止，尤其是下午发烧。中医院一位姓崔的大夫建议我到县医院检查一下。那时没有B超，到县医院检查时，也不能做深入的检查，医生根据我的症状，首先确定我患了结核病，最后确诊为肾结核。后来就给我吃雷米封（异烟肼的俗称）、打链霉素，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一般地说，肾结核都是双肾结核，结核菌会通过输尿管和尿液将结核菌传到膀胱再传到另一个肾里，我比较幸运的是，可能因为炎症快要把输尿管堵住了，结核菌没有从膀胱进到另一个肾里边，因此我还保留了一个好肾，这在肾结核史上据说是很罕见的（肾结核的结核菌对肾组织的损害是很大的，如果我是双肾结核，当时就死掉了）。当时是自费，链霉素是进口的，非常贵，因此病情刚有所好转就停药了。后来听别人说，只要我多吃一个月的药，多打一个月的针，肾就保住了。实际上，我从13岁开始，就是一个肾在工作，但是我也不知道，只是老觉得腰酸腿疼身子凉。直到1990年在北医三院做B超，说找不到另一个肾，最后才看到右肾已经萎缩了。医生说右肾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而且肾里仍有结核菌，不知什么时候会发作，建议我拿掉。于是1991年我做了右肾切除手术。当时我是半身麻醉，头脑还清醒，医生将肾取出来后割开让我看了一眼，里面全是同蜂巢一样的黄色组织，肾组织已经完全被破坏。医生吩咐拿到标本室做成标本供医学教学用。实际上我从十二三岁开始到现在都靠一个肾在生活！这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老是腰酸腿疼、浑身没劲、近些年肾指标不正常了，我只有一个肾在工作，负担太重了！

1959年春天我因病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