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狂惑者的自白
司马迁《报任安书》赏析
作者介绍
程世和，1962年生，安徽省池州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有著作《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等。
推 荐 词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真情道白，正是这封信，使我们知晓了司马迁作《史记》的抱负和风险。“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史记》的写作是艰难的，宫刑的痛苦是身体和精神双重的，带来的耻辱也是双重的，更严重的是人生价值观的破碎。原本以忠于皇帝、报答朝廷、出于公心履行职责为最高人生准则的司马迁突然发现，在皇帝那里，自己不过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从此他表面上“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然而内心深处，他仍固执地保留着他的一点信念，“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篇文章对于司马迁“通其狂惑”的“伟大”之处进行了解读。
史公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对任安（少卿）来信的回复。关于任安来信的内容，许多人曾做出错误的判断。清人包世臣《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就这样写道：“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在他看来，任安是在下狱后写信给史公的，目的在于企求他能尽故人之谊，出面援救自己，而史公则由于《史记》一书未成，婉言拒绝了这一求援。包世臣的这一说法“曲径通幽”，很受人们的赞赏。
事实上，任安来信绝非狱中求援之作，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就这样明言：“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史公自己在《报任安书》一开头也说得很清楚：“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是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显然，任安是在益州刺史任上写信给史公的，在这封信中，任安很诚恳地要求他在官尽职，推贤进士。而史公则由于事务繁重，一时无暇与任安谈心，直到任安下狱后，才赶紧给任安写了封回信。由此看来，任安求援之说纯属臆测，理应纠正过来。
在推翻求援之说后，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显豁在我们面前：我们深知史公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伟大史家，但任安为什么却对他“责以古贤臣之义”“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难道史公在当时确实听从了“流俗人之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悲士不遇赋》是司马迁后期作品，很能反映他当时的思想实际。他在这篇赋作中说：“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深刻认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黑暗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个人的聪明才智只能引火烧身，给自己带来毁灭。要想安度人生，唯有采取一种“无造福先，无触祸始”的浑噩无为态度，此外别无选择。
这正是史公晚年发自内心深处的苍凉的心声。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苍凉心声，我们在《报任安书》中同样可以听到：
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
正所谓“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其糟而啜其酾”（《楚辞·渔父》），这种狂惑的处世方式曾被屈原断然拒绝，而今却为史公所遵从。这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
这正是史公特殊的人生遭际所致。想当年，史公特具豪放的气质、无畏的勇气，而今却备受李陵之祸的折磨，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自然会使他想到了死，但所恨的是《史记》的著述事业未能完成，于是他决定顽强地活下去。然而这时再也不能以“不羁之才”自负了。他当时“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一旦轻举妄动，灾祸就会重新降临。置身于此，唯有磨平自我的棱角，在现实生活中泯灭是非，随波逐流。为了《史记》的著述事业，史公只得强忍悲愤，走上了隐忍苟活的道路。
这是一条受尽屈辱的痛苦的道路。在《报任安书》中，我们无时不感受到一个被痛苦缠绕的痛苦灵魂。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以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史公委曲痛陈的是一个刑余之人的屈辱与卑微，字里行间，他仿佛要把自己所有的“污”点都暴露无遗，一切都似乎说明自己在苟合取容，一切都似乎说明自己无能至极。在这种狂惑的语调中，郁积着一个思想者难吐的愤懑。然而在那个封建专制的时代，已经惨遭痛击的史公只能隐藏起自我的锋芒，对自己痛加贬抑，甚或自我作践。在当时，史公深刻体会到了一个卑贱者的悲哀，他满怀凄凉地写道：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在这里，《太史公自序》中所表现出的史官世家的自豪感已荡然无存，更没有那种自比周公、孔子的伟大使命感，代之而起的却是与“倡优”“蝼蚁”同列的自我贬抑，从《太史公自序》的自我张扬到《报任安书》的自我贬抑，人们不难感到一个伟大史家的创巨痛深。
史公把自己贬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一方面是以一种狂惑的形式确保自己在现实中的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史公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事实上，在统治者看来，像史公这样的“文史星历”，也确实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其身遭飞来之祸就证明了这点。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直为闺阁之臣”的卑贱地位，惨痛的遭际之后决定自己只能埋葬独立的自我，只能像世俗小人那样人云亦云，苟且偷生。这正是严峻的现实对史公处世方式的终判。
至此，我们似可以推知史公大难后居然很快升迁为执掌机要并推选人才的中书令的缘由了。对史公这一升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中说：“史公父子素以文学登用，奉使扈从，光宠有加，一旦以言获罪，帝未尝不惜其才。”也许我们不应该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这可能主要与史公当年的行为表现有直接关系。当时由于他锋芒内隐，佯装出一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的样子，从而又赢得了武帝的重用。如果史公仍一如既往，张扬己见，或稍有违拗，他不但做不上中书令，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从表面上看，史公这些行为无异于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所言：“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
然而又有谁知道史公在游戏人生的背后正进行着一番伟大的事业。为了《史记》，他已决意不再顾及自己在现实中扭曲的形象，不再顾及人们对他的种种非议。他深深感到自己已孤身进入到一个巨大深邃的历史时空中，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已难为世人所理解，故而他在《报任安书》中反复咏叹：“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看来，注定史公将成为深入历史的孤勇者了。
从《报任安书》中我们听到了一个伟大狂惑者的自白，在这一自白中，我们并没有感到一个混世者的“无行”，相反更感到史公的伟大。史公作为一个正直文人，遭受到统治者对他施加的厄运。他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汉武帝刘彻投入蚕室，施以腐刑。这种灭绝人性的摧残给史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面对这种噩梦般的挑战，他并没有走向绝望和毁灭，相反，他强忍着自己的满腔悲愤，经受住心灵扭曲的巨大痛苦，在惨淡、孤独、狂惑中积蓄着巨大的回应力量，最后终于以自己的整个生命铸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