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我在中国生活第一天的情景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大三学生的时候，我先后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度过了一整年的中文学习生活。我们在天近暮色的时候进入美丽的南京大学校园。那个时候，南京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小汽车，也没有那么多的街灯以及五彩缤纷的霓虹牌。一眼望去，大街上除了公交车和在暮色中穿行的自行车、人流之外，鲜有可观之景。

由于时差的缘故，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从这个上午开始，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多学些东西。于是，一大早，还没等小组其他成员起来，我就偷偷一个人溜出留学生公寓，想自己去找一辆自行车。对于当时将要面临的困难，我一无所知。我天真地认为，只要身上有钞票就行了。

因此，我认为得先换些人民币。我决定到唯一的一家专供外国人住的宾馆去看看。金陵宾馆在南京的市中心，那是一栋很显眼的、浑身发着亮光的乳白色建筑。那个时候，普通的中国人未经许可，是不允许入内的。在南京的外国人都传言，金陵宾馆的那些门卫可以根据脚上的鞋判断出谁是华侨谁是当地中国人。当然，那时在中国是看不到耐克（Nike）、锐步（Reebok）这样的品牌的。

在换好钱，吃了一顿非常贵的早餐之后，我买了一幅地图，看看怎么样可以到城市另一边的友谊商店。那时，出租车还很少，而且，我也坚持认为，像人类学家告诉人们的那样，自己应该“入乡随俗”。如果普通的中国人都挤公交车，我也应该这样。在翻来覆去折腾了好多次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友谊商店。

可惜，我来得太早了。那时中国老百姓还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进口商品，如果要到友谊商店买东西的话，需要用外汇券。我一到商店的门口，就有好几个人走过来要跟我换钱。我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试图向他们解释我刚到中国，不想违反中国法律。接下来，我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弄明白他们的答话。原来他们是说“你的中文讲得很好”。直至今日，我每每想起当时的场景就忍俊不禁：我竟然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弄明白一句夸奖我中文说得流利的话。

如同那时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进入友谊商店之后，又碰上了新麻烦。那时，购买自行车尚需购车券外加单位证明。我一样也没有。这样，我又花了好几个小时，与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说服他们卖一辆车给我。令我惊喜的是，他们最后的确找到了帮助我的办法。等到我的其他美国同学过几天后再去买车时，一切已经变得畅行无阻了。

那个不知姓名的钱贩子在友谊商店门口对我的夸奖，在很多方面概括了我二十年来试图理解现代中国的尝试，某种程度上也综括了我写作本书的研究经历：逐渐积累各种技能，广泛涉猎，精研材料，循序理解。当时，我压根也没有认识到学习中国语言和历史要花多长时间。我天真地以为，我也许能在一年之内学会中文，接下来我还可以学习其他的语言和题材。到我完成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学习中文、理解中国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回到美国之后，我辍学一年，在台湾教了六个月的英文攒了一点小钱，并用剩下来的六个月时间再次来到大陆旅行。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自此之后，我每逢有机会，总是经常到中国旅行。为了获取更多的材料，我也花了近六年的时间学习日文，并在东京大学学习了两年中国历史，其间还在日本东京外务省的档案馆收集材料，进行研究。

尽管我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对帮助我写作本书的中国友人表示了感谢，不过在此，我想再次利用本书中文版面世的机会，对那些二十年来帮助过我的中国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其中既有我到达南京的第一天迷路后不辞辛劳带我走回南京大学校园的老奶奶；也有我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我在南京大学的室友王建宁先生，以及王建宁先生的朋友，他们总是那样津津有味地向我解释中国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及其他令人兴趣盎然的话题；还有我的好多中文老师，他们不厌其烦地帮助纠正我的中文发音；以及那些图书馆的管理员，他们绕来绕去想方设法帮助、允许我复印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材料；另有许多中国同行，他们对本书的内容也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最后，也感谢为本书中文版面世付出辛勤努力的友人张淼、艾英、孟悦、李承红；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黄振萍先生，他为翻译本书，牺牲了自己许多宝贵的研究时间；同时也要感谢杭州章太炎纪念馆的斯彦莉女士，她也为本书的翻译付出了大量心血。二十年来，是上述朋友以及其他许多没有提及的朋友的慷慨相助，使得本书中文版得以有机会与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再次对他们的帮助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