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帝国”（империя/empire）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一场梦魇，也是一个梦想。

茫茫无际的草原，静静流淌的河水，如血的残阳下闪烁着几许诡秘的光亮。河边的营地开始喧闹起来。晚归的人们带着猎物和食品回来了，孩子们的欢笑声，男人们的咒骂声，女人们的叹息声，狗儿们的狂吠声交织在一起。

喧闹声停息了，一位白髯飘逸的长者开始了每天的晚祷告，男人和女人们跪在他的面前，长者忽而仰天长呼，忽而俯地亲吻，从他的嘴里发出了唱歌般的声调：“神明的太阳神、雷神帕伦、风神斯特里波格和给我们温暖的火神，我们是您最卑贱的奴仆。神明的万物之灵，我们是您最忠实的朋友。请保佑我们斯拉夫人吧！别让猛兽吃了我们，别再让我们挨饿，别再让我们逃难了。让太阳神保佑斯拉夫男人精力旺盛，保佑斯拉夫女人多多生育，保佑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这即是居住在俄罗斯平原和伏尔加河畔的俄罗斯先民们生活的一幕。

此时的俄罗斯人深受一个地跨欧亚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军事威慑和文化辐射。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Ⅰ）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俄罗斯人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才使俄罗斯告别了龙荒蛮甸之状态，并攀援上了罗马帝国的奄奄将息的皇脉。

但是，罗马帝国的阴魂并不能拯救俄罗斯人的命运。自13世纪40年代起，俄罗斯人不得不屈辱地接受来自东方蒙古帝国——金帐汗国的2个半世纪的统治。异族残暴统治加速了俄罗斯的国家进程与民族进程。面对异族的武力侵略和殖民统治，分散的俄罗斯各部族有了团结共御外侮的要求。莫斯科公国领导了摆脱鞑靼人殖民统治的斗争，马克思称伊凡三世靠“将近200年的耐心的工作”终于在1480年“把莫斯科从鞑靼枷锁中解救出来。”^[1]

从16世纪起，莫斯科大公和贵族们开始大规模殖民扩张和拓展疆土，到16世纪中期，俄罗斯国家的领土面积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马克思由此评价：“惊惶的欧洲，在伊凡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因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2]

“雄才大略”（马克思称）的彼得一世（ПетрⅠ）开创了俄罗斯的帝国历程和帝国神话。他不仅完成了“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时代使命，而且以“野蛮的”“强制的”方式开始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正如19世纪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形容：“俄罗斯进入了欧洲，像一艘舰只在斧头咚咚的敲击声和大炮的阵阵轰鸣声中下水一样。”

在近300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Ⅱ）绝对是位居彼得一世之后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统治者。她因推行“开明君主专制”和大规模引入法国启蒙思想而被法国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称为“北方赛米拉米达”；她拓疆扩土、纵横捭阖使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霸主之列，因此而被她的臣民尊称为“大帝”；她也因残暴统治、生活糜烂和镇压法国大革命而被马克思斥为“欧洲的大淫妇”。但无论什么样的历史评价，都必须承认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的34年（1762-1796）是俄国历史的重要阶段，与彼得一世执政年代（1689-1725）共同构建了俄罗斯辉煌的一百年，成为俄罗斯帝国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

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和她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度假”。 她踌躇满志地告诉奥地利国王：“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我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就是克里米亚和波兰。”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俄国历史上均被尊称为“大帝”，这是因为他们在任期里推行大规模的西式改革，使俄国社会和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印迹，为俄国现代化的实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无论是彼得一世的“欧化”改革，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因此改革只能是保守的改革，西化只能是有选择地西化，即它只引进西方文化的表层东西——科学技术、工场制度、教育体制、文化习俗等，而把西方文化的内核精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共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一概拒之门外。从这一点来看，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文治武功无疑为俄国现代化设置了一层无形的障碍。

由于地理区域、文化背景、宗教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强势的沙皇制度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俄国未能发生和经历西欧国家普遍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反而是俄国最高统治者，如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Ⅰ）扮演了西方技术和先进思想文化的导入者的特殊角色，而这种导入在主观上极具选择性和目的性，原因在于，俄国严重缺乏先进知识资源和知识阶层的储备。至19世纪初，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俄国知识阶层产生了，他们承担了自下而上的俄国思想启蒙的艰巨使命。1838-1848年被俄国著名评论家安年科夫（П.В. Анненков）称为“辉煌的十年”（блестящийдесятьлет），亦被同时代的西方派代表人物卡维林（К. Д. Кавелин）赞赏为：“那是我们科学和文化生活繁盛的年代，尽管它短暂如北方之夏。”

在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同时，来自传统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政治和思想力量则以拼死之势对抗思想解放的大浪潮，形成一股并非弱势的反启蒙浪潮，最有代表性的是1848—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Ⅰ）统治的“黑暗七年”（черный семьлет）。

伴随着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阶层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他们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共济会、沙龙、大学、庄园和出版物是俄国知识阶层的公共空间，而“小组”在其中最具特色和活力，它成为俄国未来政治党团的雏形。俄国知识阶层批判俄国社会现实、迻译欧洲先进思想、规划俄国未来道路，他们扮演着思想启蒙者和实践先行者的双重角色。

时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自18世纪以来强势运作整整一个世纪的沙皇专制制度和俄国等级体制已渐式微，农奴制度也已显现愈来愈严重的危机状态。而新式工商业和商品经济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以进步贵族和新兴阶层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日益壮大。俄国人经历了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的巨大变化，俄国社会与欧洲乃至世界的地理距离和地缘政治距离从来没有过如此之近，俄国已经走到了大变革的关键时刻。

1762-1855年，是俄罗斯帝国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俄罗斯思想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旧制度的优势和合法性消耗殆尽的时期，更是民族、国家、社会、家庭、个人以及国际环境大变革的前夜。

然而，俄罗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贵族统治阶级仍然盲目沉醉于帝国往昔的辉煌，仍然放纵帝国无羁的梦想，而置来自国家内部、社会层面和国际环境的种种预警和危机于不顾。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则大大地加速了帝国危机和社会大变革的到来。正如同时代诗人丘特切夫（Ф.И.Тютчев）断言：“现在脚底下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牢固而不可动摇的土壤了……有朝一日，醒来一看，自己已处在远离海岸的冰块上。”

一场帝国风暴即将到来，一幕曲折离奇的历史大戏徐徐展开。

[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1页。

[2]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