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新理论

“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意图

目前，尽管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很多，但在理解中国战略意图上均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所在，很多种说法都是学者个人的解读，且受到各自所处的地位、学科领域以及视野局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为什么倡导“一带一路”的深层战略考虑。当然，为避免给其他国家造成更多的误会，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有意将“一带一路”称作为“愿景”或“倡议”，但这并不能改变“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政府统筹国际国内大战略的本质。既然是新时期中国治国理政的大战略，把握其战略意图并将此种战略意图准确地传递给社会各界尤其是国际社会，对于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毫无疑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要想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并不容易，需要从方法论上确立可靠的路径和科学的方法。在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一带一路”究竟是一项外交战略，还是国内发展战略？事实上，“一带一路”既是外交战略，又是发展战略，外交和发展都是具体内容，并不是战略意图本身。很多研究过多关注在具体问题上，缺乏顶层思维。迄今为止，“一带一路”仍处于方案规划、论证和商讨的阶段，各方面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尽管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对接方案仍然没有完全到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明确了最终的路线图和实施方案。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自上而下倡议的议题，在判断其战略意图时，需要考察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级的最高领导人群体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论述，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政治局常委的论述。同时，“一带一路”需要相关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同努力，一些部委负责人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包括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参与了“一带一路”的规划论证，且他们代表各自的部门和地区，这一群体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表态和发言也体现着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可能是“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最高领导人、部委负责人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对“一带一路”的论述结合起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战略意图就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理解。因此，要想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需要分析中国最高领导人、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在谈及“一带一路”时关注什么问题、强调哪些领域以及在什么场合中提及等，这些都是判断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从战略内涵来看，需要从环境、目标、资源和方法四个指标来衡量。

环境分析

环境分析是战略分析的前提，任何战略都是在特定环境下所作出的战略规划，是着眼于解决某一战略问题的行动路线。尽管此前可能经过较长一段实践的调研论证，但作为一个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下半年先后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来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构想，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一道被称为新常态下中国三大发展战略。要想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需要首先考察2013年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性质和特点。

从国际环境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调整，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国内场合追问，下一轮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早在2012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强调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在当选国家主席后，习近平在2013年3月出访俄罗斯期间，强调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在习近平看来，“一带一路”就是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通过改革、调整和创新来释放下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提出的世界和平发展方案，意在寻求构建一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启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从国内环境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对此，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发展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为此，在经济政策上确立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针，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大规模刺激的做法。因此，适应新常态，中国越来越强调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顺势规划“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它们都是新常态下发展战略的构想，以解决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寻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平稳发展。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五个充分估计，五个不会改变”的判断，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产物，这一点也在李克强、张高丽等其他高层领导人和众多部委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谈话中多次得到印证。比如张高丽主持召开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反复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一带一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开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它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更是一种着眼于中国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重大构想。

目标分析

任何战略都是有明确目标的，“一带一路”也不例外。在习近平看来，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变化的。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显然，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仅仅从对外政策角度考量，强调要建立区域合作框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对外战略甚至国家大战略的高度，在政策目标上是十分有限的。

后来，随着国内外反响日益积极，“一带一路”开始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近相互利益纽带。不难看出，在中央经济会议上，习近平已经要求将“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求制定战略规划，但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框架上还没有完全清晰。随后，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办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强调用新丝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表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地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6月5日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时，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与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从而将“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结合起来，其战略目标和愿景越来越清晰。

真正确立“一带一路”的明确战略目标还是在2015年博鳌论坛前后，标志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3月18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和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愿景和行动》文件。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在《愿景和行动》文件中，更是明确提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在习近平主席论述指导下，李克强总理和张高丽副总理和其他中国政府官员也在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的目标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互联互通、打通海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等。2015年2月1日，张高丽副总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把握重点方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依托重点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5月28日，张高丽副总理在出席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开幕式时，提出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2015年3月5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部党委书记张业遂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演讲，对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了三个解释，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着眼于打造“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实现对外开放和改革发展的良性互动。同时，“一带一路”也是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一带一路”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可以为古丝绸之路精神注入时代内涵，实现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同受益。从中国角度来说，张业遂副部长认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寻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张业遂还特别指出，“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无意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显然，张业遂对“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解释是非常明确的，它首先是国内发展的战略构想，更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倡议，意在提供更多区域公共产品，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从战略目标上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发展平台”，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对外开放和统筹国内发展的总体构想，它着眼于弘扬古丝绸之路互学互鉴、和睦共处的精神，拓展我国同欧亚非发展中国家各领域互利合作，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对外合作的总体构想，其出发点是希望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的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致力于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至此为止，“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已经明确，战略轮廓已经成型。

资源分析

201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加强组织指导，统筹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地方、部门和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充分发挥沿线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形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合力。很明显，当“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大战略之后，就不再是最初仅仅作为对外政策所能容纳的了，它涵盖了外交、国防、发展、改革、社会、文化、环境、能源等各个领域，要求社会各界和各条战线都要与之对接，将相关资源整合起来，服从和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同时，不仅国内资源需要整合，而且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也要互联互通，共同汇聚成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力量。

“一带一路”是发展资源的优化配置，一切发展资源都应该是“一带一路”所着力调集的资源。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小组组成人员来看，作为小组组长的张高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是重要成员，在国务院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并分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能源局，国家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助分管国务院办公厅、审计署。因此，由张高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意味着他所分管的部门和领域都应在资源统筹的范围之内。除了张高丽之外，领导小组还有四位副组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王沪宁；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商务、金融、市场经济、旅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作为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杨晶以及作为国务委员，分管外事、侨务工作的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显然，这是一个高规格的豪华团队，能够统筹调动发展、改革、政策、商务、金融、外事等众多领域的资源。在这一领导小组之下，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作为国家最重要宏观调控部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有助于统筹国际与国内资源，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央要求各部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统一部署，抓住机遇，搞好规划，扎实推进。从中央部委来看，都要求科学确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职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据明确分管“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何立峰在2015年2月12日在福建泉州参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峰论坛时介绍，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各国八大方面的合作，不断丰富“一带一路”内涵，将其打造成为沿线国家和谐共处的和平之路、稳定畅通的安全之路、情感相依的友谊之路、互利共赢的合作之路、持续繁荣的发展之路。何立峰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的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同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内容，具体体现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产业投资合作、深化能源资源合作、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加强生态环境合作以及积极推进海上合作等八个方面。何立峰的这一介绍与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欧晓理的介绍完全一致，只不过欧晓理在中国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2015年4月10日举行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上的发言更为详细而已。可以看出，发改委已经突破了单独考虑国内发展规划的传统模式，将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为制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一带一路”可能会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发改委的发展资源类似，外交部更强调围绕“一带一路”配置外交外事资源，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不断扩大彼此利益契合点。2014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外交部部长王毅共同主持召开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王毅指出，推进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的一些问题，推动尽快实现早期收获，形成示范效应，实现滚动发展。在2015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王毅更是明确指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把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认为“一带一路绝非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合作共赢才是“一带一路”想要达到的目标。2015年5月，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求是》杂志《共建“一带一路”，谋求合作共赢》一文中，强调“一带一路”正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事业，通过推动互联互通，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对接，包括项目和企业的对接，也包括合作机制的对接，将会不断丰富中国特色外交的内涵。从王毅外长的表态和张业遂副外长的文章来看，中国的外交外事资源已经确定对接“一带一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

商务部在对接“一带一路”上也形成了明确的认识，认为“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对外开放之路，有利于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认为，“一带一路”的规划基点是我国西部继续开发开放、东部转型走出去的现实需要，是我国沿边、内陆持续开放的新战略。高虎城认为，纵观历史，强国盛世必走变革开放之路。近代以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崛起，一个共同原因是善于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实现自身发展。在新时期，发达国家竞相推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场竞争的关键是规则之争，话语权之争，更是发展主动权之争。因此，高虎城认为，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通过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提高贸易投资水平，使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潜力充分释放。在三部委发布的文件中，“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也被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重要支撑。

除了三部委外，包括外宣、文化、旅游、民族、宗教等部门也都应该积极对接“一带一路”，通过整合各领域的资源，塑造竞争优势。同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要立足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定位，把中央战略规划与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好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绝不能一哄而起低水平竞争。此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积极制定对接方案，发挥本地区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比如广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广东打造成“一带一路”战略枢纽，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方案》，成为全国首个上报实施方案、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衔接并印发实施方案的省份。上海强调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技创新先行者，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重庆强调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加快重庆发展。甘肃省委提出努力把甘肃省建设成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经贸物流的区域中心、产业合作的示范基地、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宁夏、陕西、云南等省区强调通过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城市积极合作，利用区位优势，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成为西部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最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在统筹协调各部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各种合作机制和平台调集各方面资源的同时，还要注意切实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发挥好政府的示范、引导、服务作用，确保真正将好钢用在刀刃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方法分析

关于“一带一路”的路径和方法，习近平主席从一开始就做了明确的界定，提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重点是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五通”，是一个区域大合作的格局。在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公布的《愿景和行动》文件中，除了“五通”之外，还提出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互利共赢四项原则，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从上述提到的“一带一路”推进路径来看，“一带一路”既没有冷战和集团对抗背景，也不是援助方和受援方的关系，更不是任何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完全是一种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愿景和行动规划，是一种强调开放、合作、包容的新战略路径，是对传统霸权战略和殖民战略的超越和革新。

在具体途径上，“一带一路”倡议尽管致力于推动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但并不排斥任何一方，强调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可以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与“马歇尔计划”完全不同，也与西方发达国家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不同，它强调对接发展战略，在发展规划上相向而行。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开展产能合作和投资贸易时，也完全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尊重各国意愿，强调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和商业运作的方针，鼓励各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参与其中，不管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不区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均为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共同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因此，中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搞霸权主义，也不是推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寻求合作共赢的区域合作大战略，其特点是政府是引导，企业是主体，市场需求是关键，合作共赢是目标。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是统筹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的产物，它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模糊了内政和外交的界限，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已经模糊不清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众多关键工程、关键节点和关键项目，都已经无法分清究竟是外交事务还是内政事务了。为了防止众多社会行为体卷入对外事务后扰乱外交全局，张高丽副总理明确指出，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搞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规划，明确重点方向，有力有序稳妥推进。因此，各部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众多企业和社会行为体，都必须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既不要抢跑，也不要懈怠，坚持以利益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协商为解决问题的主渠道，共同走出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这是“一带一路”精神的核心所在。

结 论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寻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重大倡议，它所秉承的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架构，更是中国所推动的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从对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战略环境、目标、资源和方式方法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寻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其战略意图是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与历史上出现的老殖民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做法不同，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要建立势力范围，更不是要缔造一个新的霸权，而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人文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推动建立三个共同体的过程中，并非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并非是替代现有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和发展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正因为中国推动建设的是一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所以得到了六十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只要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坚持表里如一，言出必行，用行动取信于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一带一路”就一定越走越宽，走出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