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泉州提线木偶戏，俗称“加礼”，亦称“嘉礼”或“傀儡戏”，是流行于中国闽南、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的一种地方戏曲文化遗产，也是泉州地方仪式生活重要的文化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泉州提线木偶戏与其他地方戏曲艺术一起被国家确认为“民族文化遗产”，开始了其作为国家遗产的历程。2006年，泉州提线木偶戏再次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泉州提线木偶戏进入了第二次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

本书关注遗产的表述，围绕半个多世纪以来泉州提线木偶戏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中所展开的一系列表述权力争夺，来探讨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与遗产持有者群体认同的变迁过程。过去我们探讨遗产保护问题很少关注到：遗产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遗存，也是一个承载了时代的、政治的、权力的多重价值的社会再生产的产品。当某一特定族群的遗产被选定为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时，族群或地缘性的历史记忆就不再是其遗产表述的唯一主题，遗产所属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已经深深地镌刻在遗产的记忆中，构成了遗产表述不可磨灭的印痕，也使遗产在保护的过程中呈现出各种复杂的关系图景。本研究借助于历史记忆的理论框架，以泉州提线木偶戏从第一次成为国家遗产到第二次成为国家遗产的转变过程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表达的意义是什么？是谁在表述这个遗产记忆？为何他们如此表述这个遗产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包含的认同网络结构如何？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所包含的认同网络关系是如何发生的？泉州提线木偶戏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与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它对我们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在哪里？

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遗产化过程之后，泉州地方的“加礼戏”变身为“提线木偶戏”，成了一种具有地方性的国家遗产。在这个成为国家遗产的过程中，泉州加礼戏作为一种地方性仪式象征符号的历史记忆被彻底地“遗忘”了。“神明”逐渐退出了加礼戏的遗产记忆，“人”成了泉州提线木偶戏演出的唯一焦点。泉州提线木偶戏逐渐从地方性的说唱表演与仪式象征符号转变为以形象动作表演为主的现代剧场艺术和国家的文化象征。传统的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在侨乡独特的文化传统结构中静静地等待着重新发现与复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侨乡经济的发展与地方资源的聚集，活跃于地方仪式情境的民俗性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被重构出来。尽管民俗性遗产记忆是传统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一种重构，但是，随着老一辈加礼艺人接连逝去，民俗性遗产记忆与剧场化遗产记忆一样，越来越反映出当下环境的背景特征，构成了当代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的一体两面。

与此同时，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持有者群体的认同结构逐渐发生裂变，遗产意义的解释日益分化，联结遗产主体不同部分的记忆纽带日趋松弛，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存续危机。一方面，专业剧团逐渐跨越了传统泉州戏曲关系的认同边界，重建了“正班”与“土班”的认同区分，传统“大班”“中班”“小班”之间的柔性界限逐渐凝固，改变了这一遗产持有者群体内部原有的流动本质，降低了遗产持有者群体内部相互激发创造的传承生命力。另一方面，遗产认同之“现在”与“过去”的决裂，造成了遗产持有者群体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与区分，进一步瓦解了遗产持有者认同网络的整体性，也造成了遗产越来越脱离其地方性的知识系统与文化结构，丧失了其在地方传承的社会基础，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的传承面临着断裂的危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动，为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持有者群体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民俗性遗产记忆表述的边缘性地位并没有因此改变。现代的、剧场化的遗产记忆成了泉州提线木偶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合法的表述，民间的提线木偶戏遗产持有者依然被排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益范围之外，民俗性的遗产记忆表述仍旧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所遗忘。

从深层次上说，泉州提线木偶戏遗产记忆与认同网络的结构变迁，其实反映了遗产持有者群体在特定的遗产表述权力关系背景中对其历史记忆的表述选择。泉州提线木偶戏第一次成为一种国家遗产，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新政权通过建构新的国家遗产体系以建立新政权合法性的背景之下，是发生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者致力于以启蒙的历史观来创造一个不断向现代演进的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结构的过程中。新中国采取了一种与过去决裂以获得重生的方式，来再造新的国民认同。泉州提线木偶戏被认定为国家遗产，正是国家以民族文化遗产的形式来实现对戏曲艺术作为民间宗教信仰文化遗产的历史终结，是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来重构传统文化资源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的行动策略。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现代性意识形态背景控制了中国国家遗产体系的话语实践，使中国国家遗产的实践变成了以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来取代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传统历史记忆的大量丧失，遗产的文化意义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生转移和转换。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恰恰反映了东西方在遗产概念实践上的冲突与妥协，提供了一个反思和重构中国国家遗产体系的机会。然而，在缺乏对中国既有国家遗产体系概念反思的前提下所开展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依然充斥着现代性追求的惯性冲动。

因此，本书提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其一，遗产认同不是一个完全由原生性情感纽带或文化特征维系的结果，也不是纯粹外在情境决定的记忆重构过程。遗产认同本质上就是一组相对位置的暂时性关系，从来没有一个所谓本原的、一成不变的遗产“真实性”。遗产的“真实性”表述就是一个在当下社会历史情境中，地方族群与超地方遗产主体之间相互竞争与协商各自遗产记忆的动态过程。现代遗产的实践过程其实是一个超地方遗产主体不断增强其对地方族群和遗产持有者等遗产原生主体影响的过程。保护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包括遗产持有者和地方族群在内的遗产原生主体与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超地方主体争夺和协商遗产表述权力的过程。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倡导对国家遗产体系建立过程的意识形态反思，需要超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遗留物”的认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地族群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本质，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群体和地方社区作为最重要保护主体的认识。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主体，应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助于差异性遗产记忆和解与合作的对话平台，扮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群体和地方社区的文化赋权者和促进者的角色，支持遗产持有者群体和地方社区自己传承自己的文化。

其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重视以“记忆社区”作为基本操作概念。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困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集体记忆断裂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作为集体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如何传承的，以及如何去修复和弥合已经存在的集体记忆断裂的问题，而不是把个体记忆的传承作为我们遗产保护的核心。“记忆社区”代表了一个汇聚了丰富互动记忆的群体关系网络。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历过国家遗产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务之急是要从历史记忆层面上去修复和弥合“记忆社区”的认同断裂，重建遗产持有者群体的互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