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只争朝夕”精神：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贾庆国[1]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在中国政府欢迎他访华的宴会上致辞时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用以描述他和中国领导人在推动中美和解时所持的态度。40年后，这种时不我待的精神也应是今天中美两国领导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需要坚持的。随着两国新一届政府的到位和两国加州首脑会晤的成功进行，中美两国政府需要把握时机，加倍努力，为两国间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作出更大努力。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时至今日，世界上很少有人再质疑中美两国关系对于两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了。但与此同时，有不少人对两国是否有必要努力经营这一关系还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作为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的中美两国是不可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他们指出，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都爆发了战争，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再想合作、再努力，也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例外，摆脱对抗的宿命。用美国教授米尔斯海默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所以，他们认为，中美两国没必要去加强什么合作，去建立什么无法建立的互信。两国唯一能做的是加强自身实力，与对方周旋，为最终的对抗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后发现它把问题简单化了，既没有准确地反映历史事实，也没有充分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先例，但也存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情况。19世纪后半叶，美国崛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然而，美英两国并没有因此陷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再次崛起，经济规模一度占据世界第二和第三，实力地位快速上升，但这也没有导致它们与当时的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出现对抗。

如果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结局不一定是对抗和战争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则使得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出现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和平主义思潮占据上风，国际社会对国家通过武力对外扩张谋求国家利益的做法出现根本性的态度变化，轻则加以谴责，重则强力制止；其次，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度提高，这一方面导致战争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呈指数级上升，国家对外使用武力的做法越来越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给国家通过开展对外经贸关系谋求国家福利和国际威望提供了新的机遇；最后，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赢家，因此，核武器国家不再通过诉诸战争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已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在上述背景下，很难想象中美这两个核武器大国会认真考虑与对方交战。相反，它们更需要通过加强合作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中美关系前一时期的发展也佐证了这一点：尽管中美两国存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方面的种种矛盾和差异，但中美关系却变得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密切、全面和深入。

当然，否定历史宿命论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掉以轻心。应该说，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中美之间出现对抗和战争虽然不是必然的，但仍然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两国仍然面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2]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人对此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雅典的崛起改变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两国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斯巴达人对雅典崛起的恐惧使斯巴达采取了一些预防性措施，这最终导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如果实力均衡的改变和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担心是导致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话，中美力量对比的改变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可能会演变为两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甚至战争。

如果再将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进去，问题可能就更加严重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很多方面出现了双重和矛盾的现象。从身份上讲，崛起中的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既是穷国也是富国，既是弱国也是强国，既是普通大国也是超级大国。身份决定利益。也就是说，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发达国家的利益；既有穷国的利益，也有富国的利益；既有弱国的利益，也有强国的利益；既有普通大国的利益，也有超级大国的利益。由于这两种身份和两类利益常常是矛盾或冲突的，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发现越来越难界定自身的利益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这加剧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困惑、担忧和防范。结果，中国和外部世界都很难准确判断彼此的意图。

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分歧常常被无端放大，无论是传统的分歧如人权、对台军售、西藏和贸易，还是新问题如海洋权益、政府采购、投资限制和网络安全等，都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和冲突。有些不良政客发现利用上述分歧谋取私利的做法格外有利可图，便大肆宣扬两国冲突，加剧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也使得两国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增加，两国政府务实和理性处理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困难。[3]

面对上述和其他方面的挑战，中美两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两国关系朝着积极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两国利益重大，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两国领导人如何做将决定着中美两国，乃至地区与世界的未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在增加。

二、明确推动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

在充分认识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前提下，两国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推进两国加强合作和增强互信。由于两国关系涉及面宽、层次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两国政府在任何时候手中的资源都十分有限，因此要想有效推动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确定加强两国合作的重点。

如何确定加强两国合作的重点？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可以选择下述三个标准来确定加强两国合作的重点。第一个标准是结构性影响，即选择合作的问题是否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长远和根本性意义。第二个标准是紧迫性，即选择合作的问题对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是否需要马上处理。第三个标准是可行性，即选择合作的问题对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能否很快产生积极的效果。

如果可以用这些标准来确定加强两国合作的重点的话，那么两国就应该优先加强在下列问题上的合作。第一是经贸合作。过去两国通过加强经贸合作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尽管两国在贸易平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问题上存在各种矛盾，但这些矛盾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可等量齐观。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中国出口的巨大市场、科技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以及海外投资的重要来源国。美国还正在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国和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物美价廉的消费品的重要来源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以及对外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由于上述原因，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两国政府都非常希望加强两国经贸关系。加强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结构性影响，对稳定两国关系具有一定的紧迫性，而且两国政府都有意积极推动。这个问题满足确定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点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因此，有必要将加强在经贸问题上的合作列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优先选项。

第二是军事交流。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美两军交流有限，即使是这些有限的交流过去也常常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美国对台售武，而反复中断。其结果是，两军交往成为两国关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两国军人也是两国国民中对对方国家最不信任的人群之一。最近一些年，中国的一些军人在媒体上频频指责美国对华战略的用心，由于法规方面的限制，美国现役军人没有在公开场合指责中国对美战略的意图，但估计他们对中国对美战略的看法也不会好多少。鉴于两国军队在两国政府制定对对方政策的过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两国政府需要重视。加强两军交流不仅对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而且对于缓解目前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个问题既有结构性影响，也具有紧迫性，满足确定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第一和第二个条件。因此，有必要将加强两军交流列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优先选项。

第三是网络安全。近年来，网络安全问题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美国人反复强调中国是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的主要来源地。[4]事实上，中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可能比美国还要多，因为中国无论在网络安全意识上还是在防范网络攻击的技术能力上都比美国逊色得多。[5]

网络安全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新问题。宏观地讲，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间谍活动、商务盗窃、信息推送和网络战争。国家间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和传统的间谍活动不同，网络间谍活动在几个方面构成新的挑战。一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情报部门收集情报的对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地域、职业、年龄等类别的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传统间谍活动。正如斯诺登事件所披露的，情报部门不仅针对政府搜集情报，也针对民众搜集情报。[6]二是由于上述原因，网络间谍活动比传统间谍活动对民众个人隐私的侵犯更为严重。三是网络间谍活动模糊了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争之间的界限，从而增加了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从事网络间谍活动时，情报部门惯用的做法是在对方服务器内放置木马程序，通过该程序从对方电脑和网络中收集情报。问题在于，如果木马程序可以被用来从对方电脑中收集信息，它也可以被用来控制和攻击对方的民用和军事网络设施，引发对方的反击，双方相互攻击最终有可能导致战争。

商务盗窃指的是那些出于商业利益从对方电脑或电脑系统中窃取信息的做法。一般来讲，窃取的信息包括公司机密和专利技术。盗窃在所有国家都是犯罪，但在网络空间盗窃活动却有增无减。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网络盗窃常常是跨境进行的，执法难度较大；部分是因为现有网络溯源技术能力不足，很难认定从事盗窃活动主体的身份。但是，不管怎样，盗窃就是盗窃。网络盗窃不仅给有关公司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也扰乱了正常的商业秩序，损害有关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7]

信息推送是指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为了传播某种价值理念或看法向特定国家传播某些信息的做法。这种做法也不新鲜。在计算机网络出现之前，不少国家就尝试通过电台、电视台、报刊和其他媒介向其他国家推送信息或鼓励这些国家内部的反政府行为。一般来说，面对信息推送，政治体制比较弱的国家比政治体制比较强的国家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更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禁止那些对己不利的信息传入。在计算机网络时代，信息传送的范围和速度呈几何数量级增加，如果处理不好，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计算机网络时代的信息推送大大超过此前的做法能够带来的伤害，更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和政治动荡，21世纪初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出现的所谓“颜色革命”，以及前几年中东北非地区出现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就是先例。

网络战争指的是那些旨在破坏、摧毁或控制有关国家网络系统的做法。网络战争的具体表现既可能是针对对方国家民用网络系统如电力、铁路、航空、金融等网络系统的攻击，也可能是针对对方国家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攻击。这类攻击可以给对方国家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并有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

网络安全问题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人们对这个问题复杂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所有国家都在维护世界和平、秩序和繁荣方面有着重大利益，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应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鉴于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长远影响，且需要立即着手处理，它满足了两国明确推动两国关系重点的第一和第二个条件，因此，有必要将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优先选项。

第四是朝核问题。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以及在外交上肆无忌惮和为所欲为的做法给中美两国，乃至地区和世界秩序，都构成严重威胁。对于美国来说，朝鲜发展核武器带来多重威胁。

首先，它直接威胁到驻韩美军的安全。由于朝韩关系紧张，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现实的存在，2010年11月朝鲜突然炮击延坪岛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如果朝韩之间爆发战争，以朝鲜以往做事的风格，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

其次，朝鲜发展核武器对美国和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构成挑战。朝鲜发展核武器已经加强了日本和韩国国内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声音，如果朝鲜继续这样做，势必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声音，将来不能排除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日韩两国也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美国将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阻止日韩发展核武器将损害和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不阻止又会损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从而损害美国的重要利益。

最后，由于朝鲜国家贫穷，发展核武器需要大量投入，在国际社会对朝鲜实行严厉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朝鲜很有可能选择通过出售核武器技术、零部件甚至核武器本身来获取发展核武器的资金。[8]从历史上看，朝鲜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国家，它曾经策划并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所以这样做也不无可能。如果朝鲜对外出售核技术、核材料甚至核武器，谁最有可能购买呢？一般的国家不会，极少数国家如伊朗有可能，但国际社会对这类国家的监管很严格，它们即使买了也很难运回国。剩下的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就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的买家是对美国敌视的恐怖主义组织。

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构成多重威胁。首先，朝鲜试验核武器本身就威胁到中国东北地区的环境，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朝鲜国家面积小，山地多，对外关系又十分紧张，能试验核武器的地方不多。从朝鲜前几次核试情况来看，朝鲜选择的地方都离中国的东北边境不远。核武器试验不同于一般武器的试验，一旦朝鲜核试验出问题，中国东北与朝鲜接壤地区居民的健康和生命，以及当地的环境都将面临巨大灾难。

其次，朝鲜发展核武器不仅有可能使反美恐怖主义组织获得核武器，也可能使反华恐怖主义组织获得核武器，从而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可以设想，如果像“东突”这类反华恐怖主义组织得到核武器，对中国来说将是何等噩梦！当然，朝鲜也可能不至于直接向反华恐怖主义组织出口核武器，但那些从朝鲜购买了核武器的恐怖主义组织会不会出于各种考虑向这类组织出售核武器就很难说了。

再次，朝鲜发展核武器有可能导致美国对朝鲜发动预防性打击，这将对中国构成安全和经济的双重伤害。从美国的利益看，朝鲜发展核武器破坏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威胁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盟国的安全，朝鲜若发展长程导弹还将直接危及美国的本土安全，所以美国无法容忍。如果美国对朝鲜实行预防性打击，这势必引发朝鲜半岛地区动荡，甚至全面战争，从而影响中国的安全，给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贸关系造成重创，并导致严重的难民问题。

接下来，朝鲜发展核武器势必加强韩国和日本国内主张发展核武器势力的声音，并有可能最终导致它们也发展核武器。如果韩国和日本发展核武器，中国周边核国家数量就会大幅增加。核武器国家数量越多，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就越大。

最后，朝鲜发展核武器势必破坏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危及中国在全球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密切，中国在世界秩序和海外的利益大幅增加，核不扩散机制的弱化将破坏世界秩序，导致拥核国家数量进一步增加，对中国及其在海外日益增多的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由于上述和其他原因，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9]

总之，鉴于中美两国合作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长远影响，这个问题必须尽快处理，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和共同的利益，特别需要合作，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也最有可能产生积极效果，两国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符合明确推动两国关系的重点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因此，有必要将朝核问题列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优先选项。

第五是气候问题。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奧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对此高度关注。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奧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作为。最近，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奧巴马政府再次重视这个问题。和美国一样，中国政府也非常关注气候问题。除了重视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危害以外，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虽然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仍然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过去没有准备好在大幅节能减排问题上作出具有法律效应的国际承诺，但中国已经在国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节能减排并在国际上积极参加有关问题的合作。鉴于气候问题对中美两国利益重大，两国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合作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满足确定推动中美关系重点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条件。因此，有必要将气候问题列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优先选项。

三、具体合作议程

确定优先合作的问题后，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做些什么。首先，在经贸关系方面，两国政府应该重点处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二是两国的政府采购政策；三是两国间投资保护协定。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高科技出口限制，这严重阻碍了两国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人为加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反复呼吁美国政府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但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口头上积极，行动上消极。究其原因，美国还是有不少人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放宽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不仅对中国有很多好处，对美国也非常有利。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政策，美国可以增加对华高科技出口，减少其对华贸易赤字，这有助于美国高科技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并利用增加的收益加大投入发展下一代高科技产品，从而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这是一个双赢的做法。美国政府应该调整心态，尽早作出正确的抉择。

与此同时，两国应该就政府采购政策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实行开放公平的政府采购政策是与时俱进的做法。在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许多产品和服务都不再是单纯国产的了。例如，一部汽车可能是美国设计的，用的是德国的发动机，装备的是日本生产的音响系统和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所以，以保护国内企业的理由限制外国企业参与招标的做法站不住脚。此外，实行开放公平的政府采购政策有助于鼓励竞争，提高采购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减少政府开支。再有，实行开放公平的政府采购政策有助于保持和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从长远角度看也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道理对于中美两国都一样。当然，涉及国家安全的物品的采购可以通过另行规定处理。

还有，中美两国有必要尽早签署投资保护协定。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增长很快，在美国的投资受到很多关注。由于各种原因，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阻止了中国一些企业，如中海油、华为和中兴在美国的投资。尽管美国反复重申欢迎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但如何消除上述障碍日益成为两国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对美国在华投资也有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鉴于鼓励投资符合两国的重要利益，两国都需要加以重视。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加快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谈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达成协议。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奧巴马会见时，双方决定启动关于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谈判，这给人带来希望。双方应作出更大的努力争取尽早取得成果，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美两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动两国军队之间的交流。美国应放弃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并按照“8·17”公报精神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减少对台武器销售。在此前提下，中国应避免再因美国对台军售中断两军交流关系。此外，两国应作出必要安排，增加两军在各个层面上的交流，包括派学员到对方军事院校学习，参观访问，举办研讨会和论坛，等等。两军还需要就维护地区和世界秩序，以及两军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加强沟通和交换意见。最后，两军还应围绕海上救援、护航、打击恐怖活动等方面增加需求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

第三，两国应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中美应加强研究这个问题，将这个问题科学分解为若干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并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具体而言，在网络间谍活动方面，双方可能需要通过讨论明确网络间谍活动的对象和范围，以及对搜集到的情报的使用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双方国民的个人隐私权益。在商务盗窃方面，中美需要就禁止该行为原则上达成一致，并通过谈判确定实施办法。关于信息推送问题，尽管由于双方在信息自由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在判断有害信息的标准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在禁止某些有害信息问题上应该还有达成共识的空间，如禁止传播儿童色情信息、恐怖主义组织的主张、种族主义言论和性别歧视言论等。此外，出于各自的利益，中美应该明确反对网络战争行为，并在这方面就禁止针对民用和军事设施攻击达成协议。最后，中美应在上述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社会就规范网络行为的原则和具体做法进行协商和谈判，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签署规范网络空间行为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的国际定。

第四，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应加强合作，大力推动朝核问题的早日解决。首先，两国应该加强对话，就如何处理朝核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新的共识。其次，两国应该明确告知朝鲜，后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出路是放弃核武器。再次，两国应该向朝鲜表明，后者若想回到谈判桌上来，就必须履行过去其在六方会谈中作出的承诺，中美两国不允许朝鲜再借谈判提出新的要求，以拖延时间趁机发展核武器。如果朝鲜不接受上述谈判条件，两国应和六方会谈的其他三国召开五方会议，商讨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以及在朝鲜再次进行核武器试验和导弹试验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强有力措施进行回应的具体做法。两国还可以就朝鲜出现重大变故的情况下两国如何应对进行必要的磋商。

第五，在气候问题上，中美两国应加强合作，为国际上制止气候变暖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首先，它们需要尽快兑现之前在这方面作出的各类承诺。其次，它们应该扩大现有在开发节能减排技术方面的合作。最后，它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社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并在这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领导作用，包括在节能减排问题上作出更多的承诺。

总之，面对中国崛起的巨大挑战和中美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确保中美关系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中美两国需要确定发展关系的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管控冲突。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应该像当年毛泽东和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时那样，秉持“只争朝夕”的精神，把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落到实处。

[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 Graham T.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Op-Ed,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1, 2012, http://www.ft.com/cms/s/0/5d695b5a-ead3-11e1-984b-00144feab49a.html#axzz2ZK2JskTe.

[3] Kennetli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the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

[4] 前不久，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指责说，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军队是针对美国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的幕后支持者。参见http：//news.yahoo.com/house-intel-chair-mike-rogers-calls-chinese-cyber-180030656-abc-news-politics.html。

[5] 根据《2010年中国企业安全报告》，所有中国大型企业都曾遭受严重网络攻击。参见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0年中国企业安全报告》，2011年3月11日,http：//b2b.toocle.com/detail-691950.html。

[6]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斯诺登说，美国政府曾针对民用网络设施收集情报，包括大学、医院和私人企业。参见半岛电视台(Aljazeera)2013年6月17日，http://www.allazeera.com/news/americas/2013/06/20136172003686365.html。

[7] 根据最近的一个保守估计，仅美国一家，网络盗窃行为就造成每年1000亿美元的损失和58万个职位的流失，参见http://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30724-231954＆。

[8] 根据不久前的一份报道，在巴拿马运河的一艘朝鲜船只上发现制造导弹的材料，参见http：//zaobao.com/media/photo/story20130717-2292578。

[9] 201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在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电话时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说服朝鲜放弃核试验和核武器计划。参见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3_04/23/24548532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