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千古之谜——竹简的发明及它对汉字文化的重大影响

侯开嘉

［演讲者小传］

侯开嘉，1946年5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市。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学学会副会长。自1981年即参加国内外重要书法活动。书法作品收入《中南海珍藏书法集第一卷》《日中代表书家展作品集》等二百余种国内外书法专集。曾获第五届全国书法展览“全国奖”。所著书学论文多有创见，数次引起学术论战。曾出席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有《侯开嘉书法文集》《中国书法史新论》《侯开嘉书法集》《蜀派书法名家精选·侯开嘉》等专著出版。

竹简的发明是一个千古之谜。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有很多失落的文明，而考古的发现往往使得这些失落的文明得以重现天下。比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东方雕塑是抽象的，西方雕塑是具象的。结果西安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后，发现兵马俑的人和真人一样很具象，令全世界都大吃一惊，整个东方的艺术史就这样改写了。还有四川和山西的考古遗迹发掘出来后，一下又知道，有个和中原文明不同的巴蜀文明一直存在着，人们于是知道整个中国是作为一个多元文明出现的，而不仅仅是过去公认的一个黄河文明。另外，在近百年的考古当中，河南小屯村的甲骨文的出土，还有大量的汉简、竹简的出土，又使中国的书法史和文字史改写了。在这些发现中，有部分是人们普遍认为已经消失了的文明通过考古被重新发现。但是除了用考古发掘之外，是不是还可以根据一些线索来寻找一些个别失落的文明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竹简的发明就是一个失落的文明。

我指的这个竹简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已出土的竹简，这个竹简的年代要久远多了。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不断有文字出土的报道，比如说1986年在西安就出土了龙山文化的具有四千多年的甲骨文，河南舞阳县出土的新时期的甲骨文符号甚至还有八千多年的，就是说中国的文字在四千多年、八千多年前就有了。我们中国有个传说，据说有个叫仓颉的人，中国的文字就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个传说并非不可信，而是完全可能的。正式说来，仓颉不应该是文字的创造者，应该说他是符号文字的整理者。

有了文字，就必须有书写文字的材料。世界上除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之外，还有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它们怎么记录文字的呢？古埃及是用纸草，就是把尼罗河里的水草捞出来晒干，在上面记录文字；古巴比伦在泥板上面刻字，由此叫做楔形文字；古印度在树叶上画画、写字；古欧洲的人则在桦树皮和去了毛的羊皮上写字。这就是他们找的材料。那么我们中国有了文字以后用什么材料来书写啊？这就是个问题了。

现代很多书里都说中国最早的文字是青铜文和甲骨文，大约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出现。这个事情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觉得不大可能。为什么先有甲骨文，先有青铜器文字？甲骨是占卜用的，甲骨文是宗教文字。青铜器是有了重大事件比如国家要公布法律、记录战争才会铸造一个有文字的青铜器，这些都是庄严的大事，但有了文字后他要写信、写便条怎么办？不可能铸造一个青铜器给人家送去吧？肯定有一种书写文字的载体。书写在什么上面呢，我觉得是竹简上面。

我的理由：甲骨文上，有两个字——“册”字和“典”。周代《尚书》里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个“册”和“典”的字形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图一）这就是汉简，“册”的形状像用绳子把很多木片编起来，确切地说就是个竹简的象形文。而“典”字就像两只手捧着册祭奠祖先。“册”和“典”就是竹简的象形文，而既然是象形文就说明在甲骨文和金文之前就有了竹简这种形式了，比商周时期还早。所以说竹简是甲骨文之前书写汉字的主要材料。有个典故叫做韦编三绝，就是说历史上孔子读书很用功，反复翻竹简作的书时，编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三次。目前已知最早的竹简是在战国时期，而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可见竹简的时代比现今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要早。

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我进行了一定的推测。我认为，要选出书写文字的材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这个材料必须是普遍的，容易找的，并且数量很多。（2）制作起来方便、简易而不繁杂。（3）容易书写，容易汇聚，容易交流且容易保存。（4）要有制作材料的工具。作为书写文字的大量载体，必须具备这四个条件。那么我们来看竹简什么时候具备这四个条件：现代历史地理学已证明，在我们的中原地区，古代生长着不少竹子，而竹子是竹简的原材料。另外，据古文字学家骆宾基的《金文新考》，证明公元四千多年前，中原并不是处在我们书上说的新石器时代，而已经是青铜技术很普及的一个时代了。考古当中还出现了青铜器的刀。既然有了竹子又有了工具，就具备制造竹简的条件了。所以竹简发明的时代应该是在四千年左右吧，相当于夏以前的五帝、唐虞时期。这是个推测，因为我觉得那时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我觉得祖先在寻找记录文字的材料上经过了很多尝试。有了文字，他们在地上写，在墙上写，还有树木上写，尝试了很多材料，但是终于寻找到了竹简这个书写文字的工具了。现在来看竹简这个文字的载体比古埃及、古巴比伦及印度的都还先进，是一项伟大的发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竹简之外还有木简及帛书。竹简早于木简，木简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出土的。西北不产竹子而生产木头。中原的文化传过去了以后，为了适应中原文化这种书写在竹简上的形制而制造出木简。帛书的缣帛太昂贵，不可能成为书写文字的普及材料。你看那个简字，简字上面是个竹字头。这个文字就是个形声字，说明竹简是早于木简的。

竹简的发明对汉字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因为文字是一种社会化的东西，并不是说创造一个文字就是文字了。文字创造出来后还必须要大家承认，要很多人来赞成它的意义、它的发音，然后才起到它的社会功效。文字发明以后还要起到记录语言、传播并保留思想的作用。五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汉字没有中断，对传播中华文明有极大的作用。在其他文明古国里面，他们的文字都中断了，比如埃及的文字中断了，文明也中断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字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我们知道几千年的文明中的社会情况。

关于文字的改革，特别是对现在汉字的简化字是否今后要走精简化的道路，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自“五四”以来，不少人主张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道路，主要觉得中国的文字太繁难了，写起来尤其困难，所以要把它简化得好认一点，写起来快一点。但是这种好心，实际上起到一个并不好的作用。文字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应该顺应它的自然规律的发展。我是赞成文字简化的，但是它必须符合规律。在竹简上书写，它就对中国的汉字的简化起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现在我们看，为什么中国人写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就是从竹简上来的。有人会问：在竹简上为什么不横着写？在竹简上写字，写完后无论是拿起来看还是摆在地上，横着不如竖着方便。而如果是竖着摆，就理所当然要从上面写到下面。至于从左到右，写好了以后肯定顺手把竹简放在近旁的右手边。写好了一片竹简就又跟着第一片竹简放在它左边，就从右到左地摆放了。形成了中国汉字几千年来的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的形式。这就和西方人不同了，西方人不是在竹简上写，书写方式就变成横着写。我们汉字文字的形状也和在竹简上写字有关。因为竹简较窄，在上面写字如果字形很宽的话，这本书就很重了（过去说学富五车实际上没有几本书的，没有几本竹简就装满了五车了。很多人小学、初中的水平在那时就可算作学富五车了）。为了轻便，他们就把竹简削得很窄，一片竹简只有5毫米至10毫米，同时字也很小，比如山东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上面写的字就很小。为什么这样小？为什么不写大一点，好看一点，也好学一点呢？因为字写得小，书就轻了。但是这样窄，在上面书写文字就不好写了。就要把很多繁复的笔画简化下来，于是一些带有图形的绘画型的文字变成了抽象的线条的文字了。还有一些象形字，比如说（图二）马、乌、豹、舟、目、州（水中的陆地）、鼠、鱼、象、水、车，这些形状构成横形的字，古人创字时是把它们横着写的。但是在书写的时候，在甲骨文和金文上就变成竖的了。（图三）为什么竖起来？就是因为竹简上窄，人们必须要竖起来。在竹简上竖着写习惯后，在龟甲、兽骨和青铜器上写时，他们也把它竖起来了。让我们再仔细地推敲一下这个问题吧，古人完全可以横着写的，但是却把它竖起来写，为什么呢？如果原始的书写材料是甲骨和青铜器的话，有什么必要把字形变成竖的呢？金文当中我也找了几个字，如图三中虎字、马字也是竖起来的。这就证明了竹简是早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再看商、周、春秋时期的甲骨、青铜器、玉石、缣帛这些材料，它们上面书写的文字形制，基本上是由上到下，自右而左的形式。（图四）为什么？只能解释为特殊材料上记录文字，也必须遵循普通材料书写已成定式的书写习惯。这也是竹简早于甲骨文、金文的合理推理。另外，书写的时候要简化，要去掉一些文字的重复部分。比如说，这里去掉的字，这是什么字？这是包围的围（图五），周围这是人的脚，中间的方块是个城，脚把城包围起来，但是后来书写的时候就变成了（图六），两边的就去掉了。只剩下上下的部分。为什么要去掉两边，不去掉上下？是因为在狭窄的竹简上书写的缘故。再举一个字。这是郭字。（图七）中间是个城，四周是四个亭，书写的时候，竹简上就变成这样了（图八），左右两边给它去掉了。证明竹简上书写的确对中国的文字起到了很大的简化作用。去掉左右也形成了对称的形式。经过了一些整理，最后中国就形成了方块字。所以说方块字的形成与竹简上书写文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的祖先当时不是在竹简上写字而是采用了另外的材料，那么不知道我们的汉字现在是什么模样。

另外，竹简的书写还促使了中国文言文的产生。虽然竹简在古代属于一种很先进的书写载体，但是它还存在着很笨重这个缺陷。文献上记载，秦始皇读送来的公文每天要读120斤。西汉的东方朔上书给汉武帝用两千根竹简才写完，要两个壮士抬到宫里给汉武帝看。所以说竹简虽然很先进，但是笨重。要克服这个缺陷，有两方面。一方面如前所述，要把它变得很薄很窄。另外一方面就是，书写的文字必须很简单，很精练，要浓缩起来。不像我们口头，一句话说出来几十个字。为了克服它的笨重，就要把这个文字浓缩起来。这跟现代通信中拍电报是一样的。电报是按照字数算钱的。拍电报时不可能一句话说很多。为了节省钱，就需要很简短的文字把意思表达出来。在竹简上书写文字，为了使竹简变得很轻，也需要把文字浓缩起来。所以中国的文言文就是在竹简上写字形成的。它和我们的口语相对应，一种是书写上的文字，一种是说话时的文字。现在我们写书，如果用现代白话来写，那一本书就是几百万字，这是古代不可能的事。所以必须用书面语来写。就跟古人在竹简上写字传达意思一样。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字很精练。它一个字就有多种意思。比如说，“文”字，翻一翻《辞海》，它可以表达很多种意思。它可以表示文字，比如说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它就是文字的意思。第二它可以表示文章。作文、诗文，就是文章的意思。还有它可能是文雅，温文尔雅；它还可以与“武”两相对应，比如文人、文官；还有它可以表示钱，比如“一文不值”；它还可以是姓，比如文天祥的文；甚至它还可以表示修饰，比如“文过饰非”；还可以表示花纹或在身上刺画花纹，比如说文身；甚至可以表示古代的礼乐制度、法令条文。《辞海》里对“文”字的注释有十二种。文言文中，一个字用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意思。产生的文言文的原因，传统教科书阐释跟我的讲法完全不同。我的讲法是，文言文的产生就是因为在竹简上书写汉字的缘故。

竹简存在时，除了简化汉字和对文言文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消亡后，对中国汉文化还存在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书法，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书籍和印刷。

竹简对书法的影响很大，我是在搞书法的时候才找到这个体会的。首先，书法仍然沿袭着汉简、竹简这种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形式，此外，很多笔法在竹简上也已经基本形成。严格说来，竹简存在时候字还是实用易行的，真正让书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是在竹简消亡、纸张发明以后。竹简上写字写得窄小逼仄，在纸张上就写得大方悦目；竹简上写得比较粗糙，纸张上写的就比较细腻了，笔法的微妙就表现出来了，技法上也深化了，简竹上的生硬笔法就转化为了抒情达性的书法，就成为艺术了。所以书法成为艺术的时间和竹简消亡的时间是一致的。应该说，书法从竹简那儿继承了书写的形式和很多笔法，把它深化下去，当作表现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表现自己的个性的一种艺术后，就成为了我们的国粹。林语堂说要了解中国的艺术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书法；甚至熊秉明也说书法是中国文化中核心的核心。就是到现在，竹简已完全消亡后，很多书法家仍在模仿竹简、汉简，从里面汲取新的养料来寻求一些新的突破。

另外，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文献的形制。以前在竹简上写字，要反复地删改，删定以后，再抄在帛书上面。因此帛书就继承了竹简的形制。比如马王堆出的帛书，抄书时完全是照着竹简的形式来的。竹简上书写好了就卷成一卷，帛书上也卷成一卷，传到后来在纸上抄书也卷成一卷。而且为什么在纸上和帛上要画出一杠一杠的？因为本来在竹片是一片一片的，竹简之间有空隙，现在在纸上模仿，人们还是把它画成一杠一杠的，实际上就是对竹简的一种模仿形式，这就是空隙的意思。书籍称为卷，称为编，也和它从竹简上来是一样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大约在宋以前）的纸张都很小，因为竹简的长度就是这样的，就只有二十几厘米的高度（长度），最长的有五十多厘米。所以古代一般抄书的纸的长度就是二十多厘米，将近现在的一尺，所以后来纸张也差不多这样长了。又比如现在修改文章说“删定”一下，为什么用这个“删”字呢？因为过去的竹简修改要有把刀，写错了用刀来把它刮掉了再写；我们的文章写完了，就是“杀青”，“杀青”是竹简制造的过程当中要把它烤一下，把青皮去掉，这就反映了竹简还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个事情说明了传统的惯性是很强的。另外是竹简对印刷的影响。现在能看到古代的印刷品大概是在唐时期，我的分析是还要早一点。唐代的印刷是很精美的，印刷术到那时可以说是很完备了，所以我觉得印刷术的发明还应该早一点。那时印刷出来的经卷仍然是简竹形的，跟帛书一样被卷成一扎，但是后来逐渐就成了叶（页）。所谓页就是单页的东西，现在的书一页页地叠放在一起，但是其形式仍然是按照汉简的形式最后书写变成的——蝴蝶装，宋版书和光绪时候的书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海外版的书也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人民日报还是这样竖起一版，台湾的报纸书籍仍然是竖起的，香港的也是。我曾经把我对竹简的这个看法告诉几个对中国的文字很感兴趣的英国人，他们恍然大悟，说：哦，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的书要从背面看起！

由上可知，虽然竹简已消失了两千多年，但对今天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竹简的发明比起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对世界的影响显得小多了，甚至在我们中国，对竹简的发明这个事情都还没有明确的鉴定。但是从今天讲的，我认为我们华夏远古的祖先发明的竹简理所当然同我们后世发明的印刷术一样，应该在中华史册上占据光辉灿烂的一页。

（2004年9月26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