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谈及本书的缘起，以下几点是无法绕开的。

首先，这一选题源自于笔者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参与的教育部重点课题“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1]。该课题为笔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前期文献与理论准备，以及至关重要的田野基础。

其次，若干年前，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聚焦于康区藏族的“弦子”民俗，初步尝试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弦子”唱词文本中隐含的独特空间观念与族群认同的内在关联。该项研究的立足点恰好位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范围之内。1978年，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指出了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藏彝走廊”研究的重大意义：

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言和历史上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2]

这片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化区域激发了笔者的学术兴趣，也激励笔者继续在该领域深入耕耘。

复次，本研究的学科立足点是文学人类学，其阐释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她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优势。文学人类学的学术宗旨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通过本项研究，笔者希望能为深入探讨学科核心议题、推动学科发展尽绵薄之力。

此外，这项研究的动力还源于笔者心中一种郁积已久的困惑：在西南地区从甘孜到凉山的数次田野考察和长期的文献涉猎中，笔者发现，有一种被命名为“跳锅庄”的庞大民俗事象群。它的分布遍及北自青海、南达红河、西起青藏高原、东至大小凉山的广大范围，并且通常被置于“少数民族民间舞蹈”这一特定的民俗或民间文艺的规定性类别之中。虽然对于西南众多族群来说，“跳锅庄”只是一个后起的汉语他称表述，但今天这一民俗类型的分布已经形成了一个涵容量巨大的文化空间结构。并且，短短一个世纪之间，“跳锅庄”在学者论著、各地政府或民间旅游宣传手册及网站上，几乎成为了西南各族群民俗风情和异质文化体验的鲜活标签。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跨族群文化景观，笔者不禁慨叹现代学科话语对民间的强大辐射力。慨叹之余，困惑也油然而生：

“跳锅庄”仅仅是一种“民俗”吗？

或者，仅仅是西南“少数民族”在山野田间娱情自乐的“民间歌舞”？

对西南各族群来说，“跳锅庄”究竟意味着什么？

……

一系列疑问背后，是笔者对民国以来“西南研究”这一重要学术脉络的承继与思考。本书正是力图从“嘉绒跳锅庄”的个案研究出发，探讨西南族群传统、文化表述、历史记忆与现实情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并由此对当下的“民族—国家”图景进行某些反思。

方走出大小凉山，又涉水大小金川。

当又一种“跳锅庄”民俗在墨尔多神山脚下闯入视野时，笔者看到：甲居人跳起“玛尼”^[3]，梭坡、中路乡欢舞的“卓”和巴底木拉山、太平桥三岔沟神圣庄严的“达勒嘎”……这些鲜活的地方族群文化传统与世所熟知的“跳锅庄”，不仅仅是民俗学称谓上“我称”与“他称”的区别，更不能被轻率地理解为“类比性总称”与“个别专名”的总—分类属关系。它们之间的不同是根本性的——至少在丹巴，“玛尼”“卓”或者“达勒嘎”，是一个名为“嘉绒”的共同体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践行的一套族群文化表述模式。在以“歌”与“舞”为表征的身体实践系统中，可以联结起嘉绒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现实，分辨出“我”与“他”的远与近、异与同。对于唱着歌、跳着舞的嘉绒人来说，“跳锅庄”不是游客“凝视”下的旅游文化展演或异质风情商品，而是关乎其如何理解、表达传统与自我，如何在社会进程的实践情境中调整认同，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根本方式之一。

[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编号：2007 JJD840185），由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主持，笔者为该项目的主要承担者。

[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页。

[3] 本书涉及较多嘉绒语记音材料，具体说明如下：书中引用文献资料或他人研究成果时，保持该材料中原有的藏文书写或藏文的拉丁文转写方式（即国际藏学界通用的“威利转写法”），以方便读者查阅；笔者的田野调查材料则采用汉字拟音记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