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冥纸”与“剪纸”的内在关联

剪纸之用，一般有两条途径: 一为人事，二为神事。为人事者，主要是取其美感装饰价值；为神事者，则是取其宗教巫术价值。剪纸装饰性在民间主要是取其鲜亮色彩和娱乐图案，剪纸宗教性则是追求其神秘意象和象征精神。从民俗文化演变历程看，越是古老，其宗教用意越是明显，世俗内涵则较浅淡。相反，越是向后世延续，其宗教性越是淡漠，而世俗性越是加强。而且，随着民俗文化的交叉流播与变异传承，其宗教性与世俗性也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兼具两者而不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形态。追溯剪纸民俗源流，其切入点也必然应以神事为中心。其中，冥纸的制作是剪纸源头中很重要的一个支脉。

冥纸在古籍记载及民俗文化中也称楮泉、楮钱、楮帛、寓钱、瘗钱、冥币、阴钱、冥钞、纸钱等。以敬天祭祖、“事死如事生”为人生大道的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和戎”，将祭祀丧葬这些联结人鬼世界的活动视为社会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们对于神鬼世界的体认完全是遵循阳间，比照阳间的模式设想和构造的。古人最初以实物货币方式敬奉死者，祭祀神鬼，后来代以各式冥纸，或焚烧祭奠，或随葬掩埋。冥纸，成为中国丧葬风俗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化事象。

（一）冥纸的产生

关于冥纸缘起，自唐宋以来有不少学者做过考辨，如唐封演之《封氏闻见记》、宋高承之《事物纪原》、清赵翼之《陔余从考》等，都有零星讨论。今人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杨宽《纸冥器的起源》等，也作专节或专章论述。

中国古来看重祭祀与丧葬。人世最创新、最昂贵、最美好的东西，首先都用于敬奉神明，包括最坚固的彩陶、最精致的青铜器、最美丽的丝织品等等。可以说，人世间所有贵重物品在阴间也几乎无所不有。《墨子·节葬》: “衣衾必多，文绣必繁……虚府库，然后金玉珠玑比几乎身……车马藏乎圹，又必多幄墓、鼎鼓、几筵、壶滥、戈剑、羽旄、齿革，挟而埋之，送死者若徙。”人们倾其所有来取悦神灵鬼怪，满足他们的需求，意在获得泽被庇佑。

钱币也不例外，成为首选祭祀之器。先秦时祭祀神灵祖先使用的钱币主要是玉币（帛）之类。《诗·大雅·云汉》云，由于大旱，王求于群神，无所不祭，“圭壁既卒，宁莫我听”，“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郑笺: “言王为旱之故……无所爱于三牲，礼神之圭壁又尽矣。”毛传: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币，瘗其物。”正义曰: “奠谓置之于地，瘗谓堙之于土。”^[1]这种堙埋器物牺牲祭祀神灵之俗曾在上古十分流行。及至秦汉，“瘗”除用于祭祀地亓外，也大量用于丧葬。汉代随葬真钱，称为“瘗钱”，即埋于葬处之钱。《史记·酷吏列传》: “会人有盗孝文园瘗钱。”裴骃集解引如淳曰: “瘗埋钱于园陵以送死。”^[2]《汉书》五十九《张汤传》亦云其事。

将实物货币埋葬地下，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物质损耗固然为一般平民难以承受，而偷盗掘墓更使丧家痛苦不堪。为杜绝偷盗，又必须满足神鬼世界，于是以纸代钱来行葬礼的风俗在汉代之后魏晋时期形成。《旧唐书》卷一百三十《王玙传》: “汉以来丧葬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唐代封演如此陈述纸钱的产生：

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金钱，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3]

封氏所论，既提出纸钱出现的两大缘由（“盗发”与“从简”），又说明纸钱出现的一大条件（“造纸”），指出纸钱始出时间（“魏晋”），似乎理正言顺，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如赵翼《陔余丛考》谓: “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4]另有洪庆善《杜诗辨正》载“文宗备问”: “南齐废帝东昏侯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至盛唐行其事。”^[5]似乎剪纸为钱始于南齐，盛行于唐。

由于封演之魏晋论虽然有理但“无据”，齐东昏侯之“剪纸”又不见其他史书记载，显得形单影薄，故持异议者颇众。如高承《事物纪原》即持“唐代说”：

《唐书·王玙传》曰：玄宗时，玙为祠祭使，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类巫觋。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乃用之。则是丧祭之焚纸钱，起于汉世之瘗钱也。其祷神而用寓钱，则自王玙始耳。今巫家有焚奏禳谢之事，亦自此也。^[6]

高氏坚持纸钱始于唐代王玙，“于丧祭焚纸钱”。朱熹《朱子类语》卷一三八亦云：“纸钱起于玄宗时王玙。”^[7]今人尚秉和也认为隋代尚无以纸为冥资之事，至唐则渐多。^[8]

唐代冥纸葬俗盛行，确实已成不刊之论。唐·陈鸿睦《仁茜传》亦云：“鬼与人异，真不如假，可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唐临《冥报录》：“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唐代冥纸主要用于焚烧、张挂或抛撒，而不再是“埋钱于圹中”。段成式《酉阳杂俎·支诺皋下》云: “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9]《全唐诗》载白居易《答谢家最小偏怜女》: “谁知厚俸金无分，枉向秋风吹纸钱。”至于宋元之后，由冥纸进一步演化出各种各样的纸扎、挽花、幡纸等，已经毋庸赘言了。

另，顾颉刚先生认为用纸冥器祭神鬼源于契丹的风俗。顾氏引《辽史·礼志六》载“岁时杂仪”后云: “是则当时纸制者，人、马、衣、甲、枪、刀、器械，尽有之，其技术亦高超矣。疑此风辽传之金，金传之宋，遂普及于中土。”^[10]显然这已经是晚于唐代以后的事情，彼此传承的问题已很复杂。

（二）从冥纸到剪纸

使用冥纸代替钱币，进而演变出多种多样的神鬼“用品”，成为神鬼世界的“冥资”和“用具”，为神鬼世界的“生活消费”带来“物质方便”。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道教、佛教神魂观念对儒家祭祖敬神、祥符瑞应观念的改造，进而在民间广布形成的新型信仰。

人间社会对神鬼埋葬、焚烧冥纸的心理动机，有人将其概括扩为这样几个方面: 生财祈福、镇邪避灾、赎罪驱戾、贿赂鬼神。^[11]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祈福免灾”。“祭祀活动从本质上说，就是古人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所以，祭祀的具体表现就是用礼物向神灵祈祷（求福曰祈，除灾叫祷）或致敬。”^[12]中国人“事死”的最终目的在于“事生”——平安、幸福、吉祥、安康、多子、长寿……而这一切需要神明、祖先和死者庇佑，需要让凶神恶煞、厉鬼灾星远避人类。这同后世民间广泛盛行的诸如吉祥如意、吉庆有余、四季平安、富贵平安、千载太平、鹿鹤同春、龟鹤延年等等祝福意向一脉相承。

冥纸是用锋利金属器具剪刻而成。《文宗备问》所谓南齐人“剪纸为钱，以代束帛”，封氏所谓唐人“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都不虚言此事。以“事死如事生”为人生大道的古代中国人，是将祭祀丧葬视为社会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所以在魏晋以后，将剪刻“冥纸”引入礼俗世界，替代和承袭汉代“瘗钱”，继续行使敬祖事死、为死者供应“冥资”的丧葬功能，在逻辑上应该说是完全合乎道德情理的，这也同魏晋时代盛行的道佛神鬼观念完全吻合。杨宽先生推论魏晋南北朝开始丧祭用纸钱，原因有三: 纸质冥器制作简便，此期钱币缺乏不能入墓，佛道传布影响等^[13]，是颇为合理的。

与此同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节俗文化活动中，也形成了一种“剪彩”习俗。最初剪彩“事人”的风俗在人日、立春等节日中兴盛，目的是配合节日活动作为佩戴装饰。宗懔《荆楚岁时记》: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14]剪彩也渗透到礼佛事神的民俗活动中。人们于七月十五“广为华饰”，“剪彩摹花叶之形”。^[15]用纸剪制成佛形或花叶之形，与这一时期的信佛敬佛风气合拍。这种人日戴胜、剪彩摹花的庆节礼佛活动，所使用的剪纸习惯，与丧葬剪纸方式相同。

用于丧葬习俗的冥纸，在外形图案上所具备的独特造型，并不亚于这种“剪彩”之做工。冥纸在替代钱币后，尽管功能不变，但由于纸质材料更易于剪切加工，造型上通过“盛加雕饰”，必定更加丰富多彩。因此这一时期，用于鬼事的各类丧葬剪纸同用于人神的各种节日剪彩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绚丽的剪刻民俗文化。只是以剪纸来代替钱币用于丧葬，既不同于人日“剪彩为人”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之俗，也异于佛事活动中“剪彩摹花叶之形”。冥币为真正的“剪纸”形式，而“剪彩”所用并非纸质材料，而是丝帛之类的丝织品和金箔之类金属品。“彩”古文作“綵”，即丝织品。显然，南北朝时期荆楚地区植物纤维的纸质剪纸适用范围有限，其他文献也不见记载有关剪纸为装饰来礼神事佛或举行节日婚嫁之类习俗。故可推知，最早的真正的“剪纸”，是“以代束帛”象征钱币而用于丧葬的“冥纸”。^[16]

唐代冥纸开始多为焚烧之用。“至唐王玙，乃于丧祭焚纸钱以纸代之也”^[17]，或“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18]唐代张籍有诗云“寒食家家送纸钱”（《北邙行》），可知唐代纸钱使用之盛。而至宋辽时代，更做各式纸质冥器，或葬或焚，不一而足。如《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条: “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卷八“中元节”条: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宋代冥纸盛行，这是因为造纸技术进步，一般寒士、平民尚且用纸做衣被，更何况给死人准备冥器，自然也要改用最便宜的纸来制作了。^[19]

从这条始于魏晋而历代不衰的冥纸发展线索上，可以确定，丧葬及其冥纸葬俗是与剪纸源流关系十分微妙的。

（三）吐鲁番出土剪纸与中国剪纸源流

名副其实的剪纸民俗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研究者们大都认可这一点。^[20]引以为据的主要是吐鲁番出土的对应于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吐鲁番出土剪纸，虽非普通冥纸，但也出于丧葬之俗，与冥纸同源。吐鲁番出土为剪纸研究带来了真实福音。然而，由于吐鲁番地处异域，在空间上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吐鲁番的剪纸出土固然实实在在，但对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剪纸来讲，究竟意味着多大的意义？这里需要澄清地域背景问题。

吐鲁番本属西域。在汉代之前的中国版图上，西域和匈奴一样，是一片划出了国门之外的“蛮荒异地”。地域的隔膜，语言的陌生，风俗的奇特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结构，似乎这里的一切都同“外星”一样，在神话地理中属于“海外”、“蛮荒”之地（《山海经》），令汉代之前的华夏族感到陌生新奇。汉代以后的通使、贸易和拓疆，终于为中原人了解西域打开了一扇可观的窗口。尤其是汉代拓展疆域，在西域开始常驻戍边军队，将陕甘一带的中原汉文化辗转输入西域土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域游牧文化相互渗透，两个不同地域人群的血脉逐渐交融，东西风俗习惯也随之耳濡目染，相依相生。就在这种文化融合背景下，黄土农耕文明的剪纸便进入了西域文化世界。吐鲁番的剪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成。

1.吐鲁番剪纸的出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村北区相继出土了中国有史以来所见的最完整的剪纸成品。为便于论述，兹将这些出土剪纸介绍如下：

一件土黄色齿轮状圆形图案剪纸。^[21]

一件蓝纸剪纸，图案同上，已残。^[22]

一件土黄纸剪成六边形，每边上各立尾梢相连的对鹿（或称对马），已残（图一）。^[23]

一件猴形团花图案剪纸，中心为圆，周围是层次重叠的八角形，再以圆圈围绕，圆上站立一圈猴子，外绕以锯齿状圆圈。出土时残存中间圆圈的大部分和四只猴子（图二）。^[24]

一件“有寓意招魂的人胜剪纸”。^[25]

两件圆形“团花”——金银花团花和菊花团花（图三、图四）。^[26]

这些剪纸或为考古工作者正式报告，或未经正式报道，但大体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所认可，并经科学鉴定，系植物纤维纸制品，是公认的真正剪纸。^[27]对这些剪纸产生年代及其背景的考察，即可确立我国剪纸民俗文化源流的权威地位。

2.麴氏高昌汉文化传统

在阿斯塔那北原古墓中，发现有高昌国“章和十一年”（公元541年）等纪年字样。根据出土剪纸的“简报”以及相关研究，可以确定这些剪纸除“人胜剪纸”外，其余均为麴氏高昌王国时的作品。

高昌是一个从汉魏时代开始以汉族戍士为主体融合中原战乱流民结成的西域最大的一个汉人聚居区。以今吐鲁番为地理含义的高昌，是由西汉高昌壁、西晋高昌郡以及北凉至唐贞观的高昌国三个阶段构成。高昌王国历经阚、张、马、麴数世王朝。其中麴氏王朝享祚最长，从麴嘉承平元年（公元502年）起，经南北朝、隋、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唐统一为西州，历139年。^[28]

麴氏高昌王国是由金城榆中（今兰州市榆中县）麴氏建立。与其前代高昌区域文化一样，“彼之毗庶，是汉魏遗黎”，“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29]，即主体文化应属华夏文化。魏、晋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秦凉诸州秩序较中原安定，文化世家多奔凉州避难，故华夏文化在此地保存并不亚于中原。陈寅恪先生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30]且高昌麴氏系甘肃金城榆中人，西北一隅保存的中原文化又赖其在吐鲁番建立的高昌王国得以继续发扬。

从对出土发现的高昌国各类生活状况的考察更能得知，高昌文化与华夏文化具有深厚的血缘关系。虽然麴氏高昌王国在一些服饰上略有胡化迹象^[31]，但总体文化上遵循汉俗，如“其俗人衣服粗与汉地相同，但以毡褐为异”。^[32]尤其土葬方式更是承袭内地汉人的敬祖传统，如随葬器物上，书有“黄米一瓮”、“白米一瓮”等带有中原风尚的文字；有的死者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掩盖瞑目（眼罩），口中含钱，严格遵循《仪礼》规范与两汉以降的内地葬俗。^[33]在出土猴形团花剪纸的墓葬中同出有“建威将军吏部郎中敦煌张文智之墓表，夫人扶风马氏夫人张掖巩氏”，说明墓葬主人祖籍是在陕甘，这更确证高昌王国出土的剪纸与陕甘内地文化的微妙关系，“这不能不说是这条丝绸之路文化带的民间文化传承之果”。^[34]法国当代最著名的西域考古和艺术专家莫尼克·玛雅尔女士在其所著的《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对于阿斯塔纳地区几乎所有死者都戴有覆面的殡葬习俗进行论述，认为当地人有一种出行时佩戴面具以防风御寒的习俗，由于人们为了“寻求一种赋予死者在冥间继续过阳间生活的可能性”而为死者覆面。^[35]死而覆面的丧葬习俗，至少从遵循“事死如事生”这一点上，仍然可以看出高昌人的汉文化精神。

3.麴氏王国剪纸图案的内涵分析

吐鲁番出土剪纸属于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古代西北汉文化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多年来受到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普遍关注。有不少剪纸研究著作和论文述及吐鲁番剪纸的地位、价值，将其作为我国剪纸史上的里程碑。江玉祥《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以下简称“江文”）是目前所见比较全面地论述吐鲁番剪纸内涵的研究论文。其中有些观点很有代表性，如提出“吐鲁番出土剪纸，自然属于随葬的民间宗教用品”，“吐鲁番出土的鞠氏高昌王国的剪纸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剪纸，剪纸的发源地可能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等论断^[36]，是颇有见地的，但作者对于剪纸图案内涵的分析则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需特别指出。

江文中，最突出的是论述了吐鲁番剪纸的构图内涵。他将“人胜剪纸”外的六件团花剪纸按照图案的相似性划分为三类，即植物图案、车轮或火轮图案、动物纹饰。在对车轮图案进行分析时，作者一方面认为“以车轮为图案纹饰的剪纸”，“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承认车轮剪纸在汉族风俗中“主要取其巫术功能”，中原地区如陕西有门上张贴车轮图案之习俗，“可能取其财源滚滚来的寓意”。江文中对剪纸车轮究竟寓意为何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结论，同时又说，“如果说它是火轮也有根据，火轮象征太阳，崇拜太阳，祭祀太阳，是匈奴系和东胡系民族普遍的信仰习俗”。^[37]江文既认定象征巫术、寓意财源的车轮之说，又不放弃象征太阳崇拜的火轮观念，结论使人无可适从。

江文对鹿剪纸的分析同样也不能决断。他否定吕胜中等人所谓“对马”之说，赞成“对鹿”观点，并认为“对马说”者碰到一个障碍，即难以解释“其中一鹿头上还残存一叉角”这个问题。这种认识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鹿图案的内涵分析，却又同样陷入亦此亦彼的二难境地中。他既赞成“中国古代北方匈奴系统的遗物上多有以鹿作为装饰或纹样者”的认识，认为“其中意义，可能有希望射猎时多获鹿的巫术作用”，又肯定汉民族对于鹿图案的谐音象征，“鹿和猴都是吉祥的动物”，“鹿”谐音“禄”，指俸禄，“猴”谐音“侯”，指封侯。^[38]这种两边讨好的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为什么江文中会出现这样不确定的结论呢？或许有人会辩解，是因为中原与西北文化融合而导致的内涵重叠。但是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主体构建的一方独立王国。它虽是偏居于西北大漠，但它的形迹实质上是中原汉王朝的缩影，是中原农耕文明的折射。“彼之毗庶，是汉魏遗黎”，“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在此背景中，麴氏王国所从事的主要葬俗活动都是依据汉文化传统风俗来进行，其中包括丧葬所及丧服、供品、冥器以及相应的礼仪程序。在这些以崇尚祖先崇拜、严格遵循丧葬祖训的汉民族墓葬中，既然基本的墓葬礼俗都是汉文化形式，那么何以单单其中的剪纸内涵就寓意了游牧文化的观念了呢？文化融合之说显然不能解释这种疑惑。江文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缺乏对远古原始巫术宗教与中古封建吉凶意识的区分，忽视依旧停滞于游牧状态的野性而诡谲的自然崇拜观念与经历长期的农耕文化熏陶而成的充满道德理性的人文精神的根本差异。对此，笔者将在后文分析。总之，对于吐鲁番高昌王国墓葬中的剪纸内涵的解析，必须是在汉文化为中心的背景之下展开。

关于吐鲁番剪纸的色彩，吐鲁番剪纸中除一件为蓝色圆形图案外，其余均是黄色。崇尚黄色的观念，正是汉代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神秘文化的精髓。五色中黄色是正色，五行中“土”为核心，五方中“黄帝”为上。宗教活动中凡神圣、庄重的物品常饰以黄色，重要典籍、文书也取黄色。黄老术士以及佛教僧人多以黄色为尊，他们的文书、服饰、咒符等多选黄色。《太平广记》中记述不少沙门、道人、神鬼出现都着黄衣。民间丧葬纸扎、出殡撒钱、招魂祭祖、咒符灵牌等许多重大祭神活动材料也都取黄色。此俗一直沿袭至今。而吐鲁番剪纸作为随葬的重要物品，其各式图案是用黄色绵纸剪制而成的，这种选择当是在中原崇尚黄色的理念下形成的。

关于吐鲁番剪纸图案，剪纸构图中，有独立的或系列连缀的形似莲花、菊花、鹿纹、猴纹等图案。莲花是佛教精神的表征，菊花是中国传统避邪象征，鹿纹、猴纹图案则是福禄寿追求的萌芽。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吉祥文化还处于由宗教式的符瑞征验观念向世俗化的寓意象征观念的转化过程中。上流贵族社会对于包括麟、凤、龟、龙等“四灵”（《礼记·礼运》）在内的许多吉瑞神物形象实行阶层割据，民间社会的吉祥物形式主要是以他们生活中所常见的诸如蜘蛛（“蟢子”）、喜鹊、公鸡、老虎、鹿以及桃木、莲花、菊花等动植物作为形象表征，形成简单的、雏形的吉祥崇拜民俗。在丧俗中，用作冥纸的剪纸图案也主要限于这些意象范围内。因而吐鲁番剪纸中的莲花、菊花、鹿纹、猴纹等图案当是这一时期人们既有的吉祥观念表征。如菊花避邪、莲花象征佛、鹿猴谐音隐喻等，都是与丧葬祭祀的根本宗旨——追求吉祥福瑞、祈求神佑安康的精神内质一致。以黄色来祭奠安葬死者，又制作这类连接着佛教道教有关生死追求理念的图案，显而易见，这是基于中原本土丧葬文化，在佛道文化背景下，利用当时新式的造纸技术，来迎合神鬼、满足死者灵魂需要并为生者谋求福禄理想而创造的一种新式礼俗。

4.吐鲁番剪纸与冥纸及丧葬习俗的内在关系

吐鲁番的剪纸图案构造令人深思。吐鲁番剪纸中，包括蓝色齿轮状圆形图案、猴形团花图案、对鹿图案等均已残缺，但参照保存完整的莲花、菊花等图案，毫无疑问这些残缺图案的完整形态应是圆形团花图案。为什么在墓葬中的这些剪纸构图呈圆形，而不像同时期民间节日习俗中的“剪彩”那样呈多样化构图形态？

不言而喻，这是墓葬的特殊需要。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丧葬中替代瘗钱、用于随葬或焚烧的是冥纸。冥纸由钱币演化而成，就保存了钱币基本的圆形特征。或许，吐鲁番剪纸中那种整体圆形造型的黄色剪纸，就是对普通圆形冥币的变形创造，“吐鲁番麴氏高昌王国时期这些纸质冥器，可视为纸钱的早期形式”。^[39]同时，在中土一些地方，还有不少关于发掘特大圆形钱币象征吉瑞的传说。^[40]在丧葬中埋葬特殊圆形图纹钱币剪纸，也应含有神秘意味。故此，汉代用于代替“瘗钱”的圆形冥纸在魏晋丧葬礼俗中被赋予吉瑞象征顺理成章，并因此影响其他各类丧葬剪纸团花的基本造型成为圆形也是必然。这种造型也为后世以团花剪纸为主流形式的民俗剪纸构图奠定了发展基础。所以，吐鲁番剪纸中那种周边齿状装饰，正同其中心莲花、菊花、猴形等图案造型一样，是因剪纸材料简单易行而进行的“盛加雕饰”。正是这些雕饰，改变了普通冥纸的简单形式，附加了更富有象征内涵的吉祥文化韵味，开创了我国剪纸民俗趋吉避凶的基本文化旨趣，成为中国吉庆、丧葬、节俗剪纸的先声。此后，剪纸民俗“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华夏大地的各种民俗土壤里“遍地开花”。

剪纸源于丧葬习俗，更为其他材料所证实。王光普等编纂《生命生殖崇拜与远古图腾——民间传世剪纸纹样》^[41]选载一套敦煌出土唐五代剪纸纹样，如梅花形剪纸、忍冬形剪纸以及纸钱剪纸、纸花剪纸等，主要用于丧葬活动，是吐鲁番剪纸的直接延续。该书中还载录敦煌出土五代剪纸诸如《双鹿与塔》、《佛塔》、《菩萨立像》等虽是礼佛功德剪纸，但也出之于丧葬文化。由于民间剪纸的生成与普及与丧葬的密切关系，所以在思考其他一些相关问题时，也理应以此为出发点。

还有人认为纸钱之俗是随佛教从域外传来。如朱高安《仪礼节要》：“纸钱，非古也，盖传自西域。古者随葬以钱，后世以其无用，乃做纸钱代之。后以纸钱、假物，但焚于墓，以表见人子之心。”或以为，清明扫墓使用纸钱之俗，在传统士大夫看来，不属于古来华夏礼制形式，而是因佛事而起，故“知礼者弗取，为其惑于佛也”。^[42]佛教乃至道教活动与剪纸源流的密切关系是显然的，可作为另一课题进行研究，但如果将剪纸民俗起源直接归于佛教或道教，根据前文论述，显然不足成立。

仉凤皋先生否定剪纸源于民俗的观点。他一方面认为商代夔凤金饰片的工艺装饰早于“剪綵为人起晋风”的记载，剪纸起源应在汉代以前；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是舞台表演创造了剪纸，而是随汉代“百戏”的发展，转向舞台的皮影成为剪纸的一个分支。^[43]仉先生的观点前后抵牾，最终意向不明。

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王国剪纸，为我们管窥中国剪纸民俗文化的发端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剪纸民俗成型的内在基因提供了可靠依据。萨姆纳说: “生存斗争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团体的事。每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44]发端于魏晋南北朝的中国的剪纸民俗就是在殡葬冥纸习俗催动下，进入唐代后，终于形成了遍及各个民俗领域的盛大局面。所以杜甫在途遇故人孙宰之后，有感而赋“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时候，就已经深知剪纸民俗的重要文化价值和生命象征意义了。

吐鲁番剪纸以确凿无疑的实证材料确定中国剪纸民俗文化的源流，它以无可辩驳的真凭实据，向世人证明中国剪纸的诞生时代，就在魏晋时期。原始先民的文化精灵曾经被社会文明和人文自觉的大潮冲击到遥远的岩画和彩陶中，但随着民间剪纸文化的一幅幅生动神秘的构图创造，再度“重现”于中世时代的文化页面上。这在中国丧葬史以及剪纸民俗文化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意义。检索史书，“剪纸”一词最早也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北齐书》: “削木为箭，剪纸为羽。”^[45]《南史》: “剪纸方寸，帖着舅枕。”^[46]这些剪纸行为是与当时的剪纸民俗盛行密不可分的。虽然由于古代剪纸所用纤维材料在中原地区潮湿的土壤中难以长久保存，所以至今没能发掘到墓葬剪纸，而恰恰吐鲁番地区终年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为剪纸在土壤中的长期保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吐鲁番是幸运的，中国剪纸是幸运的。

[1]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194—1197页。

[2] 《史记·酷吏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0页。

[3] 《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条，《四库全书》本。

[4] （清）赵翼撰，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三十《纸钱》，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页。

[5] （清）纪昀等辑《爱日斋丛钞》卷五引，《四库全书》本。

[6]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寓钱”条，《四库全书》本。

[7] 《朱子类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7页。

[8]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国书店2001年版，第321页。

[9] 《唐段少卿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四部丛刊》本。

[10]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11] 冉凡《祭品与祥物——纸钱与传统丧葬风俗心态谫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2]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13] 杨宽《纸冥器的起源》，见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38页。

[14] 据周培光、孙进己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辽沈书社，1990年版）影印“广汉魏丛书”。《艺文类聚》卷四、《太平御览》卷三十、《太平广记》卷九、《山堂肆考》宫集卷八等，均有类似记述。

[15] 周培光、孙进己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辽沈书社1990年版）影印“广汉魏丛书”。

[16] 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纸”是包括缣帛在内的，因而剪纸应当包括这类“剪彩”。如仉凤皋先生认为，古时“纸”的概念是混淆的，“用缣帛者谓之纸”（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古之纸，即缣帛”（宋赵彦卫《云麓漫抄》），证明把丝织物视为纸。今天，随着新物质材料的出现，塑料布、吹塑、尼龙绸、记事贴、壁纸、人造革、胶片、超薄型有机玻璃……都当剪纸材料使用。古今剪纸都未固定在某一专用材料上。古今“剪纸”一词的概念，包含着多种材料的镂花剪纸制品，也是剪纸、刻纸、撕纸的通称（仉凤皋《中国剪纸的起源与历史》）。这种观点显然是以古代“纸”的本义将现代意义的“剪纸”概念泛化了，而且也将剪纸同其赖以生存的民俗背景剥离开来。这种剪纸概念并非本文所谓“剪纸民俗”意义上的“剪纸”。

[17] 高承《事物纪原》卷九。

[18] 《唐段少卿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四部丛刊》本。

[19] 杨宽《纸冥器的起源》，见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第438页。

[20] 较有代表性的，如吕胜中《中国民间剪纸》上册，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2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第6期。

[22] 同上书。

[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

[24]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2（民间玩具、剪纸、皮影）》图137，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

[26] 王伯敏《中国剪纸史》，第33—34页。

[27] 对于吐鲁番剪纸的定名和性质，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较早如张道一、廉晓春所著《剪纸的起源与历史》一文，认为吐鲁番出土剪纸名称为对马团花、对猴团花、八角形团花、忍冬纹团花、菊花形团花，并推测“绝不是单纯的装饰品，很可能是对铜镜的模拟”（见张道一、廉晓春编《美在民间——民间美术文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聊备一说。

[28] 薛宗正等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196页。

[29] 《北史·西域列传·高昌传》。

[3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31] 如1959年发掘出土对鹿剪纸的306墓男尸头结双辫交盘于后，显然属于胡人发型。

[32] 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考古学报》1977年1期。

[33] 薛宗正等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第217页。

[34] 靳之林《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35] [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6—209页。

[36] 江玉祥《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

[37] 同上书。

[38] 同上书。

[39] 赵睿才、杨广才《“纸钱”考略》，《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

[40] 从魏晋时起，钱币也成为神秘祥瑞的象征。《晋书·石勒传》云:“（西晋）泰始中，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鼎，容四丰，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百当千千当万。’”《宋书·五行志》云：“晋海西太和中，会稽山阴县起仓掘地，得两大船满中钱，钱皆轮文大形……至明失钱所在。”从记载中可知，这些钱形制非常，有的铸文，有的“轮文”，但一概“大形”。

[41] 王光普、王辅民编著《生命生殖崇拜与远古图腾——民间传世剪纸纹样》，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42] 《兴平县志》八卷，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丁世良、赵放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43] 仉凤皋《中国剪纸的起源与历史》。

[44] [美]萨姆纳《民俗》第1节，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45] 《北齐书》卷三十六《列传三十八》之“郎基”条，《四库全书》本。

[46] 《南史》卷十六《列传》第六“朱龄石”条，《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