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在澄清了上述两个问题之后，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应该是不言自明了。但为了讨论和叙述的完整性，我们仍设法列出几条。

首先，为什么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不是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或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对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第一节已经做了回答：那是由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通过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日常文化生活来进行的。因此，研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最重要的途径是研究中国人的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清明时节的种种活动是这样，大妈们在广场上欢快跳舞，老同学在微信圈转发心灵鸡汤亦是如此，更不用说观众在电视机前看“朗诵者”和“诗词大会”节目，在“钟书阁”“涵芬楼”这样的书店里边喝咖啡听音乐边阅读。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对高度世俗化的中国人来说，恰恰都可能比宗教性更强的其他民族，具有更多的“精神”含义。

为什么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不是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或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或许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前面我们用“有”“做”和“是”三个词来分析人的最基本的生活形态、人们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关系；其实，就其与人的自由意志、自觉选择的关系而言，离得最近的是“做”，而不是“有”和“是”，因为“有”和“是”可以理解为是“做”的两种结果——如果这里的“做”是不自觉的行为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做”的两个目标——如果这里的“做”是自觉的行为的话。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有一本书叫《占有还是生存》，其实也可以译成《“有”抑或“是”》（该书英文原版书名是To Have or To Be），讨论作者心目中的“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该书最前面有三句题词，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作者的观点：第一句是中国古代《老子》中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二句是欧洲中世纪教士埃克哈特说的，“人不必总去想应该做些什么，他应该更多地去思考的是自己是什么”；第三句是马克思说的，“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占有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异化的生命也就越大”。该书英文原版中这三句话分别是：The Way to do is to be; People should not consider so much what they are to do，as what they are; The less you are and the less you express of your life—the more you have and the greater is your alienated life。在这三句话中，不像在那个书名中，出现的动词不仅是“to have”（“有”）和“to be”（“是”），而且是“to do”（“做”）；被进行对照的不仅是在“是”（“to be”）与“有”（“to have”）之间（如在第三句中），而且是在“是”（“to be”）与“做”（“to do”）之间（如在第一句和第二句中），而之所以要把“是”与“做”进行对照，是因为“做”有两种类型，一种“做”的结果是“是”（或中译本所谓“生存”），一种“做”的结果是“有”（或中译本所谓“占有”）。弗洛姆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做”是以“有”（对物品的占有和消费）为目的的“异化活动”，而只有那种非异化的活动，才是以“人之所是”为目的的活动：

“在没有异化的主动（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没有异化的主动是一个创造、生产的过程，我与我的产品始终保持着联系。也就是说，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结果结为一体。我把这种没有异化的主动（活动）称作创造性活动。”⁽¹⁶⁾

弗洛姆的研究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研究，如果不局限于对精神生活之“状况”的研究，而重视精神生活状况之“根源”的研究的话，就应该把文化生活——人们所从事的具有精神内涵的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作为关注的焦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现阶段”的而不是以前阶段的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呢？这么提问，并不是说以前阶段的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没有必要加以研究；事实上，有关我国先前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研究，如对清末民初、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等的精神文化生活研究，包括对普通大众在内的各个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研究，已经有大量重要成果，它们对理解我们的过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理解“我们过去是谁”的最重要意义，毕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明天。对于我们理解自己的今天来说具有最直接意义的，就是研究今天的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厚今薄古”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厚今薄古”的正当性以外，之所以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一些特殊的理由。

第一，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小康中国”的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目标。

根据中共十八大确定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已经站立在“后小康中国”的门槛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前小康中国”转入“后小康中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大转折。中国现代化过程从来就是“富强”和“文明”的双重追求，而并不存在先“富强”、后“文明”的截然分段；但平心而论，同时追求富强和文明这两个目标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毕竟是有阶段之分的，也因此而在不同阶段时显示出重点之别、层次之别的。改革开放之初认识到的“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天依然有效；但对什么是“发展”，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今天的认识，无疑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要更为丰富和深刻。我们今天仍然要致力于解决“发展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也要对在此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发展不当”的问题，对因为有关发展的共识急需更新而出现的“发展不稳”的问题，对国内国际都不同程度出现甚至激化的“发展不明”的问题，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在集中关注“发展不足”问题的时候，摆脱物质贫困的任务当然处在优先地位，尽管完成这个任务也需要有精神方面的相应条件。在摆脱物质贫困的任务基本完成，或者说在解决“发展不足”的问题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精神或“文明”对于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谋求“富强”的重要条件，而且在于它是“富强”之后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理解背景和奋斗目标。从马克思关于“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的论述⁽¹⁷⁾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脱贫致富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或物质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甚至精神意义。但对这种“精神意义”不能作静止的理解，不能与整个中国发展的来龙去脉相割裂，也不能作抽象的理解，不能与我们自己的实践选择相脱离。要真正使人民的物质富裕也具有精神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水平落差，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因“仓廪实”“衣食足”而出现的“知礼节”“知荣辱”的需求更新，要充分利用经济和技术上的“硬件”扩容为文化和精神上的“软件”更新所带来的条件优化；在精神文化领域，则要充分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什么成绩，还存在着什么问题，已出现什么趋势，以及在这个领域，党和政府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向人民群众提出“富而贵之”的目标、对人民群众承担“富而教之”的任务。

第二，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全球化世界”的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使命。

“后全球化”是2016年底以来经常在媒体上实现的一个词，用来表示似乎席卷欧美的一股“逆全球化”潮流，其标志是英国人通过公决选择脱离欧盟，美国人则通过总统大选选出了实行标榜“美国第一”的移民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行政班子。“后全球化”这个词从学术上说未必准确，但我们不妨用它来表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所出现的新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所出现的新情况”之所以是“新”的，不仅仅因为国际环境本身发生的重要变化，而且也因为中国自身发展所造成的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变化。在现今阶段，可以这么说，“中国向何处去”越来越影响着“世界向何处去”，因此中国自身发展对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从国际环境和中外关系这双重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使命，是理解本研究意义的一个重要角度。

中国发展所达到的当前阶段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毛泽东说过的有关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三句话来加以理解。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¹⁸⁾这可以看作毛泽东关于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三句话中的第一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理论上的回答。不到十年以后，毛泽东在首届全国政协闭幕式上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¹⁹⁾这句话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实践回答，也可以看作毛泽东有关中国发展所说的第二句最重要的话。七年之后，在1956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说了有关中国发展的第三句最重要的话：“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²⁰⁾毛泽东说，作为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的贡献是太小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²¹⁾但毛泽东相信，到了21世纪，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会大得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可以说实现了毛泽东的期望，不仅使中国作为解决了“挨打”问题的主权国家而“站立起来”了，而且使中国作为解决了“挨饿”问题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站立起来了”。尤其重要的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才更有信心实现毛泽东所期待的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国际义务。

关键是，当代中国如何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就中国人口数量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而言，当代中国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最实际的途径，依然是解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但在我们经济体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时候，在我们的经济活动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甚至还超过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时候，当代中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在日益加重的全球资源环境问题当中尽可能减轻我们的份额。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不仅是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是各国民众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安全的问题，以及自然和文化都面临威胁的多样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最重要途径，是为这些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我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状况，与当代中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这三个途径，都有重要关系。

就“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言，我们应该继续齐心协力推动发展、改善生活、攻克难关、补足短板，显然需要有相应的精神文化条件。中国发展的潜力有多大，前景有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民众告别“违规办事靠贿赂，非分之念靠菩萨，市场竞争靠山寨，消磨时间靠麻将”的传统和习惯有多远。

就“减轻全球问题的中国份额”而言，我们在进一步推动国内发展的时候，在供给方面，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而不是资源投入；在分配方面，要更加重视全民共享而不是特殊利益；在消费方面，要更加重视提倡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破坏环境的生活方式。这几个方面做得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营造创新文化、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提升民众生活方式的精神含量和精神品质方面，已经处于怎样的状况，有可能取得怎样的进步。

就“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而言，我们要在进一步强化自己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强化自己的文化自信，要在进一步发挥自己的道路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同时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历来以世俗化程度较高为特点的中华文化，应该在现代性影响越来越大的当代世界向各国人民提供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例证，表明这种文化有能力引领自己国家的全体人民在摆脱物质生活贫困以后还能不断取得进步，有能力不仅在物质生活的成功脱贫之后实现精神生活的成功脱贫，而且在追求把幸福与尊严统一起来、把活力与和谐统一起来、把富裕生活与有意义生活统一起来的道路上，树立一个既可信又可爱的全球榜样。这样一种既具有“世俗性”又具有“精神性”的文化，不能仅仅以所谓“精英文化”的形式而存在。在当今中国，购买者和消费者的意志在经济领域越来越重要，投票者和上网者的意志在政治领域越来越重要，同样，构成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文化趣味和精神境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以何种方式结合，或者说，中华文化作为一种世俗的精神文化以何种方式呈现，而这种方式将最终决定中华文化对各国人民有没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有多少说服力和感召力。我们为解决世界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不能只是秦汉以前的四书五经，不能只是课堂里面的儒家传统，也不能只是哪怕在中国也只是“关键少数”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取向。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又一个重要理由，那就是，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或确切些说“中国道路”的精神向度。不管是叫作“中国模式”，还是叫作“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用中国特有的方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功。这里所谓“中国特有的方式”的核心，是处理或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些中国问题的中国方式，这些问题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价值平衡的问题，权力配置的问题，利益协调的问题，资源利用的问题。与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研究特别有关的是“价值平衡”的问题：

“价值就是通常所说的‘好东西’，但诸多‘好东西’之间往往会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排序、取舍，但最好是通过某种方式加以协调、达到兼顾。比方说，我们有必要处理好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效益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民的幸福与尊严的关系、价值目标与实践步骤的关系。我们还必须处理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关系，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以及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²²⁾

价值平衡的问题或价值的取向和取舍的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因为它固然是要通过政治决策而得到有效体现或得到有效实现的，但这样说恰恰意味着政治决策者和他们所要迎合和服务的民众的价值观念是多么重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精神文化生活既是中国民众之价值观念的存在载体，也是后者的影响媒介。

不仅价值平衡问题的处理方式，其他几类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仅涉及技术和策略，同时也涉及精神和文化。我们曾经把贯穿在处理各类问题的中国方式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这样五点：务实的理想主义，辩证的理性主义，尙智的民本主义、重情的团体主义、好学的世界主义。⁽²³⁾具有这五个特点的中华民族精神要发挥作用，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离不开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作为重要的载体，也离不开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