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发达，汗牛充栋。与邻国日本相比，中国明清之前，较少传世文书。与流传有序的图书相比，文书是更原始的史料，更朴实、更自然甚至更粗犷。一部书如果是书信集，那么文书如同草稿，最初的遣词造句、错字白字，都暴露无遗。最初选择的表达方式，与收入文集的成文比较，有时更天真可爱。中国的文书学起步，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关系密切。一座封存八百多年的洞窟，隐藏了巨量的文书。在文化界盛行版本收藏的晚清，忽然发现了线装书之前的书籍样式和精美的写本，震惊的程度难以言表。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就这样出世了。对于中国人而言，同时伴随着隐隐的痛苦与无奈，如同孔子哀麟一样，美好来得不是时候。

与敦煌情形相似，在新疆也有古文书的发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吐鲁番文书主要来自古墓，规模不如敦煌文书，也不是集中出现，颇有零碎之感。不过，因为古墓的存在分散，发现发掘都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就避免了文物大量流散海外。敦煌文书的主体都流散海外，英国、法国、俄国都有大量的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一部分也流散海外，主要在日本和德国，部分留在中国。

日本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来自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光瑞。在八国联军围攻北京的那一年，大谷光瑞留学英国。有感于西方在中亚的文物掠夺，大谷担心佛教历史的话语权永久被西方掌控，于是花重金，组织了日本的中亚探险。吐鲁番出土文书，就是他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是，当时的西本愿寺并不理解和支持大谷的行为，因为巨大的开销成为寺院的沉重负担，最后大谷被寺院清算，他的别墅被拍卖，他带着他的西域文书长期居住于中国的旅顺。看起来，大谷更重视西域文书中的佛教经典，所以他的弟子橘瑞超开始着手整理的，也是这部分文书。非佛教的出土文书，最后又运回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谷文书”。二战结束时，留在旅顺的西域出土文书，成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最后转交给中国，这就是旅顺博物馆藏西域出土文书的来历。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曾经有过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经历。西方的博物馆、图书馆，凡是藏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场所，都是中国学人心念之处。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敦煌吐鲁番文献才陆续以图书的方式再次面世，极大地促进了敦煌学的发展。旅顺博物馆藏品，逐渐成为学人关注的焦点。旅顺博物馆曾经与龙谷大学合作，出版过《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法藏馆，2006年），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已经展现了藏品的部分面貌，为后来全面整理预备了重要条件。

2015年，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的全面整理工作正式展开。以王振芬馆长为首的旅顺博物馆研究人员与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领导的北大师生密切合作，加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首都师范大学的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先后参与项目工作的成员多达几十人。同年，我个人的一个项目“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编号1510）被全国高校古委会批准立项，转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JJD770006）获得立项。两个项目的设计具有连贯性，前一项目为后一项目进行初步调查和研究，后一项目则是全面整理与研究，完全覆盖前一项目。

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出土文书，以吐鲁番出土为主，以佛教文献为主，在近三万件的文书中，也有少量四部典籍残卷和世俗文书。这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文物，片言只语却饱含信息。几年来，研究团队精诚团结，分工合作，研究文书，撰写论文。一篇论文初稿完成，会有多人参与修改。我们也采用学术会议的方式，让年轻学者展示研究成果，然后集体讨论，完善论述。一个学术团队理应如此，年轻学员的显著成长，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如今，几年的研究论文在这里集结，这是部分成果的展示，也是一次汇报。对于团队的成员，如同回望，为的是继续前进。本书共收录36篇文章，内容涵盖传世四部典籍、佛经、道经、民间文书等，使我们对旅顺博物馆藏西域出土文书、对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有了更全方位的认识；最后是我们几次学术会议的综述，记录了团队的成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各篇文章原来发表时各刊物体例不一，编入本书时统一改为简体，但为展示文献原貌，部分文章的录文仍保留繁体。

由于我们学力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多多指正。

孟宪实

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