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科医生Heald教授于1982年首次提出直肠癌根治术的TME（total mesorectum excision）原则，即直肠系膜全部完整切除，该原则明显降低了术后的局部复发率，并由此出现直肠系膜、间隙（space）、神圣层面（Holy plane）等解剖相关名词。德国外科医生Hohenberger教授于2009年发文倡导结肠癌根治术的CME（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原则，即结肠癌手术完整系膜切除，除了完成传统的淋巴清扫外，更要求完整的切除荷瘤范围内的系膜。腹腔镜的视野放大作用、超声刀的“空洞化”效应、手术录像的重复回放，让外科医师在手术中能看到更多的“间隙”和“层面”，促使我们需要进行新的解剖学认识。如何将这些零散的“间隙”和“层面”统一起来，形成可行的指导肿瘤“整块”根治切除的理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外科膜解剖学”应运而生。它以胚胎发育、演变为起点，来研究成熟个体各器官组织间最终层面和膜间隙的解剖结构特点，是胚胎学和手术解剖学充分结合的典范。日本外科医师篠原尚等于1994年即著书论述“从膜的解剖解读术式要点”，认为胚胎时期胃肠道的旋转形成了复杂的三维构造，引起了一连串各脏器间筋膜的“冲突”和“愈着”，手术就是要正确解除这些“愈着”，力争使其恢复到“冲突”发生之前的状态，对外科医师在胃肠、肝胆胰、腹肌沟疝等手术中司空见惯的血管及膜作了融会贯通式的讲解。另一位日本外科医师三毛牧夫于2012年著书论述“以筋膜解剖和组织胚胎学为基础的手术技巧”，认为消化系统的器官存在粘连和融合两种组织学形态，其对“筋膜”的定义为由结缔组织构成并能通过肉眼识别的组织结构，内部成分多种多样，通常由胶原纤维交织而成，并不仅存在于肌肉中，也可包被于其他器官（如腺体）表面，或在疏松结缔组织内部形成膜性分隔，如果不理解“融合筋膜”的概念，就不能实现对消化管道的最终准确分离；认为融合筋膜的内部结构是无法绝对剥离的，要么是从两层筋膜之间进行剥离，要么是从一层筋膜的腹侧或背侧进行剥离；书中也特别强调了腹腔镜下手术剥离的操作思路，提倡术者与助手密切配合，构建一个有充分张力的剥离平面，如果术者在腔镜下能清楚地看到并正确到达剥离线或平面，那么无论使用何种器械，手术都能顺利完成，且手术过程中几乎不会发生出血。国内龚建平教授于2015年对外科膜解剖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胃肠道肿瘤根治术不仅要完成传统的D2或D3淋巴清扫，在膜解剖指导下更强调完整切除荷瘤范围内的系膜，其主要临床意义在于可减少术中出血、有效避免神经等的副损伤，特别是完整切除了“系膜内脂肪间的癌转移”，即“第五转移”，而将其命名为“第三代外科解剖”，该理念在本书后续章节中均有充分体现。

龚建平教授提出的膜解剖概念极大地推动了胃肠肿瘤精准手术的推广普及。为了使读者更好理解膜解剖，在此先对龚建平教授提出的膜解剖有关概念作一简要解释。

系膜和腹膜（包括后腹膜）都是包含双层结构的膜，即由面上的浆膜和其深层的筋膜构成（图1-1）。各种膜的形态呈现多样性，最常见的为扇形，有些膜则退化为无脂肪的“纯粹的膜”，可清楚看到其下方的组织结构，称为“薄膜化”，而另一些膜却增厚甚至“集束化”，成为柱状系膜，这在回结肠系膜处最为明显。

系膜内与腹膜后的脂肪结缔组织互为延续，形成一个相通的膜间隙（图1-2）。

突入腔内的器官系膜在发育中倒卧于后腹壁、其他器官或系膜上形成系膜床，系膜床间的浆膜P面程度不一的退化融合形成两膜相对（bi-junction，图1-3）。两膜融合存在不均一性，有的部位融合形成新的筋膜，而有的部位退化为疏松结缔组织，解剖时似老者的银发丝（图1-4）。

在bi-junction边缘，往往可见其表面又覆盖了第三层脏腹膜，称为三三交汇（tri-junction），当绷紧tri-junction两侧的系膜时，表面第三层腹膜即形成膜桥，其下为疏松的融合间隙（图1-5）。笔者基于近20年的腹腔镜结直肠手术观察与实践，提出自己对于“膜解剖”的认识，即人体器官与器官之间或器官与后腹膜之间均有两层膜相对隔绝，其间隙相当于两页纸之间的关系（即bi-junction），要找到两页纸之间的间隙，首先要找到覆盖于其上的另外一张膜，即“膜桥”（tri-junction），所有腹腔内有皱褶之处，如“直肠旁沟”“结肠旁沟”、腹膜返折、回结肠血管下方的皱褶等均存在膜桥，通过超声刀切割后的“空洞化”效应，可使“膜桥”浮起，膜间隙展开（图1-6）。为膜解剖创造正确的手术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