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伦敦金融城生活的反思

我非常希望这一章被编排在本出版物的末尾。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很多关于股票交易/研究领域的知识，也不是投资策略方面的老前辈。我本身并没有什么投资规则可供分享——但或许通过回顾在金融领域内和围绕金融领域长期工作的经历，专注于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的时刻，一些小小的经验教训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由于在学校里没有取得任何学术成就，我被放逐到当时城里一个主要的接收机构——菲利普·希尔，希金森·埃朗格斯——寻找我的财富，这家机构的超凡能力在新闻和并购活动的世界里非常有影响力。我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来学习商业的各个方面，直到我无法再在那里待下去。我被引诱到围绕着相对不为人知的货币经纪世界的蜘蛛网中。欧洲美元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300家银行开办了办事处，它的出现、1980年的外汇管制取消以及随后的大变革见证了我在这个行业建立一些小型的公司。我参与了Exco国际的外围业务，该公司于1980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最后我卷入了普雷博·亚曼的发展，在东京进行了最后一次“骰子”的投掷。我花了38年的时间来从事我的职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享受着巨大的乐趣，但却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1999年我在日本工作时，由于性格上的缺陷，再加上一场改变人生的悲剧和一点点好运，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我从一名严肃的国内固定利率经纪-交易商间业务的经理转变为一名市场评论员、历史学家。

当我在日本为普雷博·亚曼工作时，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挫折后，我忽略了日本的管理协议。永远不要直接告诉日本管理层商业生活的生硬事实，永远要恭敬地向他们提出建议！在一时的疯狂中，我忘记了第十一条戒律，在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的情况下被匆忙地遣返回了伦敦。我处于失业大军的不幸地位迫切地需要立即得到改变。尽管我有近40年的工作经验，但货币经纪商还是对我的求职申请报以嘲笑的态度。

我听取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再就业”顾问的建议，他告诉我，他可能在9个月内就能为我找到某种工作。我的回答很简短：“你只有9天时间！”之后，我收到了ICAP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斯班赛提供的伦敦金融城指数首席执行官职位的录用通知，主要职责是负责他们的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运营，但我必须承认，我对于他们提供的少得可怜的薪水感到相当失望。首先，同时也最重要的是，我不确定金融利差交易是否真的是我的专长。然而，一个乞讨者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格。因此，我开始尝试在一个我以前没有相关经验的金融领域重塑自己。“股权”这个词，我只是会写而已。但是否对它有一定的了解呢？我所知道的一个拇指盖就可以写得下。

1998年，我加入了伦敦金融城指数，与此同时，迈克尔·斯班赛和马丁·贝尔沙姆任命了首席交易员刘易斯·芬德雷——他曾是桑瓦银行一名成功的债券交易员。他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在没有外汇敞口的情况下，通过对单一股份的报价将价格分散在单一股份中，将一个非常平均的价差下注函数变成了一个竞争激烈的价差下注庄家。伦敦金融城指数还通过对金融产品报价固定的赔率，增加了产品种类。

我在伦敦金融城指数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坎特·菲茨杰拉德公司出现了一个将更有远见的观点扩展到价差下注的世界中的机会，这是近期“TMT”概念爆炸所带来的。坎特·菲茨杰拉德驻伦敦首席执行官李·阿迈蒂斯一直热衷于价差下注。他还准备用资金来支持自己的判断，尤其是随着在线交易的逐渐发展。坎特指数是行业内首家设置最大跌幅的指数。

我一直不确定自己将在伦敦金融城指数的推广和公关方面扮演什么角色。然而，我很早就意识到，价差交易的资金流是相当可观的，也许电视、广播和报纸会从中获得一些见解。1999年，伦敦金融城指数与包括经纪商和银行在内的金融知名机构的联系是相当有限的。尽管如此，IPO市场仍然呈现一片火热，一个接一个地冲击着市场。Freeserve、Logica、ARM Holdings、Durlacher、Autonomy等公司都来到了这个市场，并在它们无条件地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前，提供了创造“灰色市场”的天赐机会。学习曲线呈现垂直的形态，通常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水平被高估了，但在当时进行的价差下注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晴雨表，表明投资者将如何接受这些浮动。媒体的反应相当积极，因为没有多少人试图推广市场流动和市场活动的概念。

我和刘易斯·芬德雷、伊恩·詹金斯、蕾切尔·伍德福德于1998年12月从伦敦金融城指数加入坎特指数。有趣的是，我们的调动与1998年至2001年期间股市下跌和波动剧烈的时期不谋而合。在这段时间，财富被创造，然后又湮灭，这些波动主要发生在科技股、Sky、Pearson和Vivendi等媒体股加上沃达丰、英国电信（BT）、德国电信和O2等电信股之中。据我所知，这一时期至少诞生了12位百万富翁，他们中的大多数又把赚到的钱还了回去。许多人会想起，在2000年至2003年间，曾出现过大规模抛售，直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

坎特指数的发展不仅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兴奋的时期之一，也是信息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尽管在中文中，坎特·菲茨杰拉德和坎特指数的定义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晰的，但我从坎特·菲茨杰拉德那些精明的专业人士那里学到的股市知识，比我在菲利普·希尔担任管理培训生的日子中学到的更多，而在这里的3年，我所吸取的知识比我剩下的55年所学到的更多。我喜欢把我收集到的宝贵的知识用于尝试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尽可能生动地描绘出来，这个故事发生在自198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金融市场演变中最激动人心、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我将永远感谢BBC、ITV、Sky、LBC、Bloomberg、CNN、CNBC、ABC、Channels 4、Channels 5和路透社多年来的赞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扔进了金融耻辱史的垃圾堆中！

尽管坎特·菲茨杰拉德1998年在英国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除了在国际债券和美国国债市场上的卓越表现——但它是伦敦一家非常高效的经纪公司，能够接触到华尔街的资金流动和活动，这家公司对我而言是物有所值的。很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都有很好的人脉——大卫·史密斯、比尔·米勒、彼得·阿涅利、丹·戴维斯、保罗·哈钦斯和强尼·哈利迪马上浮现在脑海中。当时，伦敦证券交易所聘用了克拉拉·弗斯担任首席执行官职位。她甚至懒得去和管理层接触，这就是她对那些不在顶层的经纪人的矛盾心理。她和她的管理团队完全低估了CF执行的业务水平。我将永远感激他们的智慧、忠告和知识。他们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为坎特指数提供了与IG Group、City Index和CMC Markets等公司竞争所需的动力。

在克服了我的“性格缺陷”之后，我现在必须面对我非凡的变革之旅的悲惨方面。当然，我指的是2001年9月11日，地点是康诺特酒店，时间是下午12时30分。我和我在坎特·菲茨杰拉德（现为BGC）的同事格雷厄姆·考德雷来到这里，与阿斯科特学院的课程办事员尼克·切恩、拉德布鲁克和热情洋溢的“公关之王”迈克·迪伦共进午餐。我们在那里讨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会议，这个会议坎特公司已经赞助了数年，拉德布鲁克以他们著名的跨栏比赛为当天的狂欢增添了生气。这个场合显然是欢乐的。格雷厄姆·考德雷下午2点准时离开餐桌去开会。

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关掉手机。电话在下午2点05分响起。我很尴尬地接了电话。格雷厄姆告诉我，一架大型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北塔（大约是波士顿时间下午1:46）。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但他说话的语气和他坚持让我立即回到办公室的态度，足以让我非常不雅地匆忙赶回纽约市的美国广场。

我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迪克森的商店，目睹了电视上对这一暴行的不断重播。我只是无法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知道这对我和在伦敦和我一起工作的成百上千的人来说是很私人的事情，因为坎特·菲茨杰拉德在世贸中心北塔的办公室在101-105层，而飞机撞击在这一层之下。658名员工、同事和朋友遇难。坎特的附属公司欧洲经纪公司位于84层，有64个不幸的人在废墟中丧生。货币市场非常兼容并蓄，尽管合约很紧，流动性却很强。跨公司之间相互关联的关系是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因此，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种损害即使不是无法弥补，也将是持久的。

我终于在下午3点左右回到办公室，看到每个人都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大楼——有些人情不自禁地哭泣，充满了悲伤和痛苦。由于该事件可能对总部位于伦敦的公司构成威胁，大楼被清空了。就在一个多小时前，我们的美元和衍生品柜台上的联络员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同行们进行了一些绝望的谈话，谈话中充满了强烈的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从熊熊的火海中传出了一声声绝望的呼喊。我们的伙伴们知道还在火海当中的人没有求生的希望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爱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家人，他们会为此伤心多年。那天下午，所有人都很痛苦，大家看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非常脆弱的。

我怀疑那天晚上没有一个职员睡过哪怕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每个人都怀着敬畏和恐惧来上班。股票和债券市场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碰巧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以恢复秩序为目的休市，但稍后将对此进行更多讨论。你可以想象，摄像机和抓拍器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大楼外。管理层都知道失去员工的痛苦程度，再加上他们有责任为复兴企业制定应急计划，这使我不得不向媒体发表讲话。

事后，我担心自己在十几个电视和广播频道前的表现会很糟糕。我发现很难做到不哭，尽管询问人都尽可能敏感地照顾我的情绪。随着早晨的到来，我意识到一种愤怒和怨恨的情绪已经激发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于恐怖主义。让他们被定罪！几天里，哭泣的人随处可见，但朋友们的回忆却记忆犹新。在这个时候，大家的情谊达到了最顶峰。

在这场悲剧发生时，我们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卢特尼克恰巧第一次请了一天假，带着他的儿子去上学。感谢上帝，他活了下来。霍华德对重建坎特·菲茨杰拉德的贡献是无价的。幸运的是，华尔街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因此优秀的人才可以重建公司。

在伦敦，会计程序和技术已经得到合理的复制，正是在这里，李·阿迈蒂斯和肖恩·林恩的领导为这家经纪商之间的交易商重新站稳脚跟提供了重要动力。我从未做过比与这么一群杰出的同事共事更自豪的事情，他们不仅为企业的复兴而努力，还在为那些被愚蠢的恐怖分子野蛮屠杀的人们的家属的利益而努力。自那黑暗的一天开始，那些仍留在坎特/BGC的人仍然会流泪，但这场悲剧激发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决心。

当时，多数观察人士关注的市场是股市。富时100指数在9月10日收于5033点，在“9·11”事件发生时跌至4750点，但在2001年9月19日回升至4550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世贸大厦倒塌后不久关闭。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于9605点。交易所于9月17日重新开放交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8920点，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波动。我记得波音的股价下跌了30%！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回升到9400点。

最后，幸运降临到了我的身上。2007年，在银行业危机爆发之初，我作为坎特指数发言人和市场评论员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改变。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加上严重的信贷危机，是1929年以来全球经历的最严重的衰退。它是由政府不称职、监管不完善、少数银行（但影响力非常大）的贪婪和贪心以及消费者的挥霍所引发的。这种有害的结合使世界经济陷入瘫痪。有经验和知识的人很少愿意发表评论。我就属于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那小部分人，但这些人对发生的事情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媒体需要我。

5年后，经济歇斯底里的程度开始消退，但愤怒和怨恨并未消退。我的工作是在狂热的活动中运行的，这开始变得不适合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当我进入暮年时，我转而在潘密尔·戈登公司担任兼职市场评论员，我很享受这份工作。让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我可以亲眼见证帕特瑞克·约翰逊在将CEO的职位让与伊恩·亚克斯之前，把这家令人尊重的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投资银行扶上正轨。他是卡塔尔和鲍勃·戴蒙德的代表，他们为这家公司注入了新的资本。对于像潘密尔·戈登这样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代，它有着非常超前和创新的想法。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像在坐过山车，但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我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可能是最满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