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但追想起来，还给人无限的回味。

大约是在民国二十六年的三月中吧，那时候笔者服务于本行青岛支行，担任会计股主任的职务。当时支行经理是陈伯琴先生，收支股主任则为李庆如君。

有一天，好像在上午十点左右，支行突接总行一通密电，通知某银行有不稳的声息，嘱对该行钞票要特别留意。因为事出意外，大家都觉得非常地惊奇，陈经理立刻就召集各高级人员筹商对策，当经决定，先把行内所有该行的钞票，全部检出再说，于是一声令下，全行上下协力以赴，很快地就把这初步工作给办妥了。

某行的钞票，全部剔出来了，但该怎样处置呢？又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拿到该行去兑现吧，不妥，因为它和支行恰巧隔壁为邻，支行人员不多，平日和他们都非常熟识，而且彼此之间感情也不坏，现在趁人家有事的时候，急不耐地就上门挤兑，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不拿去兑现吧，也不妥，因为总行方面既然有密电来，该行不稳的消息，十九是靠得住的，假使我们不预作万全的措置，一旦真的倒了下来，叫本行遭受损失，这责任问题，谁来承担呢？

为了这件事不易解决，大家都感觉非常狼狈。然而兹事严重，又未便多事挨延，乃由笔者想出一个主意来，叫内人立刻跑到中国银行去开立一个储蓄存户，把行内所有的该行钞票，掺杂一些其他银行的兑换券，一古脑便往中国银行里送，这样，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不料到了下午，某行要倒的消息，已经传遍了青岛市，接着该行便发生猛烈的挤兑风潮。一片银圆的叮当声，不断地自隔壁传到我们行里来，门口外人山人海，熙攘着待兑的人群，差不多把我们的大门口都给塞没了。那时候支行所在的地段，与某行是紧邻，而两家的客户，很多是彼此都有的。等到某行出了岔子，一些商家，眼看着待兑的人这样地挤，而自己要兑的数目又这样地大，便想出取巧的办法，把它们手里所有的某行钞票，就近往我们行里解进。那时候某行还没有正式倒下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客户存入该行的钞票，所以只得一面照数收下来，一面便从门后，往中国银行送去，这样一收一送，我们不过多费一番手脚罢了。

看看当日营业时间快要终了了。隔壁的挤兑情况更趋猛烈，而到我们这里存款的人也愈来愈多了，虽然前门进后门出的工作，始终在紧张地进行着，但从我们行里到中国银行，有一大段的路要走，照当时的情形看来，我们最后恐怕总有一批要来不及解出去的。这怎么办呢？总算事前想到这一层，在吃中饭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顾客的时候，变了个戏法，把行钟拨快了三分钟，提早打烊了。当夜，我们行里没有一张某行的钞票。

第二天，哑谜揭晓了。某行没有倒，但加入官股，改成官商合办的银行。一个汹涌的波涛，终于又趋平静了，但我们却为它饱受了一场虚惊。⁽¹⁾

以上这篇短文，题为《拨快了三分钟》，发表在浙江兴业银行1947年10月15日出版的第143期《兴业邮乘》内刊上。当时该刊以“我在本行所遭遇最有意义的故事”为题，刊发了一批该行同人的应征稿件。这篇文章的作者为张千里，抗战全面爆发前曾任该行青岛支行会计股主任。

很显然，一家传闻即将倒闭的商业银行，其所发行的钞票自然成了“烫手山芋”，谁也不想握在手里；而怎样尽快想方设法把这些钞票送出去，则相当考验银行管理者的智慧。浙江兴业银行青岛支行的同人，在这件事上也确实动足了脑筋。“把行钟拨快三分钟，提早打烊”，这一做法看来简单，却很实用。当然，如此这般做法，从商业道德层面上讲，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毕竟减少了本行损失，却增加了其他商业银行的损失。然而，在当时的特殊情形下，对于浙江兴业银行青岛支行来说，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好在最后只是虚惊一场。

从上文看，此事的始作俑者应该为此文作者，即时任该行会计股主任的张千里；但是从常理推断，这一做法应当得到了该行经理陈伯琴的认同和支持。

说到陈伯琴，恐怕不少普通读者都会感到陌生；即便是对于民国金融史和银行史专业研究者来说，了解得也不会太多。

我想，首先应当介绍一下浙江兴业银行。作为近代中国较为著名且历史悠久的私营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常常成为讨论银行与银行、银行与钱庄，以及银行与企业等问题的重要个案。然而，相对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银行而言，对这家银行的研究显然是不充分的。

该银行最初是由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为存储本公司股款而决定设立的，取振兴浙江实业之意，故定名为浙江兴业银行。根据浙江铁路公司董事会于1907年5月27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作出的决议，浙江兴业银行先行试办。至1907年10月15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浙江兴业银行正式在杭州开业。

浙江兴业银行的资本最初定额为100万元，至1917年陆续收足。原先最大的投资者是浙江铁路公司。1914年浙江铁路公司与北洋政府交通部签约，将商办浙江铁路收归国有，公司取消，因而该公司持有的浙江兴业银行股份也全部转为商股，经过一番收购，蒋抑卮家族成为浙江兴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该银行最初的掌权人物是胡藻青⁽²⁾、蒋抑卮⁽³⁾和樊时勋⁽⁴⁾。总行设在杭州，1908年先后在汉口、上海设立分行。开办之初，主要为浙江铁路公司服务，兼营一般存放款业务，并得到清政府度支部的批准发行本行钞票。

浙江兴业银行鼎盛时期在天津、杭州等城市都兴建了自己的银行建筑。杭州的兴业银行建筑即建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由近代著名建筑师沈理源设计。该建筑坐西朝东，平面呈方形，占地3.385亩，建筑面积3 487.42平方米，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是一幢五开间、两层（四角和入口顶部为三层）的仿西洋古典式建筑，有大小房间78间，地下室为金库。该建筑东面及北面均临街，为追求稳定的构图，沿街立面划分为上下两段，外墙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一层外墙用花岗岩，留宽而深的缝；二、三层外墙亦为花岗岩，但留缝细而浅。入口台阶两边弧形石鼓上为爱奥尼双柱式门楼，门面、台阶、柱身均采用苏州金山花岗岩，门楼上部嵌有大钟，北立面上部正中也嵌有大钟，至今仍在走动。建筑中部冠戴高突的圆顶，强调出建筑物的主轴线。内部营业大厅宽敞气派，装修考究，所用楠木原为胡雪岩旧居的材料，为蒋抑卮购下胡雪岩旧居后拆卸而来，楼板、门窗为洋松、柳安，营业柜台为红木，平顶装修线脚为仿西洋古典式花饰。⁽⁵⁾

浙江兴业银行的这一建筑采用了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形式，外观华丽、大气，用材高档讲究，光楼板、墙面的用材就达七种之多，有柚木、红松、大理石、缸砖、人造石、瓷砖等。建筑比例协调，窗台、窗楣、阳台、栏杆、檐口等细部做工精细而丰富；其立面丰富多变，又有富贵华丽的美感，内部装修追求富丽堂皇的效果，是浙江省最优秀的近代建筑之一。在目前杭州中山路上众多的民国银行建筑中，它是唯一至今仍保持原有银行功能的，十分可贵。该建筑现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⁶⁾

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实行改制，将上海分行改为本行，杭州、汉口、天津、北京各行为分行，在上海设立总办事处作为全行行政中枢，并设立办事董事（后改称常务董事），推选叶揆初⁽⁷⁾任董事长。项兰生⁽⁸⁾和徐新六⁽⁹⁾先后担任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浙江兴业银行改为总行制，一是裁去书记长及所属各部，并入总行；二是明确总行设总理一人，协理两人，除本行事务外，兼辖各分支行。总行制下，由董事长叶揆初兼任总理，执掌日常事务；徐新六、徐寄庼⁽¹⁰⁾分任协理，辅助总理。如此，总行上下之间、总行与各分行之间，形成了以叶揆初和二徐组成的职业经理人核心。

进入民国后，浙江兴业银行陆续在全国各地增设分行、支行、办事处、分理处、分庄、寄庄、仓库堆栈等多种分支机构，在业务方面也有较大发展，举凡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发行、储蓄、内汇、外汇、有价证券、信托、保险、仓库等各项业务，无不有所经营。该银行对华资工业企业的资助很大，涉及钢铁、机器制造、煤矿、化工、水电、纺织、面粉、造纸、印刷、火柴、水泥等多种行业，并积极投资参与国内铁路建设，大力支持建造钱塘江大桥。该银行的房地产经营也是相当有名，在上海拥有不少土地和房屋，成为华资银行中的房地产大王。浙江兴业银行曾于1915年停止发行本行钞票，先后领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代为发行（即为领券）。但是，由于在领用中交两行钞票的过程中多次遇到障碍和波折，浙江兴业银行遂于1921年经北洋政府币制局批准，在继续领券的同时，恢复发行本行钞票。至1935年，由于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该银行遂遵令停止发行本行钞票。浙江兴业银行与总行同样设在上海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关系较为密切，这三家近代中国重要私营商业银行被时人并称为“南三行”。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浙江兴业银行总行虽一度从公共租界北京路（今北京东路）230号迁至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69号临时办事处办公，但始终未迁离上海。抗战期间，该银行虽曾新设立了7个分支机构，但也有20多个分支机构先后因战事影响而或停业、或裁撤、或撤退。除了各地分支机构受到损失破坏以外，在人事方面也受到重创，总经理徐新六于1938年8月24日在广东遇难身亡，常务董事蒋抑卮亦于1940年11月18日在上海病逝。自1941年1月1日起，由项叔翔⁽¹¹⁾继任总经理。至1945年8月12日起，改由常务董事徐寄庼接任董事长。由于汪伪政府的一再逼迫，该银行资本先于1942年9月改定为中储券400万元，至1943年底又决定增为中储券1 000万元，但增资方由于股东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并引发法律诉讼，拖延至抗战结束前夕方才完成。抗战期间，浙江兴业银行的营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存款实值大为下降且流动性（不稳定性）增大，资金周转加速且在向国外转移时损失了不少，工业放款限于呆滞，商业放款和个人放款比重上升。

抗战结束后，浙江兴业银行于1946年7月将资本调整为法币1 000万元。1948年8月国民政府强令用金圆券取代法币之后，该银行不得不又将资本调整为金圆券300万元。由于国共内战、政府统制及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浙江兴业银行处境困难，正常业务无法开展，只能依靠金融性投机活动和商业性拆款勉强维持。至1949年4月28日，前任董事长叶揆初突然病逝于上海，这对浙江兴业银行又是一大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批准，浙江兴业银行于1950年7月实行公私合营。至1951年9月，该银行与国华银行一起，正式加入由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建业五家银行共建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至1952年12月，浙江兴业银行参加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与其他行庄一同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至1955年7月，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亦宣告结束。⁽¹²⁾

作为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个职员，陈伯琴在该行度过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其经历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等资料，可以大致归纳和概括出陈伯琴的简要生平如下：

陈伯琴（1894—1942），名仁愔，字伯琴，浙江镇海人。1921年2月进入浙江兴业银行，先后在该行总行、郑州分理处、汉口分行、天津分行等处工作，曾任该行驻郑州豫丰纱厂信贷员、汉阳货栈管理员、天津分行河北分理处主任、天津分行河坝分理处主任、青岛支行经理、总行信托部襄理兼储蓄处襄理、总行储蓄处襄理兼业务处襄理、天津分行副经理等职。1942年12月病逝于天津。⁽¹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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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千里：《拨快了三分钟》，《兴业邮乘》第一百四十三期，1947年10月15日。

(2) 胡藻青，祖籍安徽绩溪，生于浙江杭州，清朝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之侄，浙江铁路公司第二大股东兼董事。

(3) 蒋抑卮（1875—1940），名鸿林，谱名玉林，字一枝，又字抑卮，以字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浙江杭州，杭州绸商巨擘蒋海筹次子，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和主要股东。曾留学日本，与鲁迅为多年好友，曾资助出版《鲁迅全集》。1923—1925年一度兼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曾参加筹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投资汉口房地产。1938年在上海创办美光染织厂，其女婿为银行家朱博泉。

(4) 樊时勋（1844—1916），名莱，以字行，浙江镇海人，曾被叶澄衷聘为老顺记总号经理，辅助叶澄衷管理企业。叶澄衷去世后，出任叶永承总行代表，总理叶氏企业。还曾被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委为驻沪采办，被李鸿章委办海军物料，又被张之洞委为湖北铁路局转运，并兼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5) 杜正贤：《杭州中山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6) 同上书，第39—40页。

(7) 叶揆初（1874—1949），名景葵，以字行，别署存晦居士，一曰卷盦，祖籍安徽歙县新州，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1902年赵尔巽任陕西巡抚时，担任内书记。1903年中进士，旋赴湖南，任学务处提调兼矿务局提调。1905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调其总办文案，旋任财政总局会办。1907年赵尔巽任四川总督，派为驻沪四川转运局总办。1909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理。1910年被清政府度支部任命为币制局提调，未到任。1911年被任命为天津造币厂监督，不久改任为署理大清银行监督，因而辞去浙江兴业银行职务。辛亥革命爆发后去职。1912年被汉冶萍公司股东会推为经理之一，1914年辞职，后被浙江商办铁路公司推为浙路股款清算处主任。1915年起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至1945年改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另于1931年被中兴煤矿公司选为常务董事，后改选为董事长。1939年与张元济、陈叔通共同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

(8) 项兰生（1873—1957），名藻馨，字子苾，号兰生，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杭州。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任中国银行副总裁，1914年11月起在浙江兴业银行任职，1915年至1923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总办事处书记长。

(9) 徐新六（1890—1938），字振飞，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徐珂之子，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曾赴英国、法国留学。1914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佥事，并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17年后历任财政部秘书、中国银行金库监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会计、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协理等职。1918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1919年任巴黎和会赔偿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1920年回国，曾任职于新通公司，又协助梁启超筹设中比公司。1921年进入浙江兴业银行任董事会秘书，不久升任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改任上海总行协理。1925年升任办事董事兼总经理。1927年12月当选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执行委员。1929年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并先后兼任复旦大学校董（一度兼任校长），《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馆、申报电讯社董事长，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等十多个单位理事，以及国民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36年兼任中国棉业贸易公司常务董事。1938年，与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从香港一起乘飞机赴重庆，两人在飞行途中同遭日军飞机袭击身亡。

(10) 徐寄庼（1882—1956），原姓陈，名冕，因过继给其父好友徐某而改名为徐陈冕，以字行，浙江永嘉人，曾赴日留学。1914年任中国银行兰溪支行经理，后调任中国银行九江支行经理。1917年由盛竹书推荐进入浙江兴业银行，历任上海分行副经理、总行协理、办事董事兼总司库等职。1945年继叶揆初之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直至1952年金融业公私合营。另于1932年初曾短期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代总裁，并曾长期主持上海市商会。抗战期间拒任伪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重庆政府特派员身份接收汪伪上海特别市商会及银行公会。1946年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兼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上海信托公司和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央银行监事，以及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上海市银行常务董事。

(11) 项叔翔（1904—1971），名谔，号叔翔，项兰生次子，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杭州。1920年进入浙江兴业银行，任上海本行（后改总行）金币股试用员。1923年被派往美国欧芬银行实习，1924年又到美国米德兰银行实习，1925年再至法国考察银行业务，同年回国。1926年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任职。1929年升任天津分行襄理，1931年升任天津分行副经理。1939年调总行任总经理秘书。1941年起任总经理。1952年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副主任。

(12) 主要参考资料：李子竞编：《本行二十六年之回顾》（《兴业邮乘》丛书之一），浙江兴业银行1933年印。李子竞编：《本行回顾第二辑》（未刊稿），1949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Q268-1-6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印：《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1978年印。叶景葵：《我与浙江兴业银行关系之发生》《蒋君抑卮家传》；顾廷龙：《叶公揆初行状》；均载叶景葵撰、顾廷龙编：《叶景葵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盛慕杰、朱镇华：《浙江兴业银行的盛衰》；盛慕杰：《叶景葵传略》；朱镇华：《徐寄庼生平事迹》；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尚其亮、求良儒、王遂今：《浙江兴业银行兴衰史》；盛慕杰：《叶景葵传》；蒋世承：《我的父亲蒋抑卮》；柳弓：《徐寄庼事略》；汪仁泽：《徐新六传》；均载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近代银行家和金融家》（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朱镇华：《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载《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3期。何品、李丽编注：《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

(13) 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河北分理处行员表（陈仁愔），1930年1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兴业银行档案，Q268-1-304。另见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名册，1932年9月制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学籍档案；电机初年学生登记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学籍档案；陈廷钧等纂修：《蛟川灵绪乡沙河陈氏西宅宗谱》，1925年，上海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