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垄耘，本名龙云。
作家，文化学者，教授。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黄土文化研究会会长。
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影视剧本、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300多万字。
创立了陕北文化学。
“陕北过大年”正在成为境外人的一种渴想，也正在成为域内人的一种狂欢。也就是几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呈现，人们不再传统地宅在家里，不再局限于一家人一族人亲情之间的温情酬答和消闲唱和，他们寻求着一个更大的世界去盛装那颗已经不再安分的心和依然怀旧的情感。
陕北——在落后与闭塞的代名词下保留了还能够让人们重新回到过去的哪些过大年元素，在红色革命十三年的光影下人们期盼还有多少传统的根脉遗存？他们带着一双乡愁的眼来了，他们带着一颗求异的心来了。
数年的记者生涯，几年来跟随“陕北过大年”的体验，李苗苗这个肯发问肯思索的文化新闻记者看到了这些外来者的兴高采烈的盲目跟从过后的迷茫与怅然，这些怅然同样引发了李苗苗的迷茫。
这就是《陕北榆林过大年》这本书的出笼。
“陕北过大年”原本是民间的一种自发自觉活动，榆林市文化旅游部门将这种“自觉”更加一把推力，创意扩展为民间与政府的合力动作，逐渐溢漫成一种从南至北、由东往西、自下而上的“全陕北”行为。到今天，已凝注为一种榆林符号——文化旅游品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捧，引动了国内外海内外民众的参与体验，功莫大矣。
冠之以“陕北”，选取于“榆林”，唯榆林才是陕北之根魂，唯年俗才能呈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从民间礼仪祭祀，到文化娱乐庆典，再到岁时年节饮食，无不凝缩了一方土地的在场狂欢与文化穿越。
我惊异于李苗苗，找准了这样一个课题——“陕北过大年”，用“过大年”，钓起了整个陕北。很多人这样说，陕北的最好季节在夏秋之际，那时的陕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凉爽沁脾。李苗苗说，要来你就在冬季里来，要来你就在年尽头来。这不是广告词，删繁就简三冬树，光秃秃的陕北将它最原始最真实的一面向你展露，也将它地老天荒雪天冰地向你敞开，老羊皮袄虽然不穿了，羊肚子手巾虽然不戴了，但那个老腰鼓只有在这寒天冻地里才能张扬出陕北精神，那个红窗花只有在炸油糕做豆腐的年味中才能贴出火红。土窑热炕上，盲艺人的说书声才能让嗓子上发出最高分贝。荒野秃岭上，才能让揽羊老汉的信天游一无遮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催生了一方年关习俗。不管丰年歉年，不管穷人富人，不管心情好坏，年关总是应时来到。为了来年的吉庆，都要打起精神拿起心情过年。这是华夏民族集体的节日，共性是狂欢，但狂欢的有别，就因了水土，因了崇拜，因了继承，因了革新，而有了个性。
梭罗说“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陕北过大年”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在对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神灵的阐释。李苗苗将视角对准榆林市的每一个县、市、区，又分拣出每个县、市、区最具“年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读者做现场展读和文化透析。
陕北之北榆林，这块土地曾经是人文初祖走向中华迈出的第一步，他举旗横槊所向披靡的第一时间，一定是舞着旗子喊着号子踏着节拍开始他的新纪元的，那种节拍现在依然保留在我们的腰鼓点子上。匈奴郝连勃勃“统万”筑城，号令漠北，异族傩巫仍然可在我们秧歌队末尾的“蛮婆蛮汉”身上觅到踪影。李自成闯遍大半个中国的扬眉吐气，在我们的“踢场子”里有很多是原版位移。再往后，中央红军的到来，“镰刀斧头”的高举，让陕北秧歌革创了“伞头”引领……
承载“陕北过大年”的是上天为这块土地所赐的自然地理地貌，它也是蕴藏陕北文化哺育陕北文化成长的摇篮，有了晋陕峡谷的“巨灵咆哮掰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才有了佳县螅镇荷叶坪李思命的“黄河船夫曲”；有了万里长城的雄漠大关，才有了“走西口”的民歌嘶喊；有了余子俊的卓明移镇之举，才有了南调北唱的“榆林小曲”；有了千年黄土地的苍茫雪野，才有了伟人笔下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这都是李苗苗对这块土地上的自然地理与“活态形式”的文化承接。
李苗苗将这些历史线索理清，一条一条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以“陕北过大年”为引线，穿越五千年陕北历史。当下，人们过多沉醉于表面的娱乐和欢腾，很少将目光聚焦到过往进行历史叩问，这种忘记过去的陶醉不但是没有了乡愁，实质是一种背叛祖宗的盲目顺从。李苗苗的用意在于让我们重回“陕北过大年”现场，表面化复制化的社会现象，遮盖了我们对历史的回头，当我们稍稍有意于对这些“红火”现场的追问，就会有一长串历史镜头向我们走来。
李苗苗既是一个在场者，又是一个旁观者，在场的体验是她笔下的前提，情感的体验是她走笔的姿势。旁观者的视角，让她透过这些现场，与历史对接，穿越到遥远的时光深处。当然，她的角度是位移的，随着描述对象的不同，聚焦点也随时推移。尤其对于这种瞬时的娱乐场面的现场复述，怎一个“乐”字能尽其貌。仅只一个陕北秧歌，不明就里者，只见其“群魔乱舞”，其实，它的招式是有规矩的，“秦王乱点兵”“蛇盘九颗蛋”“枣核子乱开花”等等，还分大场子，小场子……眼巧手拙，是陕北农村常说的一句俗语，我们看场面会看得很投入，但等到我们用于笔述，就心折始半、笔力不逮了。文字，是最难驾驭的魔方，看似一支轻笔，可没有相当的功力是无法把握和捕捉的，这是长时间修炼的功夫，也是基础积累的多年修养，非一日之功也。
李苗苗年龄不大，然而她对陕北“准备”的时间显然不短了。《歌从陕北来》的出版是她对“陕北”的第一次发声，面对的主题是一个在现代青年已不再感兴趣的“陕北民歌”，年轻人不太喜欢的原因是他们或她们已经脱离了这块产生民歌的土壤——农村，他们的情感体验已经位离了那块生养了他们父母以及祖先的土地。自然，李苗苗也在此列，但她努力挣脱出这个氛围浓重的圈子，把目光调回到曾经的陕北。当然，她不是亲历，她是间接体验，也是学术窥探视角，她如获至宝，获得了极度的丰收。这次，她的兴趣范围和学术广角再次扩展，向更高历史深度的具有很强历史仪式感的“陕北过大年”挺进，这里已不仅仅是陕北民歌，是全视域的陕北文化，它的纵身感比陕北民歌更加幽邃。
李苗苗的语言是连加式的，新闻+文学+学术。新闻是记录式的，文学是描述式的，学术是抽象式的。新闻是李苗苗的本行，当然驾轻就熟，在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上，丁是丁，卯是卯，分毫不差。大学学的中文专业，后来又从新闻再到文化版面的深耕，自然文采飞扬，在描述场面时情感饱满，文意遄行。学术是她后天的专意学习，她知道，陕北的厚重历史必须要有钻探的学术态度，否则就会永远盘桓在这块土地之外，所以她下定决心弥补这个短板，功夫出效果，现在她已将这种形而上的语言随时拈来，即兴发挥。有了这十八般武艺，她就可以交替使用，轮番轰炸，该写实就写实，能抽象就逻辑，需浪漫就飞逸。
无疑，李苗苗是我们年青一代的翘楚，是我们陕北人的骄傲，她从新闻的视角跨界而进入文化的行列，更多是从文化的内涵去解读“陕北过大年”的个体现象，从历史本源深处勘探这些现象发生以及演进的轨迹。新闻是时效性的瞬间性的，只有文化才是恒定的无以消亡的背景底质。任何业态，有心和无心，就是两种结果，一种是丢失，一种是让它重新结出更大的果。李苗苗显然属于在跨界的位置上，对准了历史的焦距，将“陕北过大年”调准在镜头下，一一做了历史描述和现场复述。
李苗苗将“陕北过大年”搬进书页里，用“实录”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陕北过大年”的所有经典环节。它不是简单的一种文字堆砌，不是应景制作的时鲜包装，不是说写就写的一种灵感冲动，不是随手剪贴的词语拼凑，是感于现场思于过往瞻于未来的一部大手卷。它是为“陕北过大年”量身定制的一本著作，让你从字里行间再次还原过大年的陕北。人类对自身文明的传承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文物传承，第二种是活态传承，第三种是文字传承。我们的“陕北过大年”乃活态传承，李苗苗的《陕北榆林过大年》即文字传承。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它是纸质版的“陕北过大年”，它是能让你反复翻阅常翻常新的“陕北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