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按照词源的解释，所谓的“特”的意思有多种，包括：杰出的，特出的；独。那么“特色”应该是独有的杰出的品性；“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独有的根本的品性。当然，这是从学术意义或官方话语角度上说的，如果作为民间用语则随意一些。社会上很多人把中国的很多负面现象也称之为“中国特色”，比如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列举的那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性词汇，自然是从学术意义和官方话语体系角度界定的，即是具有中国品性的，具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社会主义。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共产党面前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不可能走历史老路；历史表明，“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行不通；现实说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道路弊病明显，难以完全克隆、复制，而实际上“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主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从词的本义角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两组词“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然后根据这两组词的原义并结合教材内容、党的文献的权威论述，可以从以下角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基本特征层面

其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说得最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可以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时代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

其二，根植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样的种子埋进不同的土壤，发芽、开花和结果呈现的面貌不同，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承载着过去，孕育着未来。文化的载体是文字，文字不同，文化呈现的面貌不一样。比如中西文化，著名的文化学者如梁漱溟、张岱年、徐复观等都有论述，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一句话，中西文化是不同的。

首先，历史文化的时间维度不一样。最典型的是封建社会（学术界对这个术语有不同理解，这里笼统处理）的历史。封建社会形成于秦朝灭亡于清朝，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国家到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皇帝溥仪退位，总计2132年。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是封建社会发展最缓慢、延续时间最长的。同期的欧洲经历了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直接从奴隶社会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历史造就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基因，注定了这个国家人民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的不同。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历史文化基因也会变异、裂变，效应也会递减，但过程是缓慢的。可以说，当前影响中国发展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恰恰是封建主义，很多流行的“潜规则”就是封建遗留的产物。比如“一言堂”“家长制”等，依然在不同领域存在。

其次，历史文化内涵不一样。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文字方面，汉字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二者有很大不同。英语里面的单词Water，看不出水的样子，但是汉语篆书的水，大家可以看出流水的样子；另外，休息的休，英文单词Rest，汉语“休”，一个人依着一棵树，就是休息。不同的历史文化反映和决定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心理、思维习惯、艺术审美，决定着人们对不同的道路、理论、制度的接受情况，同时也决定着不同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生成的面貌。

其三，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的国情，党的十三大概括了一句话：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后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又多了一句话：人均资源占有不足。十九大又提出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国情大致可以概括为：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不足，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国情最典型的表征是人口多。温家宝在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采访时说：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目。这是对中国国情做的最好注解。

其四，区别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阐释，并且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138页专门讲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体现是两个：公有制和共同富裕。后来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讲了这么一句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综合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所有制不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有论述。他说：“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概括而言，根本区别主要是两个：所有制和核心价值（共同富裕）。

其五，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这个区别经常被忽略但却是最不应该忽略的。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首先区别于苏联模式，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基本特点可勾勒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严格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苏联模式本质是教条化、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完全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其次是区别于当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包括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或领导人也宣称自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本质上与我们走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不一致，故我们一般不将之纳入这个范畴。

2．内部构成层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体系，包括相辅相成的四个方面：道路，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后来，习近平多次提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上，他谈道：“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他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以上论述可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认识逐步深化，并最终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结构。

3．运作机理层面

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包含三个层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别的观点、论断移植到中国；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创造性结合和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所说的：“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由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植中国历史文化、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的，由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位一体”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形态。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体现中国核心价值、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曲折中前进的有生力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希望所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特色绝不是闭门造车、关门冥思出的“与世隔绝”的“孤品”，它不等于中国特殊、中国特有。国外强加给中国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标签，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对中国特色的极大误读、错读甚至是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放的思维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吸取了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并创造性转化的产物。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套用到这里，“只有中国特色的，才是世界特色的。”“中国特色”成就了世界的多样性，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注目。

（二）党的领导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民族、地域和时代的，但是只有“本土化”“民族化”才具有实际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果。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这被理论界所认可。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大创新，作为现当代中国伟大变更的最重要思想底蕴的创新，可以说是一种特殊主义。它出自毛泽东，继而由邓小平创造性地予以继承。”所谓的“始于毛”，主要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探索走自己的路，主要的理论成果是《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具体国情，根植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根植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党的领导人所做的重要贡献，可以概括为：

毛泽东有奠基之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邓小平有开创之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而言，邓小平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和时间表，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河，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站稳脚跟。准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逐渐以清晰面目出现并经得住实践检验，是从邓小平那里开始的。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孕育并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从而把我们对“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提到了新的境界，为我们解答“中国问题”、创新思想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视角、理念和思路。

江泽民有传承之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临危受命，在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及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棒传递了下去。当时，国际舆论有很多猜测，部分人士认为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有段话：“江面对着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失业加剧，腐败蔓延，国有企业日渐衰落，贫富严重分化——他还必须时刻防备着来自 ‘左’和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然而江泽民挺了过来，最终保持了社会稳定，放开了经济，加速了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了经济和社会自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历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胡锦涛有发展之功。这里所说的“发展之功”，并非指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而是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具体国情和人民愿望创造性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而言，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说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党中央密集地提出了系列战略思想，包括和谐社会、“两型社会”、生态文明、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推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和谐，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有再造之功。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浮云遮望眼，领航中国号巨轮向着光明彼岸破浪前行，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伍俊飞曾经撰文，题为：“中兴领袖习近平”。全文如下：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厉行新政，锐意进取，开共和国中兴气象。他重视吏治，落实反腐，避免反腐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动，公众拍手称快。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习近平民望直升。

过去数十年，官员腐败范围之广、数额之巨、级别之高，皆属前所未见，前所未闻。习治乱世用重典，诚不得已而为之。

习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调结构，保民生，追求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兼顾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重整国有企业，痛击垄断和利益集团；处理违法外企，让民企获得更多空间；整顿房地产市场，让经济不再为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绑架，让实体经济得到更多资金，为企业研发提供更多支持。习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如同毛邓，有从军履历，擅长战略思维。他在外交上继承邓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遗训，在避开直接武装冲突的同时，尽心发展威慑力量，争取主动，对日展开外交战舆论战，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扩建南海岛礁，组建金砖银行，逐渐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1911至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组织官僚和资本家为劳工服务，国家权力务必掌握在劳工和为劳工谋福利的政治家手中。习的施政其实是回归了新中国的建政初衷。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昭示了西式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民主的没落。值此世界大势，中共再次焕发强大的自我否定和革新能力，习近平极有可能开出普世的崭新体制，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伍文站在海外的立场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成就进行了评价，语言简约却一语中的。无独有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也曾评价习近平：他是一位果断的领导人，不仅决心管理中国，而且改变中国，以应对悬而未决的巨大挑战，“他改变了中国进程”。这代表了海外部分学者的看法。实际上，学者付诸笔墨形成文字表达观点，普通民众则更多的是街谈巷议表达看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参与者、亲历者，每个社会个体都能感受到十八大以来中国政风、民风的变化，感受到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习近平的执政水平和执政风格息息相关。

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胡锦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在新时代创造性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这是上面内容的概括性阐述。

（三）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质

其一，科学性。所谓的科学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理论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能够自圆其说且符合学理、事理、道理；其二，这个理论运用于实践能够指导实践并取得积极效果，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很好地兼顾了二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然后在总结做法、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形成规律性认识和系统性理论。理论提出之后，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然后通过制定制度和政策推进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融入实践，产生实际的生产力。而经过实践进一步检验以后，理论不断得以修订、完善，并上升为更高的层次。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比如生产力概念。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传统工具书和学者往往沿袭苏联教科书的说法，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考察生产力概念。1980年版的《辞海》《政治经济学辞典》、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和1998年版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都将生产力界定为人们控制、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并将其等同于物质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已有生产力概念只是看到了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分，“剥夺自然性相，使自然质料化”，割裂了“社会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的联系。今天，社会实践的发展告诉我们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成为官方话语。

其二，实践性。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卓越品格。“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不仅是人的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所谓的实践性，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认识来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其二，认识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发展。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为目的，并且不断被新的实践所检验。

其三，创新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宝贵的品格。这种创新表现在：结合时代和人民意愿，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的内容、话语，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自己的总结”也可以说我们的“创造”。

其四，开放性。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在谈到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时，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他还说：“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列宁本人就是根据俄国的实际以及当时的情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和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论断。江泽民在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谈道：“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的就是这个态度。”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