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政策选择

汪寿阳 刘颖

数字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具有通用型技术基础、高密度创新体系、平台生态型组织等基本特征。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增效机制与动力机制，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发力的主要领域及相关数字业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新动能，本文提出了根据经济贡献对不同数字经济业态实施差别化政策、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应避免“重硬轻软”、发挥通用技术生态的协同作用、完善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等政策建议。

一、数字经济的本质和特征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短期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数字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为数字经济做了共识性定义，即“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以中美两国为主要驱动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经济发展的潮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4.8%，提供的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产值规模将达到60万亿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数字经济开启了数字化生活生产方式，重塑了消费场景和零售渠道，接续了断裂的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成为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加速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智慧医疗、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直播带货等数字化业态加快用户积累和教育，跨越“S形曲线”的非连续性鸿沟进入指数型增长模式，催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对产业变革的推动，已从以互联网平台、移动互联应用为主导的“数字产业化”阶段，发展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推动实体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产业数字化”新阶段。

（一）数字经济的本质

数字时代的效率数倍于工业时代，淘宝用13年达到交易额3万亿元，同样的规模沃尔玛则用了50多年；Netflix线上视频生态的形成速度比迪士尼影视业态也快了近4倍；抖音直播助农的效率比传统农产品销售渠道效率提高了上百倍。数字时代价值创造方式有什么本质变化？通过研究谷歌、脸书、阿里巴巴、腾讯、今日头条、滴滴等企业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基于数据的大规模匹配算法，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高效连接，激活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并达到供需的精准匹配。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商业竞争规则、资源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数据+算法”成为价值链高地，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智能算法相当于数字时代的流水线，大幅减少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耗散和摩擦。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平台生态战略的双边市场经济形态^[2]，其基于信息通信、网络连接、数据运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建立一个与物理世界互相映射、实时交互、高效协同的数字孪生世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数据+算法”重构并引导物理世界的运行轨迹，从而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实现物理世界的资源优化，构建了人类社会大规模协作的新体系。

（二）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

数字经济已经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其发展呈现如下三个典型特征。

一是通用型技术为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都具有“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属性，加拿大学者Richard G.Lipsey将通用目的技术定义为一种共性技术，在整个生命周期均可识别，在初期具有多种应用场景和广阔发展空间，最终被多个部门广泛应用，并具有溢出效应^[3]。这种属性使得数字技术的研发工作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发挥乘数倍增作用。数字技术的发展呈现网络经济特征，在突破一定临界点后，增长速度极为迅猛，快速覆盖市场。

二是需求导向的高密度创新体系。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运营重点由经营产品转向经营用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用户全生命周期、全价值链、全渠道进行管理，最稀缺的资源是创意思想和创新型人才。数字技术使得大量重复性劳动被替代，人们将更多地从事创造性工作。数字经济降低了每个社会个体的创业创新门槛，激发了社会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意义不仅在于优化了社会存量资源，更在于重构了社会的创新体系，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密度。

三是平台生态型组织。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必须有杀手级应用构成生态，平台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Evans和Gawer认为平台作为市场双边的中介，将商品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交换价值和交易成本都发生了本质变化^[4]。平台以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形成正反馈，在市场上往往呈现“赢家通吃”现象。平台生态组织又可以分为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综合型平台、以传统企业转型为代表的开放型平台、细分领域的垂直型平台三种类型。

二、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一）数字经济的增效机制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机理首先是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不论从全国还是地区来看，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存在显著促进作用^[5]。数字基础设施是“数据+算力+算法”所构建的通用技术平台^[6]，通过数字技术把各个产业、部门、个体连接起来，构建了“人、机、物”协同的技术底座，大幅提高企业服务半径和运营效率。相比于传统服务模式，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助力实现各类需求的快速响应，例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阿里巴巴开发的健康码等应用系统是以“天”“小时”为计的，敏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云+中台+工具”的系统结构。国际咨询机构BCG曾做过分析，由于互联网支付及移动支付的出现，2011—2020年中国对各种金融支付基础设施的投入减少1万亿元^[7]。2011年万人POS机的拥有量、人均银行卡拥有量，美国是中国的8倍，而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是美国的80倍。由此可见，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数字孪生世界的全局优化方案，可以让不变或更少的物理基础设施创造更多的经济社会价值。

（二）数字经济的动力机制

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和新需求的不断涌现，使得原有生产供应体系难以及时感知并适应市场潮流的变化。数字经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需求发现、服务评价、产品迭代的运行模式。一方面，数字时代的需求者也是数据的生产者，大数据记录了个人、企业、政府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决策过程，并能有效发掘不同主体的隐藏需求，成为创新的起点。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重塑市场生产关系，创造新型商业制度，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个体的创新潜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产业分工逐渐进入一个知识分工的新时代，知识作为一种创新模块被封装起来，借助数字经济平台可以快速创造、传播、复用，进而构建一个知识赋能的新体系，使整个国家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释放巨大的数字红利。

（三）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在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跨界融合中的知识集成，既需要了解产业的基础能力和业务特点，掌握其知识结构，也需要熟悉技术的适应条件和实施要点，涉及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不同部门不同人群的协作等问题，可能影响跨界融合的质量和效率。二是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数字化路径与一个国家、区域、行业的制度基础有很强关联，例如，中国的小农经济决策特点决定了农业数字化路径与其他国家大农场制有本质差异。三是用户习惯的锁定，诸多线下场景已经形成了长期的用户习惯，突破用户习惯的锁定需要倍速效能或强制措施，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使用户习惯从线下强行切换到线上，缩短了很多数字业态的用户培育时间。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如图1所示。

三、数字经济发力的主要领域

美国学者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在研究科技变革时提出了“颠覆性技术”的概念，总结过去的创新现象发现，颠覆性技术往往从边缘市场或新需求切入，随着性能与功能的改进完善，最终取代已有技术，形成新的价值体系^[8]。数字技术的影响也从满足特定场景的个性化需求开始，逐渐过渡到主流市场和主流人群。回顾数字经济发展历程，除经典的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业态外，数字技术对社会经济影响最深远的领域有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生活服务、工业生产、商贸零售、社会治理，通过对这六大领域进行功能拆解和价值重构，衍生了数十个数字新业态，代表了技术组合力量与人们新需求结合的进化方向。

在这些数字业态蓬勃发展的背后，依然遵循一些共性的数字技术发展定律，比如关于通信技术的吉尔德定律指出，构建在通信成本下降通道的商业模式更容易抢占先机；关于网络价值与连接节点关系的梅特卡夫定律，为平台生态竞争指引方向；关于运算技术的摩尔定律，依然能有效描绘AI、云计算、边缘计算等趋势；关于数据处理技术的新摩尔定律，指出了数据要素的存储与处理等技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性。数字经济发力的主要领域及数字业态如图2所示。

（一）科技赋能医疗，数据共享加快研发效率

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供需局部失衡是主要矛盾，科技赋能医疗体系，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务人员效率、缩短研发周期提供了解决方案。在线医疗将问诊前置，解决了大量轻度、疑似患者的病症诊断问题，减少了在医院的停留时间，避免交叉感染。5G远程会诊实现在会诊中无延迟传递医疗影音和图像资料，扩大了优质医院、医务工作者的覆盖范围，缓解了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医疗数据共享研发模式打破机构之间的数据孤岛，实现医疗信息互联互通、有效整合，加快了研发速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医生做出精准诊疗方案，保险公司进行个性化保险定价。科技医疗的下一阶段将搭建医疗、医药、医保的三医联动生态体系，构建以个人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生态体系。

（二）在线教育与学校教育双向融合，打造智慧学习新生态

自2014年以来，我国在线教育迎来快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类在线教育平台进一步完成用户积累，加快了向三、四、五线及以下的城市下沉。在线教育打破了人数、地域、距离的限制，知识来源逐渐多样化，教育方式呈现大规模社会协同现象，在线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双向融合成为新趋势。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支撑下，人才教育模式将越来越强调创新能力培养，教育环境越来越智能化、个性化。教育公共服务的目标是打造智慧学习生态，政策上应该对各种优质网络教育资源实行国家级收储，就像粮食收储一样，为全国学生提供公平开放的教学资源，同时将在线课程纳入日常教育教学体系，筛选重点在线课程纳入学分体系，加强在线教育知识产权和内容监管，树立相应市场准入等规范，解决当前教育无法兼顾公平与质量的难题。

（三）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相融合，开启智慧生活方式

数字技术渗透到各种现代生活服务场景，催生了智慧菜场、智能化称重、无人点餐、无人配送等模式。智慧菜场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线上与线下，升级了现有农贸市场，菜品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通过外卖送货上门，扩充了菜场的服务范围。智能称重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仅实现自动识别水果或蔬菜、记录重量数据，而且将各种经营场景融入业务管理中，让每家门店都能高效地实现采购、调价、盘点、销售、退货等业务流程。无人点餐实际是一个智能POS+SaaS系统，基于数据算法让商户能够归集订单信息、实时生成立体化个性化的数据经营报告，辅助商户线上产品设计、原材料储备、定价等经营决策。无人配送是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遥感等技术实现地理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区域的物流配送。

（四）产业互联，共享生产资源及劳动力

从整个产业链来看，数字技术的作用不仅在销售端，而且渗透到生产端、流通端和供应链，为产业链赋能、赋智。接续产业链是指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很多行业面临原有产业链中断的局面，数字技术是一种最好的接续工具，其可帮助产业链重新连接和组合。数字技术带来更完备、更及时的信息传递成为企业运营创新的基础，具有信息普惠的价值和正外部性，推动中小微企业探索新的营销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共享制造资源和共享员工，是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制造资源优化配置的新业态，有助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技术改造产销直供链，形成生产机构和目标客户直接对接，中间没有仓储只有物流的模式，可用于应急物资、生鲜等不易存储产品的调配。

（五）重塑新零售场景，实现全面体感构建

网络通信技术与直播视频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人与人、人与物的新型连接方式，重塑了新零售场景。直播的本质是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保障信息传播的完整性与及时性^[9]。直播技术带来了直播电商、科技助农等新零售模式，特别是为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和销售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直播带货给用户带来新的感官体验，其经营逻辑从货物管理转向人群管理，从粗放式管理转为精耕细作。农产品的直播销售解决了当地农产品的滞销问题，县长直播带货的同时也加快了“县域品牌”的塑造，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并拉动内容生产、包装、物流等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创造了新型就业岗位，助力乡村振兴。从长期来看，随着用户观看直播习惯的养成，直播未来有望成为驱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六）数字化治理，推动政务智能化

与传统治理方式不同，数据化治理鼓励政府、平台、行业协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线上线下融合，通过数字技术、集约化平台支撑各项治理业务的高效协同，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和用户满意度。数字化监测防控依托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重构治理流程，促进通信、公安、社区等多系统数据对接，并将全链路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多场景，对重大事件和风险进行有效监测防控。无人政务服务站作为一种新型便民设施，不仅节省了居民和企业的“跑腿”时间，也使得各部门通过互联网完成大数据互通共享，缓解了政府部门多头管理的问题。同时，“互联网+政务服务”还显著提升了政务透明度，优化了政务服务流程。

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业态的发展以社会经济需求为牵引，背后是密集型知识积累，重点是发挥双边市场的网络效应，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密度和运行效率。以数字经济为引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了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新动能，还需要一些必要的政策引导和保障。

（一）科学认识不同数字经济业态的属性及经济贡献，进行差别化政策选择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平台企业的二重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很难沿用传统的监管思路，对其管理也要有创新的理念，首先需要分清其公共服务属性和市场属性，以包容审慎的态度采取柔性监管策略。对于市场驱动的部分，应充分发挥好平台型公司的创新优势、积极赋能产业转型。对于公共服务的部分，根据其对经济的贡献给予不同的政策保障，表1列举了六大经济领域中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重点培育项目，以及该项目的经济贡献及适合的扶持政策。

（二）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应避免“重硬轻软”，发挥通用技术的生态协同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把握通用目的生态原则，既解决当下产业发展的短板，又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奠定良性循环的基础，发挥生态协同作用，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产生乘数倍增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的IT建设，应避免建设周期长、效率低、资源浪费大、新需求响应慢等问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有全新的敏捷系统架构，除必要的底层硬件之外，应该更注重基于云平台的软件和数据应用平台建设，其目标是支撑和承载知识集成和创造力涌现，构建知识网络生态，赋能产业转型和应用，提高社会创新效率。

（三）完善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人才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重复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逐渐被机器所替代，真正稀缺的人才有两类：一是具备数据思维，熟悉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开发者，传统的IT工程师需要经过新型数字技术专业培训才能转化成合格人才；二是具备创新思维，洞悉市场又深刻理解产业基础能力和关键瓶颈的创新者，善于跨界进行知识集成，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统筹规划，完善上述两类人才的培养体系，并建立以实际产出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通过合理激励制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作者简介：

汪寿阳先生，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一带一路”学院院长、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颖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