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走到了尽头

第三种方式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旨在引导农民弃农改业而不进城，仍居住于村镇等小型聚落里务工，农业劳动力大多在本乡镇内就近转移。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形显性化，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农业转移到乡镇企业。198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在1.2亿左右，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约有9000万，外出农民工约3000万，而跨省流动的人数仅为500万左右。四川、河北、江苏、浙江、黑龙江等省是主要的农民工迁出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新疆初步形成“四大迁入圈”。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为青壮年农民，主要从事非白领职业。

由于此时自由式人口流动刚刚起步，国家对农民向城市流动持保守态度，人口流动还存在较多政策性障碍。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吸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但后续的实践表明，依托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不具有可持续的发展潜力（钟宁桦，2011）。这种模式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有限。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来看，如图2-1所示，乡镇企业经历了由弱到强又变弱的倒U形变化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增强。从绝对值来看，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人数逐年增加，从1978年的2827万增加到2017年的16400万。从就业人员占比来看，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7.04%增加到2017年的21.12%，超过了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

然而，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神话难以为继。从绝对值来看，世纪之交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多次下跌，增幅几度为负。从相对比例来看，我国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在世纪之交达到了饱和，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后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开始下降，预计未来将始终保持下降趋势。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1]如图2-2所示，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在逐步增加。从绝对水平来看，近40年中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增加了数百倍。从相对水平来看，乡镇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越发重要：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然而，截止到2010年，乡镇企业对GDP的贡献也已经达到了其“天花板”。自世纪之交以来，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不变，并开始不断下滑。因此，不论是从就业人数还是从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看，乡镇企业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乡镇企业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曾发挥了作用，功不可没，但却难以为继。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的弊病日益显露，经营业绩下滑，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弱。此外，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还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土地资源浪费、农村环境污染等。实践证明，这种“离土不离乡”或“进厂不进城”的方式并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