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认识张晓琴，是和雷达，以及她全家——丈夫徐兆寿，他们的女儿，我们几个人一起游走阿拉善的时候。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在阿拉善作家张继炼的带领下，我们在几十万平方千米的“苍天般的阿拉善”画了一个圈：从银川出发，到巴彦浩特，再向西北方前行，直接前往额济纳，最后抵达中蒙边境，然后，看了居延海，黑水城，黑将军沙漠，向南再走到航天城，下到河西走廊里，继续沿着河西走廊向东南走，经过了河西走廊的东段，又向北拐入巴丹吉林沙漠，在沙漠深处走了一段，坐了惊险的沙漠车，几乎抵达巴丹吉林沙漠的核心地带，看到了很多小海子，那些海子在沙漠中央熠熠发光，蓝色的光，映照的是蓝天的颜色。这里绝对是天下最独特的景色，在巴丹吉林沙漠的中心地带还有一个小庙，我们没有抵达那里，可是，我想象了那个地方。在星空下，四周全是沙漠，头顶是璀璨的星星，没有一丝灯光，你盘腿坐在沙漠中央，海子边上，你是什么感觉？万籁俱静，只有你一个人，在沙漠的中心默想，此刻，世界是那么的干净、安静和甜美。
那次旅途十分美好，几天下来，几千里跑下来，我对她全家都熟悉了。张晓琴的丈夫徐兆寿是一个多面手，学术研究、文化研究、西域历史地理和旅游研究、传媒研究，以及小说创作，样样在行。我和徐兆寿常常有交流，也是他的小说《荒原问道》的早期读者，对他的那部小说情有独钟，也大力推荐。因为他这部小说，描绘了西部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是比较少见的精神性的小说写作，在以讲故事为主流的当代小说写作中很罕见，我是没有想到徐兆寿作为一个以理性思维见长的学者，写小说写得也这么好。
就是在路途中，我看到，张晓琴有着我们西北女子特有的妩媚、勤奋和聪慧、幽默，以及让人信赖的踏实感。她身上有一种灵性，这种灵性是好的学者应该具备的。我发现，从那年的阿拉善之行之后，张晓琴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学习上，也是迅速地发展变化着。由于已经跟着雷达老师读下来了文学博士学位，她接下来，又到了北京大学，师从陈晓明教授，继续进博士后流动站学习了一阵子，在2013年就破格晋升为教授，这非常不容易，可见张晓琴对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设计和追求，是非常认真努力的。
我这两年常常在北京见到晓琴，因为她作为“70后”青年批评家，声誉日隆，常来北京学习和开会。她在2014年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三届客座研究员，这是很不容易的。要知道，这些青年批评家受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要经过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批评家李敬泽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吴义勤的法眼，他们两位既爱才，又很苛刻，要是不出色，没有发展前途，肯定不会被聘请。晓琴因此成为当代青年批评家中的代表人物，她也是西北地区最为突出的青年文学批评家之一。
晓琴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重要作家作品研究，她出版过《直抵存在之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等著作，近年来，她还主持了一些研究项目，比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西北师大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等。她还获得甘肃省第13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等奖项，这些我就写在这里，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带有社会学符号的晓琴。
晓琴这一代批评家大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规训，且大都在高校工作，有较强的理论素养和文学史意识。就晓琴而言，她既不乏学院派那种深厚的底蕴和宏观驾驭能力，同时，也拥有难得的初心和真诚。晓琴关注的焦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当前文学的宏观问题和基本走向研究；二是对于当代重要作家文本细读式的分析研究。这使得晓琴的文学批评具备了一种宽阔的精神关照与深入的文本透析兼备的品质。她说，好的文学批评首先不能囿限在文学内部，而应该从整体性景观上进入文学与世界。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性等，它们与文学一起构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想象，批评只有跨出自身，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同时，好的批评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突破个性，这是文学批评的生命所在。她在默默地践行着自己的批评理想。
对于当前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与判断，构成了晓琴的批评格局。她认为当前文学需要一张新的向西的地图，文学的新的疆土同样重要，或许我们可以放大视野，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进行一次山河判断。新媒体时代到来之际，她思考我们在新媒体时代的怕与爱：文学将何去何从？文学是否会走向没落的道路？文学在新媒体时代遭遇的命运是死亡吗？她表达了自己对于时代脉络和文学命数的独特认识。在她看来，文学是人类的一种命运。人类无法选择。即使在新媒体时代，文学依然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与此相关，文学的真实与虚构、文学与文化、“70后”批评家的困境与声音等都是晓琴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验与世界文学也是晓琴关注的重点。她从文化本体意义和精神层面对中国经验进行解读，呈现出中国经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清晰脉络。她的文章中对百年的创世经验和创伤经验的梳理，使那些和精神血肉相互交融的悲痛记忆也成为“中国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莫言、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研讨会在各地进行，晓琴撰文《文化自信与中国经验》，认为“不可置疑，莫言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生成。从莫言开始，中国文学的各种命题好似爬了一座山终于到了另一座山，而这座山不再是西方那座山。在这座山上，同行们可以缓口气、抽支烟，来总结一下自己的历程。过去，谈的多的是问题，这一次，谈的多的是肯定。于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莫言成为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经验的新的诠释点和里程碑”。由此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学习世界经验的先锋精神，从文化觉醒到中国经验，以及从文化自信到世界文坛的道路，显现出其体会之独特、思考之深广。
知识分子是晓琴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新时期以来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问题、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演变的问题等都是晓琴着力研究的内容。研究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身的观照，这一部分的研究中包含着晓琴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深入体察与把握，也体现出晓琴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时代的痛苦、人性的挣扎、个体的追问、精神的反抗与和解，一切都跃然纸上。
晓琴很善于进行文本细读。这种批评方式对作家很有帮助，尤其是她对小说文本的细读，我就听到不少作家的赞许。
她关注的作家比较杂，从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林太乙、冯至到当下的青年作家诗人，似乎只要她感兴趣的，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就当代文学而言，晓琴既关注贾平凹、路遥、刘震云、刘心武、格非、余华、周涛、于坚、马丽华、张炜等知名作家作品，也对艾伟、刘建东、蒋一谈、张万康、李成恩等新锐作家作品极为关注。同时，她还热衷于研究文坛从事批评的师友，并与其对话，视角比较独特。
在我看来，她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那些资深作家作品的透析是最引人注目的。在这些作品中，她发现的是小说中国的方式，也就是作家们对中国经验的发掘与呈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对中国故事的讲述。她认为贾平凹的《老生》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其更深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处。她进入作品内里经纬，在艺术结构、叙事探索、人物塑造、意向设置等方面还原其立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寓意和时代大梦。《带灯》在她看来则是一个“裹挟着尖锐之声，在暗夜里发出微明，在困境中寻找方向”的复杂矛盾又浑然一体的文本。对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中国人命运存在的体察、对中国经验和存在本质的体悟。将这种“没有精神交流对象而导致的必然的孤独”上升至“存在的本质”，从而道出“千年来中国人的孤独”。“话语就是存在”的观点新颖而开阔。晓琴从《出延津记》与《出埃及记》结构的互文关系中找到了更为深远的精神比照意义，她指出《一句顶一万句》是一种冒险，刘震云通过小说与《圣经》的结构的互文，想要呈现的是百年中国民间人民的精神特征，并与西方宗教精神关怀下的人的精神进行比照，从而呈现出作家深切的关怀与精神向度。这样的文本细读式研究在当前文学批评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她将刘心武的《飘窗》看作是一部失败者之书，一部残忍之书。她从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切入，深入分析了小说中一场失败的精神启蒙，也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自省意识，以及对世俗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和生命的关注。
和晓琴一家人交往，我总是被浓浓的情感所包裹。我和徐兆寿在2014年前往新疆伊犁的昭苏县，在莲花山的雪山脚下的宾馆里住在一个房间，彻夜长谈，其乐融融。在北京，见到晓琴也很高兴，因为在2015年她就读于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第26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这个研讨班全部都是批评家和学者，而巧的是这年4月底我也来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主管教学培训研究的副院长，等于说，成了一名文学教育的管理者。也算是做了晓琴他们这一届高研班的老师。半个月之后，他们就毕业了，而我，也很快就熟悉了鲁院的工作。
晓琴给我的印象也是多才多艺的。听说，在本科学习期间，她就是学校艺术团舞蹈队的主力队员，后来一直喜欢书法，字体娟秀。别看晓琴比较娇小，她喜欢开车漫游西部大地，开车很猛，我们在阿拉善有一阵子是她开车，夜车开得也是嗖嗖的，在大地上穿行，我很担心，因为速度太快，可看见旁边的兆寿和他们的女儿都在打盹，就知道他们很信赖她的车技。
除了文学批评，晓琴还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在文学创作上也一试身手。我是一个诗人，平时喜欢读诗，我很喜欢晓琴的诗。她的诗歌很多面，有知识分子立场的，《冬夜》、《开天》是其中的代表；也有呈现生命存在的，《听萨蒂〈玄秘曲〉》、《时光》、《绿袖子》等；还有书写亲情与爱情的，《河流》、《用我的骨头磨一支笛子》、《预感》等，以及描绘西北大地风光的《甘南》、《阿拉善》等。期待她出版诗集，给我一本。
晓琴说：“文学对于人类来讲，是一种命运。文学在人类的心上不可思议地写下第一行诗，描绘出第一个形象，而且讲出第一个寓言或神话，这就是文明的肇始。上帝撒下的第一缕阳光。人类无法选择。如果选择不要文学，那么，人类就永远地陷入了黑暗的时刻。”这样的话让我想起西部故乡的阳光，心生暖意。她有才，但不任性，在遥远广袤的西部行走，并且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