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朴珪寿的对外观与开国论

朴珪寿培育出早期开化派，包括稳健派金允植（1835—1922）、金弘集、鱼允中（1848—1896），激进派朴泳孝（1861—1939）、徐光范（1859—1897）以及俞吉濬（1856—1914）等人，⁽²⁶⁾因此，被称为“开化思想之源”、“连接北学派与开化派的中心人物”。⁽²⁷⁾朴继承了北学派的思想，很早就对世界大势寄予关注。从他的《辟卫新编评语》（1848年左右作）来看，可知他曾读过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初刊50卷，1843年；增补版60卷，1848年；重刊100卷，1852年）。⁽²⁸⁾道光二十二（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同年缔结了《南京条约》。对清朝向英国投降一事感到愤慨并产生危机意识的魏源，写下了《海国图志》这本实用的地理书，以讨论世界各国大势，诉说清国近代化——洋务的必要性。

1861年，朴珪寿作为热河问安使节的副使访问了北京。对于此次出使，他的弟子金允植写下了《奉送瓛斋朴先生珪寿赴热河序》（《云养续集》卷二），其中谈及了使节派遣的五大意义。其要旨如下：①稳固事大关系，与清国患难与共。②知晓唇齿相依之清国实况。③获取洋夷之信息。④对陷于困境之清朝展现其义，日后，可以依赖清国之力（庇护）。⑤以清国今日之情况为前车之鉴。由此看来，当时的朝鲜，对外危机意识已然扩散。之后金允植成为稳健开化派，走上了亲清路线，其赞同清国的“属邦自主”论，将其作为“两得”而接纳（《阴晴史》高宗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即1882年2月15日）。⁽²⁹⁾所谓两得，就是即不违背事大之义，同时也能自主。

朴珪寿访问清国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已经结束，不过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与各地反叛仍在继续。虽然咸丰帝（在位1850—1861）依然在热河行宫避难，但其却以健康理由免除了朝鲜使节的热河问安。因此使节团延长了在北京的停留，朴因而能够与清朝的官僚及知识分子交游，探听清国内外情况。可以推测，在此期间他得到了清国与欧美各国所缔结条约的抄本，因此能够学习到公法知识。

朴珪寿出使后的几个月，咸丰帝驾崩。同治帝（在位1861—1874）即位。借此机会，同治帝之母西太后（1835—1908）与其叔父恭亲王奕䜣（1833—1898）联合起来掌握了实权。后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之下着手政治改革，推进现代化，开始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朝鲜政府也开始对此寄予关注。正当此时，1863年的朝鲜，新国王高宗（1852—1919，在位1863—1907）于12岁即位，其父兴宣大院君（1820—1898，摄政1863—1873）掌握了实权。大院君进行了各式改革，但其外交方针却转向斥和（攘夷）。

1866年2月，大院君政权处决了包括南钟三在内的许多天主教徒以及秘密进入朝鲜进行传教活动的9名法国神父（丙寅教难）。⁽³⁰⁾在这种对外危机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同年4月，朴珪寿作为平安监司赴平壤就任。5月，他收到一则报告，美国籍商船“萨普莱斯”（Surprise）号的船员漂流到了平安道的铁山。其时，朴救助了船员，并送返清国。但同年夏天，美国籍商船“舍门将军”（General Sherman）号入侵大同江之时，朴指挥了对其的火攻（“舍门将军”号事件）。

同年秋天，法国舰队以丙寅教难为由入侵江华岛，在数次武装冲突之后被击退（丙寅洋扰）。以此为契机，朝鲜的儒生间高涨起卫正斥邪论（攘夷论），频频上书斥和。例如，芦沙奇正镇（1798—1879）献策“国论统一，坚决采取对外交涉，兵士训练，言路疏通、内修外攘”。⁽³¹⁾华西李恒老（1792—1868）则言“攻洋贼是国边人之说，和洋贼是贼边人之说”，献出了基于孟子“战守之说”（《孟子·梁惠王下》）的主战斥和之计。⁽³²⁾当时的朴珪寿也支持此种攘夷论。⁽³³⁾但是另一方面，朴感受到了朝鲜开国的必然性，而且想要揭示此种必要性（后述）。

翌年1月，美国政府向朝鲜派遣了属于亚洲舰队的“俄柱斯”号。舰长薛菲尔（Robert W．Shufeldt）将船停泊于黄海道沿岸，向长渊县监递交了给国王的照会，要求了解“舍门将军”号事件的真相，以及求得“和好”。⁽³⁴⁾但朝鲜政府并未回复，而是让薛菲尔离开。当时，朴珪寿准备了一份以黄海道观察使为名义的照会。⁽³⁵⁾其中，朴赔礼道，“让远宾（薛菲尔）返回于礼不合，过于违情（远宾径归违礼乖情未有甚焉）”，并言“在此写下回复文字以等待贵船，希望再来了解情况（兹修回覆文字以俟贵船，或者再来尚祈管照事情）”，以此表达了“和好”之意。

此事（舍门将军号事件）始末尽于是矣。贵国俗尚礼让为合省名邦，中国之所知也。贵照会内“照前和好（萨普莱斯漂流时）无残害”等语，原不足秋毫置诸疑虑间。兹庸奉复，并须谅悉。为此照覆须至照覆者。⁽³⁶⁾

在此，可以理解为朴珪寿期待美国的“礼让”，暗示了“和好—开国”的可能性。当然，也并不能说朴当时公开宣扬对美开国论。顺便一言，“合省”一词出现在《海国图志·米利坚总记》之中。

“俄柱斯”号来朝大约一年后的1868年春，费米日（John C．Febiger）舰长率领美国军舰“谢南多厄”（Shensndoah）号出没于平安道沿岸。其停泊于平安道龙岗沿岸之时，龙岗县监给费米日舰长送去一封“大院君的密信”，而所谓的密信，实则是朴珪寿于前年1月所做的“照会”。⁽³⁷⁾之后，两边也交换了数十次的照会，朝方代表都是朴珪寿。金明昊曾言，“即使到当时也没变，朴珪寿对西洋坚持采取排他的姿态”。⁽³⁸⁾按此，朴当时或许是不能违背斥和的方针，但也并非一心赞同之。换言之，朴的立场可能摇摆于公开的斥和与私下的和好之间。

到1872年，美国政府定下了与朝鲜缔结通商条约的方针，任命驻北京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进行此次交涉。镂斐迪公使通过总署向朝鲜递交了信函（“美国致朝鲜国信函”），告知为了进行交涉将派遣舰队。⁽³⁹⁾同时，向总署递交照会质询朝鲜的地位。总署以“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作为回复。⁽⁴⁰⁾这是“属国自主”论的重复，突出了清国的不干涉＝朝鲜的自主。当时的清国，可以说帮助了朝美条约的缔结。然而，朝鲜政府的回信却以“其为藩邦之定规成宪由来久矣”、“凡在人臣义无外交”为理由拒绝交涉。⁽⁴¹⁾回信的作者正是朴珪寿。朴当时仍然赞成斥和的方针。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在回信中有藩邦一词。这与《万国公法》中出现的藩邦一致。

镂斐迪公使于1871年5月，率领提督罗爵斯（John Rodgers）的舰队开赴朝鲜。6月1日，美国军舰与江华岛炮台间发生了武力冲突。翌日2日，朝鲜政府向镂斐迪公使递交了照会，⁽⁴²⁾其作者仍然是朴珪寿。⁽⁴³⁾其中既有对美国的褒扬，“贵国俗尚礼仪，素称名邦”，也对美国军舰的入侵进行控诉，“本国之不与外国交通，乃是五百年祖宗成宪，而天下之所共闻也。而亦大清天子之所俯烛，其不可破坏旧典”，拒绝了美国的通商要求。其结果，便是武力冲突再起（辛未洋扰）。

在上述朴珪寿的照会中，朝鲜自我否认了“外国交通”权，将此交委给了清国。这只是当时朝鲜政府无论如何也要拒绝美国的通商要求，而提出的以大义为名的苦肉计。当然，双方语言层面的差异产生了影响。镂斐迪公使向美国政府报告了朝鲜方面标榜“对清国完全从属the entire dependence of that country upon China”。⁽⁴⁴⁾而对总署，镂斐迪则如此抗议⁽⁴⁵⁾：总署难道不是说“朝鲜国之政教各端，与别国往来，具是十分自主”、“虽系属国，但有名无实”吗？然而朝鲜政府却回复“朝鲜为贵国属国，有事望相助者”，拒绝通商要求。镂斐迪公使想让总署承担这一责任。

数月之后，总署如此概括：“美国历次照会及朝鲜咨复礼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词。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⁴⁶⁾也就是说，朝鲜想要借“属国”之名，利用清国的庇护，美国则想要利用清国对朝鲜的压力。这样一来，虽然朝美两国间发生了冲突，但作为清国而言，因为“今与美国争执一案，如实系曲在朝鲜”，必须“处理开导”朝鲜，使其“自图良策”。虽然朝鲜的拒绝通商“并非尽属无理”，但清国没有压迫朝鲜的名分（“中国岂能迫以名分”）。而且，虽然朝鲜要求“中国保护”，但并非“真忱”（本心），“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也”。因此，清国的对策只是“随时随事相机办理”。

辛未洋扰后，朝鲜政府向清国的礼部送去了咨文（“美国兵船滋扰咨”，《瓛斋集》卷7）。其作者依然是朴珪寿。在其中，朴写道：“①以礼相待尤其所求者也。彼以好来我以好应。彼以礼来我以礼接。即人情之固然而有国之通例。②和好为名而曷为载兵，而来礼接是求。”（①与②乃原文）①的趣旨可以解释为“如果美国示好、示礼以来，朝鲜也示好、示礼以应接（应接通商交涉）。②的趣旨是对美国炮舰外交的抗议与批评。此外，也是基于礼的和好（缔结通商条约）要求、请求。可以说其中显示了朴心中的对美开国论。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当时朴在私下里，已经提倡对美开国论了。证言所指，便是他的弟子金允植的“按”。

金允植在1911年编纂《瓛斋集》时，在“美国兵船滋扰咨”这一文件的末尾添加了这样的按语（《瓛斋集》卷7，①与②乃原文）：

①允植谨按。我国僻在一隅，不闻外交之事。自丙寅美船遭难以后，美使屡恳商办，务归和好。举国哗然，皆以斥和为高，庙议如此。先生虽主文柄，不能独立（独自提案）己见。（中略）其辞不失国家体面而已，至如闭门却好，非先生之意也。

②其时余尝侍坐先生。先生喟然叹曰，“顾今宇内情形日变，东西诸强并峙。与曩日春秋列国之时相同，会盟、征伐将不胜其纷纭矣。我国虽小（中略）内治外交不失机宜，则犹可自保，不然则昧弱先亡天之道也。（中略）吾闻，美国在地球诸国中最号公平（中略）无启疆之欲。彼虽无言，我当先事结交，缔固盟约，免孤立之患。乃反推而却之，岂谋国之道乎”。以此观之，当日咨报（咨文）文字非先生之意也。

金允植的这份证言可信度极高。⁽⁴⁷⁾总而言之，朴虽然在公开的文书中谈论斥和，但在私下却支持对美开国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引文②中的“春秋列国之时”、“会盟”、“征伐”等词。这虽是金允植所用，但实际上却是朴珪寿在“答上大院君”（1875年所作）中所述的“春秋二百四十余年之间，交聘、会盟为列国大事”。⁽⁴⁸⁾这些词语在《万国公法·序》中也以同样的顺序出现。此外，“答上大院君”一文——与朝日间的文约问题有关（后述），中有“日本国朝鲜国本邦贵国等字一例，平等尊之。（中略）国号平等尊之皇王则平等极尊”（第6页）。在此应该重视对“平等”一词的使用。虽是老调重弹，但《万国公法》中并未使用“平等”。当然，朴很有可能将《万国公法》中的“平行”作为“平等”的同义词。无论如何，可以推测朴已经获得并阅读过《万国公法》了。那他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从结论来看，可以推断是通过朝贡使节团的往来而得。

从《万国公法》的刊行年1864年，一直到朝日修好条规缔结的1876年2月，12年间共派出了23次朝贡使节团。李光麟推定，其间“《万国公法》有充分的时间传来朝鲜”。⁽⁴⁹⁾这一推定应该是正确的。那么，又是朝贡使节团中的何人得到了《万国公法》呢？大多数人认为是吴庆锡（1831—1879）。吴在当时作为朝贡使节团的汉语翻译官频繁地出使清国。特别是他还担当将朝鲜政府的咨文交给礼部的咨官一职。试看其子吴世昌（1864—1953）的回忆⁽⁵⁰⁾：

我父吴庆锡作为韩国译官，当时从韩国被派往中国，作为冬至使与其他使节的翻译，屡次往来中国。停留于中国期间，见识了各国的角逐情况，有着很大的感触。后研究各国的历史与其兴亡史，察觉本国政治之腐败与落后于世界之大势，不久之将来必有发生悲剧之可能，大发感叹。由此于归国之际带回各种新书。

关于“各种新书”，吴世昌说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中西见闻录》等”（51），恐怕其中还有《万国公法》。吴庆锡是朴珪寿的挚友，可知他将自己的见闻与海外之新书告诉了朴与他的弟子们。

1872年，朴珪寿作为朝贡使节团的正使再次出访北京。吴庆锡也与使节团一同前往。停留北京期间朴探听了清国的对外关系，由此痛感朝鲜必须开国，在归国后，朴开始等待将斥和方针一转为开国方针之机会。这一机会，在翌年1873年到来了。同年12月大院君下台，高宗开始亲政（癸酉政变）。从此成立了新的政权，由领议政李裕元（1814—1888）、左议政李最应（1815—1882）与右议政朴珪寿三人组成的议政府作为政府最高机关。⁽⁵¹⁾三人将外交方针由斥和转为了开国。其主导者就是朴珪寿。他以对日开国为目标，试图打破朝日间文约问题的僵局。⁽⁵²⁾虽然如此，朝鲜政府仍然拒绝接受文约。因为大院君的影响力仍大到足以分裂政府内的意见。

在这种状况之下，朴珪寿给大院君一连送去了许多书简，试图说服他。其中一份就是《答上大院君，甲戌（1874年）》。⁽⁵³⁾朴说，文约中的“曰日本国曰朝鲜国，曰本邦曰贵邦，曰朝廷曰敕等字”“均皆平行尊书”。大院君曾将“皇室皇上高一字之例”视为问题，但朴认为其实并无必要。他反驳大院君，“若有语及吾国至尊则必当与皇平尊（若言相当皇之字，我国也必与相当于朝鲜至尊——国王的皇平尊）”，“今若自我逆料其必低于彼之皇字云，而则是乃以无形之事，自取侮蔑也。何必如是乎。（当今，若我自认低于彼皇字，此乃无形之事，自取侮蔑也。有何必要？）”

在上述引文中，应注意“均皆平行尊书”。《万国公法》第1卷第2章第12节的“释自主之义”中也有“就公法而论自主之国，无论其国势大小皆平行也”（第22页）。其中第2卷第3章“论诸国平行之权”的开头，有“自主之国本皆平行均”。在此，平行与均都是“equal，equality”的汉译词。但尊书一词却并不见于《万国公法》。代其出现的，则是第2卷第3章第6节，题名为“尊国之尊号Title of sovereign princes and States”中的“各国自主者，可随意自立尊号”（第56页）。此意为，尊号如何各国随意（自由），同样的意思，朴珪寿写为“均皆平行尊书”。总而言之，可以推定朴读过《万国公法》，并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