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

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
——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

黄克武⁽¹⁾

前言

在当代汉语之中“文明”与“文化”两词汇常常被视为是同义词而彼此混用，但两者也有不同的意涵。一个较常见的区别是：“文明”是人类为应付环境所创造的比较具体的、物质性方面的成就；“文化”则是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比较精神性的全面生活之总称。因此文明“可以向外传播，向外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业而产生”。⁽²⁾例如，在中国大陆许多公厕中有“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的标语；此外从1950年代开始大陆推行“五好文明家庭”，推展“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好；学习进取，爱岗敬业好；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好；移风易俗，少生优育好；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好”，以创建文明家庭。⁽³⁾上述的两个例子并不用“文化”，因为它们所树立的是一个普遍性的进步的标准。

“文化”一词在汉语中有比“文明”一词更为丰富的意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谓“东西文化论战”至少有两次高峰，一为1915—1927年以《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等刊物为中心的论战，一为1960至1970年代在台湾以《文星杂志》为中心的论战。⁽⁴⁾1950年12月，钱穆（1895—1990）为了替新亚书院筹款，自香港来台访问，12月6日蒙蒋介石召见，⁽⁵⁾其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做了四次计八个小时的演讲，名为“文化学大义”。这一次演讲之内容反映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文化的看法。钱穆指出：“文化是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他并由此来讨论“东西文化比较”，认为“近代的西洋文化，实在已出了许多毛病”。⁽⁶⁾这一种对文化的看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所采取的“文化相对论”，即认为文化是人自己编织出来并居于其中的“意义之网”的诠释（如Clifford Geertz的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不完全相同，钱穆的文化观念也注意到不同文化的差异，然较强调文化的价值面，而不以文化相对论为预设。⁽⁷⁾钱穆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中国居于主流地位，1960年代海峡两岸的“文化大革命”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即是在此观念之下，以“文化”为名所做的斗争。

“文明”与“文化”两词汇虽然在中国古典用语之中已经存在，不过现代的用法与古代的用法有异，乃自西方迻译而来，而与英文的civilization与culture相对应。⁽⁸⁾大约是一百多年之前国人才开始使用现代意义下的此二词汇。通过近代英华辞典的数据库，大致可以看得出其产生、演变、成为共识，再进而被收录进辞典之中为大家所遵循使用的一个过程。⁽⁹⁾Civilization一字从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1822—1893）的《英华字典》到1884年井上哲次郎（1856—1944）增订的《增订英华字典》，均翻译为“教化者”、“开明者”、“礼文者”。⁽¹⁰⁾至1908年颜惠庆（1877—1950）的《英华大辞典》开始有新的翻译词：“文明、开化、有教化”，这是“文明”一词在近代英华字典之中首度出现。该辞典在对civility一词的解释之中说得更清楚：“The quality of being civilized，文明，开化，都雅； as，from barbarism to civility，自野蛮进至文明”，⁽¹¹⁾明确地将“文明”与“野蛮”相对照。⁽¹²⁾至1916年德籍中国海关官员赫美玲（1878—1925）《官话》中，该词之翻译确定为“教化、文明、文明程度（部定）”；savage则被解释为“草昧（部定）、野蛮、未开化的、不文明的”。上文中之“部定”指中华民国教育部所规定的、统一的翻译词汇。⁽¹³⁾

Culture一词的翻译过程亦颇为类似，从1866年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到1884年井上哲次郎的《增订英华字典》都将之翻译为“修文者”⁽¹⁴⁾；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则为“Intellectual or moral discipline and training，智德，文化，礼文，教育；as，a man of culture，文化之人；the culture of the Romans，罗马人之文化”，可见“文化”一词亦自此开始出现。1916年赫美玲《官话》之中，该词之翻译确定为“教化、文化、教育”。由此可见1908—1916年之间，亦即清末至民初的一段时间是现代汉语中“文明”、“文化”二词之滥觞。

伴随着文明与文化等新词汇的出现，产生了哪些新的观念与影响呢？本文拟就此二词汇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之经过与影响做一梳理。中国近代思想曾环绕此二词汇而产生了一个重要转折，亦即从一个线性发展的“文明”史观到一种多元性的、肯定自身文化价值的“文化”史观，而两者在不同场域彼此较劲。晚清的历史教科书多改写自日本“文明史”的著作，⁽¹⁵⁾1922年民国时期的“壬戌学制”则规定高中历史课程中“文化史”为共同必修课，此后以文化史为名之教科书大量出现；⁽¹⁶⁾1923年中国思想界开始的“科玄论战”则代表了“文化史观”向“文明史观”的挑战。此一争议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五四”与反“五四”之争，亦与晚近“全球化”与“地方化”，或世界文化之“合流”（convergence）与“分流”（divergence）之讨论有关，直至目前双方仍在争论之中。⁽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