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匡亚明倡导、《中国思想家评传》作者耕耘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一 一门学术性、思想性和政治性相兼的历史学科
（一）首倡“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梁启超
眼下，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通史性、专题性或个案性的著作愈来愈多了。追本溯源，我国有“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名，肇始于梁启超（1873～1929）1902年至1904年发表在《新民丛报》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估计在他撰著是书时或有一念：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灾难岁月，为何花大心思做起“学术”呢？为此，他特做了一篇《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之文，劈头就曰：“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牺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并不是龙腾虎跃而一度称雄世界的政治、军事人物，而是学术：“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1)他列举了影响近代史的十位杰出人物：天文学家哥白尼、格致学家培根、数学家笛卡尔、法学家孟德斯鸠、民约论者卢梭、电学家富兰克林、工学家瓦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博物学家达尔文等。正是这些分布在不同学科领域杰出人物的学术思想，酿成了一股声势浩荡的启蒙思潮，迅猛地冲破中世纪神学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和僵死的、严重脱离世俗生活的意识形态的藩篱而掀起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盛大运动，使西方主要的国家迈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从梁启超的论述看，他所指论的“学术”，并非《庄子·天下》篇所指称的作为治天下之方的“道术”概念，而是涵盖在当今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广泛领域内，即他后来所说的：“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术（academic）就是人们为寻求真理、用之实际而在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意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系统知识。(2)这是其一。其二，相对说来，这些系统知识可分两类：各门学科的具体知识和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知识。而梁启超所重者，是其学术中具有广泛意义，因而影响了一代学风、酿就一个时代“历史精神”的学术思想。如他对近代学术“二祖”培根与笛卡尔的评价：“中世以前之学者，惟尚空论，呶呶然争宗派，争名目，口崇希腊古贤，实则重诬之，其心思为种种旧习所缚，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专倡格物之说，谓言理必当验事物而有征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儿出，又倡穷理之说，谓论学必当反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从之。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学家恒言，二贤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儿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3)所以，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4)
其实，在梁启超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前，日本学者已经有《支那哲学史》和《支那学术史纲》两种著作出版。梁启超写是书，主要是参考了后者，而“非欲为中国哲学史也”。(5)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学术发展的长河中，很难找到与西方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相对应的“形而上”的学说，对此，梁在后来的《儒家哲学》中作过清楚的说明。而从实际的操作来看，在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学术史、学术思想史、思想史和哲学史，却又很难划定严格的界限，因而，长期以来，思想史、学术思想史大都与哲学史相混同。(6)这里，我们特别提出两位学者和一个学派对于学术思想史或思想史研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二）深究中国学术思想原本精神的钱穆和具有深切使命感的李泽厚
钱穆（1895～1990）从1931年在北京大学开讲至1937年写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但明眼人不难发现，这是与梁启超著于1924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学术观点上暗中交锋。梁讲此题，实是对《清代学术概论》的补充，而《清代学术概论》又是承续18年前《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余波。(7)原来，从1902年至1904年梁在撰写《大势》时，是想通过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探源及发展轨迹的分析，得出中国近代学术界亦发生过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尔后必将思想大解放的结论。所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说：
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8)
梁启超的最后一句话不可忽视，即虽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欧游心影录》跟着一部分西人大喊西方的“科学万能”破产了，但早期形成的思想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并未否定西方科学与自由思想的基本价值。在《大势》中，他曾经奢望：“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9)因而，说到底，梁氏之国学，已经是西学化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思想。梁启超在中西学大交汇的前期，数年间执中国学界之牛耳，不仅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学术思想，同时也是因为他把西方学术的现代精神贯注到中国学术之中，实现了中国学术向现代的转化。说到底，他是要让中国人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
当中国社会的发展被迫纳入世界体系后，它的变化速度就大大加快了。谁能想到在中华民国的根基尚未确立之前，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将其魔爪伸向了华北。保存中华学术的真精神，铸就中国人的民族品格，便成学术界的迫切任务。钱穆正是带着这种情怀，讲述和撰著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虽清入中原，因有此精神传播，中华之文运依然。但是，他继续说道：
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10)
其后之中国局势更加动荡，八年抗战、四年国内战争，国家分裂，钱穆与大批人士流寓他乡，内心之悲痛不可能不隐蔽于他的著作之中，严中西学之界，挖掘中国学术的人文价值而使之不隳，便成为他撰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根本宗旨。在《中国思想史》一书的“自序”中，他指出：若以西方标准来分析中国学术，不仅宗教和科学不发达，“纵谓中国并未有纯正哲学亦非苛论”。他解释说：“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离开人生界而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在于人生界本身。”因而，其宗教可谓之人文教，其科学“则仍主依随于人文中心之基点而出发，仍回复到人文中心所祈向为归宿”，宗教与科学只是人生之两翼，“常抱天人交通、天人合一之观念”。(11)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就是天命与人生合为一体的观念、以天道化育人性的观念。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之，人是天的副本，是天德的承载者。凡不能承载天德者，必须对其认真进行教育。所以，学术的根本就是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这一思想，《中国学术通义》的自序中说得更为清楚。除论述这一根本命题外，他还针对近代学术分文史哲经诸情况进而说：
中国传统，重视其人之所以为之学，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12)
人文学科如此，自然科学亦是重内过于重外，重道尤过于重艺。如果我们打破今日之学科分类而总现经史子集，就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核心，重历史精神，重融和合一，重教育，特别是作为中国学术之体的经学，“一向是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所以，在国家分裂、学术分途、人心分散之时，钱穆做中国学术思想史，就是要在各科学术中，把如何做人、如何成圣的精神高扬出来。(13)改革开放之前，钱穆的书极少传到大陆，而近三十年来，他的书在大陆得以出版，使国人看到了这位面对国难的著名学者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明道而救世的心志。
在大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中，李泽厚（1930～ ）算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个人撰著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思想史论”，虽非以史为重，但从史论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卓识。在古史论中，他的思想史论虽然注重对哲学思想的关注，但由于他具有美学家的气质，以及长于心理学的分析，所以提出了“‘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思想的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辨的；秦汉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影响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上学具有重要价值以及明清时期政教合一传统已开始动摇，等等。如果说这些观念表明他的视野仍然在传统的哲学史领域的话，他对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则将重心移到政治思想领域。他认为：近现代的人物或思潮，或明或暗地提出了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曲，而东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危险，致使救亡压倒了启蒙。同时，革命思想在现实运动中总是压倒改良思想，但从其对历史过程的影响看，改良应该优于革命。(14)李的观点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来说，并无意义，因为客观的形势逼迫着社会精英选择了革命；但是，对于中国的未来，倒有极大的价值。
（三）将社会史、学术史和思想史融为一体的侯外庐学派
一个学派，是指以侯外庐为首的，以马克思主义原典思想为指导、以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重点揭示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的“思想学说史”学派。侯外庐（1903～1987），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极少见的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原典，以十年之功翻译《资本论》一、二卷，且又研读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通过对马克思原本精神和逻辑思维方法的把握，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国家”产生时，氏族制的血缘关系，并未像古希腊、古罗马一样，被国家制度所断裂，而是继续延伸到新的社会机体中，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结构，这一“死的抓住活的”国体结构，不仅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艰难性，致使到十六、十七世纪才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反映到思想领域而产生早期启蒙思潮亦历经苦难，坚持以“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展开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势必也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与挖掘、阐发“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哲学史、思想史学派相对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西北大学思想史所为基地的侯外庐学派更重视社会发展阶段时代思潮的研究。其前期的成果体现在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15)而以萧萐父为首的中南地区学者作为侯外庐学派的重要友军，对早期启蒙说的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6)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在张岂之的率领下侯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对思想史作出了更为精准的定义。张岂之多次说：
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律思想、科学思想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可以是综合研究。而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17)
同时，他根据思想史研究不断深入的新态势，提出了应该把重视研究社会思潮的思想史研究与各门学科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更加深入地展示中国人思想发展的脉络和面貌。所以由他主持，聘请各地的学者，费时多年完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和六卷九册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对于2007年出版的后一套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概括它的基本观点时说：中国思想史的主要对象是理论化的社会思维，即是在对世界整体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思考基础上、有一定理论思维水平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系统认识；必须坚持社会史与思想史相贯通，除需继承前人重视社会经济分析的科学方法外，同时注意观察社会生活领域，多层面说明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必须坚持与学术史的结合，考察思想背后的学术土壤，在整体把握学术发展源流的基础上，准确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思想家及思想学说的成就与价值；对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剖析，要注意思想家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反映出思想家理论思维的特点，其中既有思想家的个性，也有时代思潮的影响，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要注意历史上思想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经学、子学、宗教思想、科技思想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把握各个时代不同部分思想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要重视研究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把握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留意新旧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
其实，至世纪之交，大陆主要的思想史家、哲学史家都注意到将本学科向学术史的方向深入。如以提倡“和合学”风靡学界的哲学史家张立文主编的六卷本的《中国学术通史》于200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套书贯彻了“整体性”、“时代性”、“超越性”、“真实性”、“和合性”的原则。整体性就是坚持一本而万殊的原则，注意到每一历史阶段横截面各种学术的全面性；但最终还是归结到“一本”，即他所倡导的“和合学”。侯学派的步近智、张安奇出版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稿》。不过，以张岂之为首的诸学者的重要贡献是，他们以集体的力量把侯学派的成就推向了新的高峰。
回观近百年来，还有一些未冠以“学术思想”之名来论述中国学术思想的著作，如章太炎的《訄书》《国学概论》《国故论衡》《国学讲演录》等。以“哲学史”之名撰写的“思想史”著作，或专题性的、个案性的思想史著作也不少。也有像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类的通俗性作品。因为本书专论以现代著作形式撰写的通史性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所以就将上述几类划出我们论述的范围。在本范围内的著作，如我们所举梁启超、钱穆及侯外庐学派的著作，或名学术史，或名思想史，或名思想学说史，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涉研究资料是经史子集中的历史名著，所立论的宗旨均与写作时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我们将此类型的著作略作讨论，目的是更好地阐发由匡亚明所倡导的以“人学”为中心、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发展的中国思想史观。
此外，在上世纪末青年学者葛兆光倡导了一种将“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作综合研究的中国思想史观，1998年出版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在其导论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以往仅仅将历史经典和精英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史著作，认为：“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而“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底色和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和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18)从理论上看，葛兆光的说法极有道理，以研究学术思想史为重点的钱穆早就说过：“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苟非有学术领导，则文化将无向往。非停滞不前，则迷惑失途。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风俗，则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销而云散。”(19)所以，在经典学术之外，必存在一个“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以个案式或专题式研究这一领域，不仅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对于通史性的著作来说，从葛氏所征列的古文献索引和主要人物索引看，仍多是我们所熟见的经典和精英人物，这恰好说明：要实现他的理想必须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