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节 生态危机的解读

一、哲学视角对生态危机的解读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环境哲学难以回避的议题，二者道德关系的研究是环境伦理学的聚焦点。长久以来，自然虽与我们形影不离，却一直被当做陌生的存在，甚少有人考虑自然的价值问题，至少传统学派不曾考虑。人类中心主义是那段历史的主基调，利益至上、控制自然、工具性价值等论调甚嚣尘上。人是目的，自然是手段。康德（Kant）说“无理性者只能是物”，佩里（R. B. Perry）认为：“寂静的沙漠和荒凉的瀑布是无价值的。”[16]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多种思潮，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论”、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生态中心主义”[17]是典型代表。尤其是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中心论，认为自然的价值具有客观性，创立了环境伦理学。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哲学思想，国内学者史怀泽提出了生物平等主义，然而缺少实践性和现实性。人与自然的矛盾由来已久，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矛盾较为缓和，因为手工劳动下的经济模式对自然的攫取和破坏较少。资本主义采用工业革命的形式扩张生产力，用机器、电气、计算机取代手工劳动形成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激化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1．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后果：消费异化

人类中心主义长期占据哲学思想的主流，特别是强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过于强调人的优越性，认为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长久以来，人的欲望被不断满足、不断固化，最终形成一种理念——控制自然以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这就导致了消费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弟子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认为，“控制自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18]。

科学技术在控制自然、满足人类欲望方面作用明显。人类用科技手段干预自然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干预既有合理性，也会带来技术异化。

（1）技术的合理利用。

比如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工业革命确实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多益处，也是技术的合理使用。

（2）技术异化。

指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技术使用的结果对人造成不利影响。在无尽的欲望面前，技术异化的极端，用安德瑞·高兹（Andre Gorz）的话说，就是“技术法西斯主义”，即为了满足消费而强制使用的技术，比如高危核技术。

消费异化的主要表现是人类的过度消费且难以制止。在安德瑞·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的核心引领是过度消费。资本主义一方面破坏了人们可持续消费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试图修缮对消费的破坏。消费异化情景下，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不是“够用就好”，而是“越多越好”，因此，阿格尔（Ben Agger）把消费异化定义为“人们为补偿自己单调乏味的、非创新性的、报酬较低的劳动而热衷于消费商品的一种现象”[19]。即使人类的需要面临来自人类本身、人类社会和自然约束的困境，但仍然无法阻止消费异化的发生。在消费异化的阴影下，1976年威廉·莱斯出版《满足的极限》，主张通过伦理和科技的双重进步来限制人类的欲望。

2．消费异化的促进因素：生产异化

生产异化带来消费异化的原因有三个：

（1）经济理性的驱使。

胡塞尔（Edmund Husserl）指出：“使欧洲人成为欧洲人的本性是理性，是生而固有的。”[20]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控制自然”的主要参与者，生产者向自然要效益，消费者向自然要效用，导致生产者采用各种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消费与生产的同质性使得生产异化转化为消费异化。

从马克思阐述的量变质变规律来看，消费与生产在质的方面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只是在满足需求的数量、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生产异化的四种表现就会演变为消费的异化，最终导致人与人、人与产品关系的扭曲。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1]中指出生产异化有四种表现：

①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最初奉行的“我劳动，我存在，我快乐，我实现自身价值”的理念被迫演变为“我劳动，我痛苦，我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2]中对劳动与自身——身体的异化有过详尽的描述。

②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交换法则下，劳动者劳动越多、生产的产品越多，工资越少。相反，少生产有可能获得更多收入。

③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者向往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然而，异化劳动把自由自觉的劳动贬低为手段，使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④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集中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消费异化。

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应用最为彻底，以福特大工业生产为代表，大量生产使得产品日益丰富。二是市场经济的交换法则使得社会全面异化。弗洛姆（Eric Fromm）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普遍存在，表现在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与同胞、与自己等关系中。”[23]三是消费异化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使得消费异化成为各类异化的主要载体。人们通过商品消费表达对工作、对同胞、对国家、对社会的看法。

生态危机触发哲学家深入思考当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力图从现有的发展理念中寻找突破口。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直面当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严峻性，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危机理论。当人们把生态责任主要归结于人类自身的意识局限，归结于人类文明发展缓慢和人类的自私心理时，福斯特从更深的角度思考，从社会发展的重要细胞——企业的角度，认为只有结合资本积累的知识来分析生态发展态势，才能全面清晰地认识我们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24]

福斯特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疯狂地改造自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人口迅速“爆炸”，但自然能源和原料却在迅速递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自身已走到极其危险的关口，如果人类发展的资源只能依赖于地球的话，那么当今人类对地球的破坏程度已使自然资源的大部分难以为继，并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24]从不同的视角，福斯特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他认为，整个地球环境正面临着无可挽回的灾难威胁。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以保护地球生态，生态灾难将难以避免。

福斯特看到了资本主义过于注重利润、剩余价值的创造，过分依赖竞争机制获得发展，其疯狂的开采资源模式必然要求规模化，导致规模化开采自然资源——规模化消费——规模化生态破坏。在资本的扩张逻辑面前，生物圈很难依靠自我功能修复。可以说，正是消费异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生产异化。

3．生产异化的社会成本：新陈代谢断裂引致的生态灾难

（1）新陈代谢的概念。

福斯特的思想根源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被福斯特提炼，他从自然内涵和社会内涵两个层面解读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

①自然界内部的新陈代谢。马克思对人、无机界里的物理和化学规律控制的新陈代谢活动，都进行了研究，认为各种生物都是一个代谢体，有自身的代谢过程和循环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论述了“机器由于自然界新陈代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25]，以及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土地……的化学和机械的生产条件，甚至……肥料等等都要新陈代谢”[26]。

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马克思借助劳动，研究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代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依赖于最复杂的人类劳动，通过生产过程增加的价值全部来自于劳动创造。商品和劳动过程本身就是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福斯特认为，这就是新陈代谢的社会内涵。该内涵直接揭示的是以物质生产及其组织为基础的物质的交换，即产品交换、分配、消费。新陈代谢的社会内涵是以自然内涵为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的。于是，新陈代谢的社会内涵日益形成。[27]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新陈代谢断裂实际就是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由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的自然本身的异化。至此，人、自然及社会的异化全面体现出来，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直接相关。

（2）生产异化的后果。

生产异化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劳动者的尊严丧失，二是新陈代谢断裂引发的生态灾难。劳动者的尊严丧失使得劳资矛盾无法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鼻祖亚当·斯密以及代表性领导人撒切尔夫人都无法摆脱生产异化的代价——道德滑坡。事实上，比道德滑坡更直接的，是生产异化导致的生态灾难。生产异化是人类在无限欲望下由消费需求的扭曲传导而来，进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相依而生的关系。20世纪50至80年代是环境恶化的第一次高峰：城市化、工业聚集、能源滥用等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环境恶化的第二次高峰：温室效应、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核泄漏。[28]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描绘了一个受农药、杀虫剂、放射性污染影响的病态社会。环境恶化使得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底层的生理需求难以满足，环境的基本呼吸功能无法实现，雾霾指数居高不下。外在环境的压抑和工作的竞争压力使得人类的自我调节能力受到损伤，并产生一系列心理、生理问题。

这两种后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仅仅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最大化，对劳动者漠不关心、对生态破坏置之不理。二是政府未能使生产者的环境污染成本内在化，消费异化的成本由全社会承担。生产者无法把污染的空气运走、更不愿意为环境问题全额“埋单”。伽里特·哈丁（Garrent Hardin）阐述了“公地悲剧”假说，以农民在公共草场上放牧奶牛为例，在草场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利益最大化的农民必然增加奶牛数量，最终带来“畜满为患”，草场消失的悲剧。福斯特指出，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蕴含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为生态灾难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自然界内部的新陈代谢断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断裂使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逐渐丧失。[29]在人类与非人类生存的大地共同体中，地球就是公共草场，环境就是公共物品，生产者为了满足消费者欲望而进行的污染式生产最终又把污染毫无保留地还给了消费者。这里有两个“罪孽深重”的参与者：生产者和消费者。

二、经济学视角对生态危机的解读

1．经济人假设与生态危机

中国有三句古话：“人之初，性本善”,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前两句话是对人性的定性描述，认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去世的时候是好的，出生时充满了对新世界的向往，死亡时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因此这时候最能彰显人性的光辉。而司马迁对“利”的描写，事实上代表了人生的整个中间环节的成长阶段，经济人是人性中最具代表性的风格，这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观点是一致的。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有两层主要的含义：一是人们在做事时总是以利益、利己为前提，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人们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服务时，人们追求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力争从厂家或商家那里少花钱、多分一杯羹。当人们创办企业时，开始追求利润最大化、销售额最大化、资产最大化等。二是人们的这种自利行为有可能对他人、对社会带来好处。比如当消费者购物时，会为厂家或商家创造利润，当企业开工生产时，会为政府带来税收，等等。

事实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是以《道德情操论》为前提的。这些前提在只重视利益的经济人面前软弱无力，最终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可以认为，生态危机的全面爆发，其思想根源即是经济人假设。

2．生态危机的根源：个人有限欲望与组织无限欲望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在消费、生产、阶级关系方面有三大表现。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的表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趋于缓和，因为自从1936年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的思想以来，现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采用政府加市场的混合经济模式。同时，工会的成立、员工持股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切实缓和了劳资矛盾。

但是，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者购买力缩小的矛盾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处在了全球化的世界，所以从现象上看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单个人和一群人（组织）的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单个人和一群人都遵守法律、诚实守信时，这种差异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当单个人和一个组织存在违法行为时，其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多数情况下，单个自然人对违法后果承担无限责任，而法人组织只承担有限责任，这也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含义。由于惩罚机制大相径庭，法人就有更多的动力去违法，特别是针对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由于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其污染成本容易转嫁给社会，同时政府对税收和就业的考量也降低了对污染企业惩罚的力度，使得企业对违法行为有恃无恐、生态问题逐渐淡出企业家的管理视野。最终经济人假设导致了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可以说，亚当·斯密是社会财富创造的鼻祖，也是生态破坏的鼻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面前环境恶化成为必然。

国家环保局自然保护司前司长杨朝飞（1998）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就受到世界的高度赞誉，在抑制生态退化的趋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我国生态环境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甚至一度赶不上破坏，这些问题十分严重。[30]

张晓琴（2004）认为，目前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趋严重，使得全球生态政治运动逐渐兴起。要解决当前国际环境问题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相协调，使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方式，就是实行生态政治的相关理念和措施，生态政治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31]

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往人类的思维方式实质是一种功利型的思维方式，即只重视短期利益，进而使得生态遭到破坏、生态危机加剧。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必须进行革命性改变，必须实现由功利型思维方式向互利型思维方式的顺利转变。[32]

当前，生态危机具有全面性、复杂性、系统性和不可逆性，其本质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四大逻辑”——二元对立逻辑、同一化逻辑、进步逻辑和最大化逻辑的影响下，人类对自然的扩张过于迅速。因而，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处理好环保与生态改善、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当代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的有机关系。同时，必须实施现代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世界性过渡。[33]

刘卫华（2012）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从政府与市场博弈的视角分析，指出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缺失、信息不对称三大因素使市场主体变得越来越贪婪。而政府的监管变得越来越缺位：对生态的公共物品属性认识不足，造成生态管理缺位；绩效考核的“唯GDP论”存在缺陷，造成生态保护激励不足；“以罚代管”造成生态监管乏力，使破坏环境的行为屡禁不止。[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