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的穷途潦倒
陈其美英年早逝,使陈果夫的一切希望和理想几乎在一夜间被打碎,不但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远大志向成为非分之想,就是曾经已经计划的出国留学之举也已成为望洋兴叹的美梦!更为凄凉悲惨的是陈其美一死,陈果夫失去荫护,生计顿成问题。其时,陈果夫身体虚弱,疾病缠身,甚至累一点就要吐血,文不能舞笔,武又不能抡刀,肩不能挑担,手亦不能提篮,除了革命,其他方面简直是废人一个。可是,此时的革命党人中,颇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未庄的景象,也有点“不准革命”的味道。原先除了陈其美把他当个人物,其他谁也没有看重他,现在陈其美命归黄泉,无人对他赏识,也没有人再要他革命,更没有人肯拿钱接济他。陈果夫深知上海不是久留之地,只得回到老家湖州,从长计议。
从当初到湖南上学,到南京上学,到上海参加革命,陈果夫跟着两个叔叔在江湖上闯荡,一晃也已10余年时间。此时,他的二叔已经名扬天下;三叔固然比不上二叔,到底也还当过清政府军咨府第三厅厅长,民初出任过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等职,算得上名动乡里。现在两位叔叔都已经混得四乡扬名,独陈果夫功不成,名不就,学无业,官无着,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地回来,不用说四乡近邻看他不起,就是他自己亦觉面上无光。特别是陈果夫因一无所长,对家庭又毫无贡献,却要白吃白喝,天长日久,就连老爷陈其业也有点看他不起了,觉得他百无一用,真是愧对先人。陈果夫本是心高气傲之人,现在穷途末路,英雄气短,心寒齿冷,真是诸事都提不得了,从此知道人生在世,不能一日无权无势。好在陈果夫的夫人朱明不但毫无怨言,反加倍体贴温存,甚至拿出自己的私房积蓄来贴补家用。最为落拓的时候,陈果夫如果要到上海走走,自己竟筹集不到分文,家中亦无余钱可以资助,只得向当时同样落寞潦倒的蒋介石伸手要一点川资,才能成行。
一晃年余,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感到女婿这样下去,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从上海去信湖州,劝陈果夫到上海经商,并要他选择一个行业,以便由岳父大人代为筹划安排。陈果夫当了几年革命党人,心事已野,本无心经商,但现在潦倒到这个份上,诸事都阔不起来,想想也只有经商一途。于是,复信同意,要求先到金融界碰碰运气。理由自不用说,岳父是金融界领袖人物,各方面都要买他点面子,安排一个好的位子,当不是难事。再则,金融是商业中枢,银行业是上海新兴行业,收入颇丰,前途远大,等等。朱老先生接信后亦予赞成,岂知事后不久,陈果夫便反卦,提出不去银行,要去钱庄做事。理由亦很简单,认为银行制度及运作方式是开放式的,一切都可以从书本上进行学习,而老式钱庄是封闭式的,唯有亲身实践才能有所了解。他就商于蒋介石,蒋同样认为中国的钱庄比外国引进的银行制度好,而且认为老式钱庄可以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进行掩护,如此一来,陈果夫更认为非钱庄不可了。
于是,经岳父大人安排,陈果夫于1918年5月到上海后,进入上海晋安钱庄当助理信房,月薪8元大洋,业务是收拆并处理各式信件。在当时青年人纷纷向往银行业的形势下,陈果夫却走进了日益没落的钱庄,实在是大出一般人的意料,连朱老先生也表示费解。这一方面说明了陈果夫在本质上不是个追求时尚的人,他的保守性格与守旧观念,都与他的教父气质极吻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钱庄世家的传统对他的强烈影响,陈果夫祖父陈延祐在弃儒从商后,进入的就是钱庄,父亲陈其业也是从事的钱庄典当业,二叔陈其美亦是长期在典当行当学徒。陈果夫长在这样一个从事钱庄业的世家,对钱庄自然有一种亲切与偏爱的感受,事实上,陈果夫自进入钱庄后,很快就入了门,就是最好的证明。陈果夫对钱庄从事兑换货币,办理存款,放款业务的微妙之处,早已耳熟能详。加之陈果夫聪明过人,悟性极高,心思缜密,对诸事善于揣摩体会,总结经验。故时间不长,陈果夫不但掌握了信房的业务,而且通过从旁观察钻研,对钱庄业的整个运作流程亦有相当了解。不久,陈果夫升任代理信房的工作,月薪增至12元大洋。这时,陈果夫的个人生活虽有相当改善,但因要接济正在上学的陈立夫,贴补家用,以及同事朋友的人情费用等等,终觉得洋钱的收入速度赶不上支出的速度。不得已,陈果夫搞起了“第二职业”。他看准了一个机会,向别人借了1000两银子作本钱,做了一笔大买卖,不出三个星期,1000两银子按时还讫,还净赚600两银子,陈果夫的经商天赋与理财奇才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当陈果夫从家乡湖州来到上海闯世界的时候,正是孙中山在西南的革命活动再次受挫的时候。当时,各省军阀勾结起来迫使他辞去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护法”运动归于失败。从1918年5月开始直至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并被推为大总统期间,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相对沉寂的一个阶段。许多革命会党的重要人物流落上海,无所事事,终日耽于酒色。特别是浙江籍同盟会中的一些显要人物如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原先在陈其美生前他们都奉陈其美为首领,自成一系,无论在整个革命党人中还是在同盟会内部,都显得非常活跃,尤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他们拥有极大的影响和势力。可是,自陈其美去世后,他们顿失重心,一时无所依傍,要他们自己另开创一番霸业则显得底气不足;孙中山对待他们又不像对陈其美那样倚重。况且,他们的自命不凡,狂放不羁,待价而沽,孤芳自赏的要价手法,似乎也妨碍了孙中山对他们才华的认识,使得他们因不为人所重而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一时在沪上声色犬马,消磨时日。
陈果夫来到上海后,虽然与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尚无深交,但是他以陈其美之侄的身份,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关照和提携。特别是蒋介石,因陈其美的关系,他简直是把陈果夫当作自己的子侄辈来看待,处处加以照拂。由此,陈果夫开始跻身于他们之中,并日益受到张、戴、蒋的刻意培养和器重。“恒泰帮”亦由此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