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

国民党三全大会后，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虽有一部分元老派为之附和捧场，但也遭到党内首席元老派胡汉民强有力的抵制。胡汉民是蒋介石与陈果夫共同策划的“以元老派攻元老派”的一张王牌，经蒋陈全力拉拢，于1928年秋来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并进一步在三全大会上形成了蒋胡合作体制。但是，蒋、陈拉拢胡汉民的目的，只是为了用他做挡箭牌来对付汪精卫，并不是要分权于他。如果胡汉民能识相，甘心当挂名不问事的“胡阿斗”，则蒋、胡都皆大欢喜了。哪里知道胡汉民的领袖欲与权力欲也是很强的，某种程度上并不比蒋逊色多少。胡汉民自任立法院院长后，不但企图以立法形式来限制蒋的权力，而且进一步与蒋开展争夺党权、军权的活动。尤其是党权，因三全大会上，党务大权已经明确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胡汉民硬要插上一脚，必然要与陈氏兄弟产生剧烈的矛盾。胡汉民公开说：“我一方面是尽忠职守，努力立法，同时对于党务政治，也尽力所及，设法改进。”为此，凡是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有什么会议，无论请与不请，他往往都要出席参加，并且大讲他的一套理论。他甚至通过组织党务审查委员会，借审查之名，对陈果夫建立起来的各省市党务指导员进行撤换，另派自己的亲信充实进去。

胡汉民的这个做法，无疑是在挖陈果夫的墙脚了，以陈的资历、声望、地位，当然都还不敢与胡汉民公开抗衡，但是，陈果夫有自己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陈果夫手中。于是，他叫这些特务们暗中对胡汉民系的亲信干部进行监视，对不肯服从蒋、陈指挥的人，则予以警告威胁，必要时则下以杀手，以儆效尤。胡汉民手下网罗的一些人，大都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哪里敢提着脑袋跟着胡汉民反蒋。于是，有点骨气的也许给胡汉民上一个辞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潇洒地走开了；没有骨气的，则甘心做了陈家党的帮凶，暗中为陈果夫工作了；也有一些人为了混一碗饭吃，不得已或左右逢源，两面讨好；或三缄其口，两面不得罪，这种人表面潇洒，其实终日像走钢丝一样，要在胡、蒋之间保持平衡，倒也颇为不易。

开始阶段，胡汉民与陈果夫还只是各自在暗中使绊子，双方挖对方的墙脚，尽量在表面上维持一种团结与尊重，以便不公开撕破脸皮；然而时间一长，积怨一深，双方就顾不得什么绅士风度与名流体面了，而是公开斗法，以蛮力进行对抗。1930年，蒋、冯、阎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蒋介石大部分时间要在河南前线指挥战事，这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些重要会议与中央政治会议大都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但是，每次研究重大问题，需要作出或已经作出议案时，陈果夫或陈立夫就公开表示：“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这样一来，议案作出不作出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需要请示蒋介石，蒋如果不同意，这个议案也就到此为止，寿终正寝了。于是，胡汉民常常拍案而起，愤而离开会场。有一次，胡甚至以极其尖刻的语气挖苦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不无小补。”话说到这一步，尖刻尽管尖刻，但是书生不敌强权，古今同理。

更为可笑的是，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企图借一部约法实现当总统的野心，竟被蒋介石派了几个丘八将其扣押起来。立法院长主持制定法律，大概总要想到如何首先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这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例外。但是，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只因中国的立法院长说了几句他不怎么爱听的话，就把立法院长关了起来，这真是亘古未闻的笑话。不过，蒋的这个近乎恶作剧的举动，代价实在太大了。于是，蒋胡合作体制死亡，全国各地的反蒋派系再掀新的反蒋狂潮。1931年5月，所有汪派、胡派、桂系的领袖们都赶到广州，参加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非常会议，研究如何团结反蒋的问题。

陈果夫在南京得到广东将召开非常会议的消息，当即从南京中央党部里挑选了一部分精干、机警的工作人员，如干事梅嶙高、胡利锋、刘梅、翁平等人，自称是反蒋分子，因在南京中央党部不受重用，特地赶到广东参加非常会议。按照非常会议的规定，凡从南京中央党部离职，起了所谓瓦解国民党南京中央作用的，一律按原职酌量提升任用。这在广州非常会议发起者的本意，原是对南京中央党部的一种攻心战术，并且看到果然有一批中央党部的分子来投诚，自是非常高兴，不但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反而将他们安排到非常会议和四全大会筹备处工作。这些人以梅嶙高为首，在会议中间大搞情报活动，及时向陈果夫报告。梅嶙高等人竟在会议期间，邀请所有从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到广州参加反蒋运动的人叙餐，餐后竟来了一次恶作剧，请大家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字：“南京中央党部来粤工作同志摄影”。梅嶙高派人把这张照片送回南京交陈果夫，当作一件铁证，对所有离开南京中央党部到广州参加反蒋活动的分子，记录在案。宁粤合流后，这些人都被陈果夫下令拒之门外，长期失去工作。

广州非常会议后，宁粤对立虽已形成，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达到用武力解决

的地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与陈果夫请出南京的原西山会议派主将张继以及蔡元培、陈铭枢等人，到广州向汪精卫转达宁方关于和平结束“党争”的呼吁，并由张继通过广州的西山会议派主将邹鲁等人从中进行斡旋，终以“停战议和，共赴国难”的口号，得到宁粤双方的认同。于是，胡汉民被释放，宁方与粤方的代表人物及胡汉民等人共同抵沪，出席于1931年10月2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会议期间，陈果夫利用张继与邹鲁为宁粤双方五名和谈代表之一的有利因素，纵横捭阖，继续在宁方的幕后进行策划，打出“团结御侮”的旗帜，向粤方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宁粤合作的先决条件，并在暗中进一步分化瓦解粤方力量，重点是拉拢粤方的主将邹鲁等人，以元老派的资格为蒋介石说话，压低汪精卫的价码，同时化解胡汉民的怨愤情绪。

陈果夫的“攻关”活动很快产生明显的成效，“和平会议”期间，邹鲁的态度发生了九十度的大转变，针对一部分粤方代表仍然坚持蒋介石必须宣布下野的条件，邹鲁公开站出来为蒋讲话，他说：“如若要他（指蒋介石）完全下野，可说没有理由，因为既是团结合作，就不该再分彼此，否则你上台的时候我打倒你，我上台的时候你又来打倒我，循环往复，国与民均受其害。所以我认为主张蒋先生应该下野的，简直等于造成将来纷争的根源，而在外侮日增之情形下，不该有这种现象。”邹鲁不但是西山会议派的主脑，粤方中央执监委与广州政府内两个五人常委之一，而且他在广东各派势力中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邹鲁的态度给“和平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全国各界人民要求结束“党争”，一致抗日的压力下，也在西山会议派及许多爱国进步人士的一致推动下，蒋、汪、胡等实力派领袖不得不相互做出一些让步，于是宁粤双方达成协议：各自在所在地召开四全大会，决定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为160名，选举时以一、二、三届中委112人为基础，不足48人，由双方分别补选24名，互相承认。由于邹鲁等人的反对，会议对蒋介石的去留问题没作出最后决定。后来由于蒋、汪、胡在宁、沪、粤三地分别开过四全大会后，蒋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决计先退一步，才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

四届中央由三届中央的80人，一下子扩充到160人（实际上增加到176人），这就使陈果夫的力量在中央全会中所占比例大幅度减少，包办党务一事，当然也就不好再坚持了。陈果夫策划，必须进一步笼络西山会议派的大将，以增强自己的势力。尤其是自上海“和平会议”后，陈果夫与西山会议派之间的矛盾开始缓和，而与国民党内的新派系政学系及黄埔系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激烈起来。为了能够利用元老派特别是利用胡汉民与政学系之间的夙怨，陈果夫决定进一步拉拢西山会议派，通过西山会议派与胡汉民之间的关系，拉胡以制政学系。

首先被拉拢的是邹鲁，因邹与胡汉民关系密切，故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的高干们，对邹鲁十分尊敬。邹鲁亦不惜降格以求，对蒋、陈曲意逢迎，使邹与陈果夫的关系竟日益亲近，在许多问题上与CC系打成一片。为报答邹的依附与投靠，陈果夫推邹鲁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前后达十年之久。有一段时间，陈果夫曾有意运用CC系的力量推邹鲁出任教育部部长，邹初有允意，后因不愿放弃中山大学校长一职，教育部部长一职也就没有再去竞争了。但是，陈果夫一手控制的五全大会上，邹竟一跃而成为中央常委之一，六全大会上继续得陈援助而连选连任。邹亦始终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为CC系捧场。邹鲁长期研究国民党史，1954年在台去世后，身后留有《国民党史稿》、《国民党史略》等著述。

第二个被陈果夫看中的西山会议派元老是谢持。谢持是西山会议派中的长者，比林森还要年长四岁。其人不但长于组织，而且善于交际，对人也甚亲切，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干将。南京“11·22血案”后，谢持是蒋介石重点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分子，谢持恼怒之极，却又无处发泄，自此对蒋、陈是又恨又怕，在参加了北平的“扩大会议”后，谢持患手足麻痹症，长住上海治疗，反蒋的劲头有所减弱。后来虽然抱病参加了由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唱主角的上海大世界“四全大会”，但未闻多少对蒋介石与陈果夫不利的言行，这被陈果夫圈定为可以挽救者之类，先是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运用蒋派势力将其推为国民政府委员，继而指示上海的CC系三杰吴醒亚、潘公展、吴开先等人，拉拢谢去南京，由陈果夫率CC系的一班大将尊之为元老，对国民党的党务移尊就教，态度颇诚。这使谢认为陈果夫并非是想象中的那种“党棍子”与投机政客，对陈果夫的种种怨恨亦开始化解。陈果夫则通过谢持进一步巩固CC系与邹鲁的关系，再由邹、谢等人一起拉住胡汉民，以胡的党国首席元老的霸气压迫政学系分子。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谢亦被陈果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1939年谢因病于成都去世。

第三个被陈果夫笼络的是居正。居正与林森、张继、谢持、邹鲁等五人同为西山会议派五大元老。五人中，邹鲁与居正是政治欲与权力欲最强的人，比较起来，邹还不及居。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与陈果夫对居正是极为警惕的。1929年底，国民党各派系矛盾激化，蒋介石接受陈果夫的献策，为防止居正再次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蒋活动，竟先下手为强，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将居诱骗到司令部扣押，后拘禁到南京“周必由巷”，宁粤“和平会议”时，始被释放，并成为宁、粤、沪各方所看重的人物。在四届一中全会上，居被推为中央九人常委之一，继被选为司法院副院长，成为西山会议派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元老派人物之一。1932年1月，居代理司法院长，同年5月正式出任院长一职，达16年之久。居正在南京任司法院长期间，陈果夫对其极尽笼络之能事，使居正一时受宠若惊，CC系分子也都趋之若鹜，恭奉之极。结果，居正与CC系的关系大为改善。不久以后，在居正的默许与奥援下，大批CC系蜂拥进入司法行政领域，司法界成为陈果夫控制的CC系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林森与张继都是被陈果夫看好的元老派人物。林森是在西山会议派的第二次分化中投奔蒋介石的，在宁粤和平会议期间，由粤方提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因林与胡、汪、蒋各方均没有利害冲突，结果成为三方所能接受的人物。从此，林做了毫无实权的摆样子的“元首”达12年之久，因与陈果夫素无冲突，CC系至少在表面上是尊重林森的。

张继被陈果夫等人拉拢归顺南京政府后，继续出任司法院副院长、中央政治会议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等要职。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拟迁都洛阳，以西安为陪都，经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推荐，张继竟出任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终日奔走于西安、洛阳、北平古道上，一时竟身价大涨。张继有这样的老资格，而且其人特别好斗，自与陈果夫交好后，CC系的大将遵照陈果夫的指示，十分捧他，嗾使他以老资格骂政学系。张继亦甘心被陈果夫当枪使，有时甚至因表演过分而遭蒋的痛骂。1937年以后，张的政治影响渐微，转而长期兼任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与中华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主任职，1946年病故。

除西山会议派的五大元老外，其他西山会议派分子大都也在陈果夫的积极推动下，从南京政府手中分得了一定的权力，得到了高官厚禄。结果，原先反对CC系最力的西山会议派，竟在四全大会后，与CC系的关系最为亲近，有不少元老级人物竟然甘心为后辈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所用，这也说明了陈果夫笼络西山会议派元老们的手法，确有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