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双问鼎

党内反蒋派别涌起的一片抗议浪潮，使蒋介石与陈果夫都感到很头疼，三全大会代表的选举活动在不少地区都陷于停顿，陈果夫素来善用以柔克刚之术，为此，他向蒋建议采取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

首先是宣布延期召开三全大会，并由中常会第183次会议作出决定三全大会延期至1929年3月召开，代表选举办法另行规定。其次，由中常会向各省市党部发出训令，不许攻击中央委员，否则由监委惩戒。11月17日，蒋介石在徐州谈话，强调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决议有不同意见，“亦应服从，断不能因此诋毁中委个人”。另外，由胡汉民与戴季陶等中常委于11月20日，召集到南京请愿的苏、浙、皖、沪、宁等省市指委训话，按陈果夫事先提供的三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实施细则解释第179次中常会决议，希望谅解。

在此基础上，由陈果夫执笔，对代表产生办法做了一些修改，并提交12月7日的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以敷衍党内的反对浪潮。修改后的主要办法是：（1）凡省或等于省之党部，于1929年2月15日以前正式成立，并经中央审查认为组织健全者，其代表可以由党员选举产生；（2）1929年2月1日前，省或等于省之党部未正式成立者，其代表由该省党员依中央规定之选举法，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定加派人数，由省代表大会选举之；（3）县市以下之下级党部，组织尚未健全之省（或等于省），其代表由中央指定之，特种登记不变。陈果夫根据修改后的代表产生办法，主持制定三全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重新提交中常会第187次会议通过，并对各县市代表比例作出详细规定，经中常会第189次会议通过后公布，规定为：党员200人以上者产生代表两名，600人以上者产生五名，以五名为最高限制。

与此同时，陈果夫决定对改组派的少数大头目进行分化瓦解，拉拢其中的一部分人，以换取改组派对蒋派包办三全大会的支持。经陈果夫向蒋建议，由蒋派邵力子去见二届中央执委、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总务部部长王法勤，许诺保证让粤方委员连任三届中委，条件是改组派“维持缄默态度”。改组派虽然拒绝了这笔政治交易，但是也有不少改组派分子在陈果夫的高压与利诱下发生动摇，倒戈投靠陈家党，例如山西改组派头子苗培成与姚大海，甘肃改组派骨干田昆山等人，就接受了陈果夫的收买，以换取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作为条件，出卖了所属的改组派组织。

另外，陈果夫对丁惟汾的大同盟系也采取分化拉拢的策略，向丁惟汾许诺保证当选为三届中央常委，同时对某些省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实行大调动，由陈果夫派人接管北平、天津、河北等省市党部，压北方的大同盟系妥协。

在陈果夫的这一系列锦囊妙计实施后，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北方的党潮逐渐低沉，他们由抵制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与圈定争取党员权利为中心转到地方党部内部争夺代表提名资格的争吵，接着在改组派控制的一些省市与地区党部，也开始出现分化瓦解的现象，有的甚至公开向蒋系投降，反过来大骂改组派的人，以表明他们与改组派划清了界限。但是，由于改组派上层人物的政治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他们并不罢休，决心将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的运动进行到底。同时，蒋介石与陈果夫自从对抵制三全大会的势力进行了分化瓦解后，也决定不再作任何让步，决心把三全大会包办到底。于是，蒋、汪两大派系围绕三全大会代表产生的问题展开了新的斗争浪潮。

在这期间，陈果夫加紧了三全大会的筹备活动，到1929年3月，代表的选举工作已基本结束。根据修正的选举办法，有条件的省市可以选举代表，条件是结束登记，建立党部，中央核准。实际上三全大会前符合这种条件的省市很少，已登记结束者只有六个特别市，六个省，四路；另有19个省市还未完成登记，即使已完成登记者多数也未建立党部。这样，能够选举代表的省市为数无几。据第199次中常会决定，仅有南京、广州、上海、广东三市一省有资格选举代表，选加倍代表由中央圈定的有江苏、浙江等八省市，河北、四川、北平、天津等19省市以及特别党部代表为圈定和指派，根据这一选举办法选出的代表共459人（包括列席代表60人），其中中央委员54人为当然代表，又其中指派代表210人，圈定代表122人，选举代表73人，指派与圈定占代表总数的80％。

在三全大会即将开会前夕，改组派进一步加强了攻势。1929年3月11日，改组派三巨头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率汪派的14名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蒋记国民党中央指派与圈定三全大会代表，“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并且“百分之八十的代表为中央所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他们表示“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这篇由汪精卫领衔且号召力极大的《宣言》一出台，各地的改组派及不少国民党党部便群起响应，于是，又有了南京“三一四事件”的发生。

3月12日，中常会第204次会议批准南京市党部于14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会前在各区党部选举这次代表的代表时，在当选的60多人中，改组派竟占了30多个，超过了半数。因此，改组派代表于会前策划，准备在会上掀起一个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运动。为了不致引起陈家党的注意，事先推举接近改组派但不是改组派会员的大同盟分子廖维藩担任大会开幕式的临时主席。然而，廖临事畏惧，不肯担当，于是改推谷正纲担任。

3月14日，南京市党员代表大会在旧夫子庙贡院内大礼堂开幕，虽然改组派控制了大会，但陈果夫事前对改组派的阴谋亦有所察觉，并指示陈立夫于暗中进行布置，派出一部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分子混入会场，以便监视和伺机破坏。大会开始时，谷正纲在开幕词中便迫不及待地喊出“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接着便有改组派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陈果夫与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的亲信方觉慧、施裕寿、李永懋见状，当即群起闹事，围殴谷正纲等人。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外面的一批打手则趁机冲进会场，对改组派分子大打出手，结果会场中改组派的头目谷正纲与陈家党的头目方觉慧都当场受伤。与此同时，二陈事先调集的军警马上包围了会场，以“捉拿共产党”为名，冲进会场，把谷正纲等七名改组派分子逮捕，于当天下午用大卡车押到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送交中央党部。当天晚上，陈果夫召集南京市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与被逮捕的改组派分子一起，进行开导。同时组织一批陈家党的成员与黄埔学生到中央党部大礼堂外面进行请愿，要求中央党部“严办凶手”，借以施加压力。此外请出蒋介石对改组派的这些阶下囚进行训话，大骂改组派的行为，并当场宣布撤销谷正纲的职务。蒋训完话后，陈果夫与段锡朋又轮番劝导一番，才同意把他们放出。当谷正纲从中央党部被放出时，早已等候在外面的陈家党的成员与特务分子准备把他架走处死，经闻讯赶来的一批改组派分子援救，才把谷抢出，并连夜送到上海隐藏起来，方免于一死。从此，谷正纲成了改组派的红人。

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经蒋与陈果夫严厉镇压，终致归于失败，这是汪系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最后一次出击。

3月15日，经陈果夫精心筹备、蒋胡合作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开幕式的正式代表仅210人，有123人从未到会。不到会者除汪系与桂系外，还有冯玉祥、于右任、林森、陈铭枢等军政要人，会议气氛还笼罩着“三一四事件”的阴影，因而显得十分紧张。

三全大会是蒋介石与胡汉民两大派系合作的大会，但是，会上真正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陈果夫的崛起。会议由胡汉民致开幕词，蒋介石、谭延闿、何应钦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报告，陈果夫则代表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作监察报告，先后通过各种决议25项。

会议自始至终控制在陈果夫手中，并且按照陈果夫设计的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建立了三届中央领导机构，形成了蒋介石—陈果夫合作的国民党主流派体制。

打击一批的主要对象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与李宗仁的桂系。会议决定开除改组派大将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对汪精卫进行书面警告；并同时开除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及李济深的党籍。针对党内发生的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风潮，陈果夫等人在修改后的党章中进一步增加了强化党纪方面的规定，提出“党员不得有小组织”，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中央监委有“惩处党员之权”等。

拉拢一批的主要对象是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张继、居正、林森等人被恢复党籍，继1926年邵元冲、叶楚伧、戴季陶加入蒋系后，这一次林森、张继相继加入蒋系，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从而形成了蒋胡与西山会议派合作的局面。

提拔一批的主要对象是陈家党的新进分子。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为60人，其中委员为36人，候补委员为24人，与二届中央执委人数持平；三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为20人，其中监委为12人，候补监委为8人，亦与二届中央监委人数持平。因为二届中央执监委中有15名共产党委员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又有改组派及桂系的10数名中央执监委员被拒之三全大会门外，仅这两部分人退出后留下的空间就达30人左右，因此三届中央执监委的人事安排本应不成问题。但是，陈果夫为了能在三届中央执监委中确立陈家党的主流派地位，不惜利用手中掌握的包办大会选举的权力，把陈家党的大批新进分子拉进中央领导机构，而将本来可望跨入中央权力圈的一批大同盟分子踢出中央执监委门外，这就引起了一部分非蒋派系特别是大同盟系的强烈不满，并且借机在大会期间闹事。

如果从资历或从声望上来说，大同盟或一些相似的地域小派系组织均不在陈家党之下，正是在这样的期望之下，当时，黄河流域的派系组织民主大同盟的头子王宗禹等人，河北省的派系组织新中学会的头子童冠贤与张清源等人，江浙一带的派系组织实践社的头子周炳琳等人，江西省的派系组织AB团的头子段锡朋等人，也都是抱着极大希望竞争中央执监委员的。谁知后来公布的提名结果，陈家党中除陈果夫外，不但陈立夫、曾养甫、张道藩、余井塘等新贵榜上有名，而且湖北有方觉慧、江西有程天放等后生小子，却居然没有段锡朋、王宗禹、童冠贤、张清源、周炳琳等地域小派系的一代宗师。况且段锡朋的疯狂反共以及在南京特别委员会期间的拥蒋上台，童冠贤及张清源在北方为国民党秘密做北洋军阀的工作等都是立有大功的，现在蒋的天下打下了，坐天下却没有他们的份，反倒让陈家党的那批无名小子们坐享其成，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具有相似遭遇的段锡朋、王宗禹、童冠贤、张清源、周炳琳、焦实斋、何思源等12名代表，痛恨蒋的私心自用，分配不公，决定联合起来大闹会场，攻击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包办大会代表选举，在与陈家党的党羽们争吵一番后相率退出大会，企图拆三全大会的台，压蒋让步。

岂知他们根本不了解蒋的脾气历来是吃软不吃硬的，况且三全大会这一台戏，历经磨难，方始开场，岂能轻易让他们拆台。于是，蒋表示强硬态度，坚定地支持陈果夫，并且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指派些代表补充这些退席者，终于按照陈果夫提出的原定方案，完成了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的选举。最倒霉的是何思源，因为据戴季陶后来告诉他，本来中央执委中已有他的名单，由于他参加闹事，故被陈果夫向蒋参了一本，蒋一怒之下，也将何的中委名单取消了。

在随后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与上升。先是被推为权力很大的九常委之一；继而在建立中央党部机构时，蒋介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继续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再次是陈立夫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以他当时不到30岁的年龄以及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声望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了。

陈果夫在三全大会上，不但当选为中央执委、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代部长，而且在这前后又先后兼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常委、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等党政要职；其弟陈立夫也当选为中央执委、中央秘书长，并先后兼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常委等党政要职。兄弟俩同掌中央党部大权，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手下，聚集了一大批由他们一手培植和提拔，与他们同气相投、同命相连的党羽，这些人蜂拥进入权力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势力很大的陈氏兄弟派，其政治能量足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走向与内部派系斗争的力量平衡，以至在三全大会后，“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已得到党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的一致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