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节录）

■（2011年3月2日）

“两会”花多少钱

美国之音记者：我想请问发言人，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我很少在这个会议上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不确定，既要保持大会顺利进行，够满足会议需要，又要尽量节约，我想钱还是不少的。请允许我会后一两天内给您发个邮件告知您。[7]

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可处死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请问新闻发言人，近些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从牛奶、面条，再到鸡蛋、大米等，给广大人民群众制造了一定的恐慌，甚至给某些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局面什么时候能控制，老百姓吃得放心的这种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赵：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台了一项很引人注目的法律，也就是关于法律的修改，废除了十几种死刑罪，但是增加了一种大家十分支持的死刑，食品犯罪最严厉的可处死刑，说明中国政府各部门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必须在法律情节上更加严厉。

食品安全犯罪可处死刑是一种威慑，更重要的是和食品安全有关的各部委更要加强日常工作，他们正在这样做。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工商部门正在加快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对打假和对消费品质量监督力度也在加强，加强食品流通环节监管。但是也会有少数不讲诚信、丧尽天良、不惧怕法律的奸商，还需要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在座的各位也都有监督的责任。

我们的公共外交是向世界说明中国

人民网记者：前不久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原主席李查德·卢格对中美公共外交进行了对比，他说中国目前的公共外交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您对此有何评论？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全国政协在公共外交方面的主要工作。谢谢。

赵：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原主席李查德·卢格说中国的公共外交发展很快，要超过美国了，其实我们公共外交花的钱、做的事才刚刚开始，并没有超过美国。公共外交在中国并不是刚刚开始，以前我们的民间外交都做得很好，只是公共外交这个词汇最近被大量使用，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对外国公众说明本国情况，以取得外国群众对本国的理解和支持。在早期的公共外交中，广大的公众是受众，以电台、电视或其他的方式对外国公众讲解，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间往来的方便，互联网的发展，公众现在不仅是受众，也成了公共外交的参与者。

在中国，公共外交有三方面来参加，由政府主导，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精英人士是中坚力量，普通公众也适当参与，这也是外交的基础。各国公共外交的定义大同小异，但做法却大有不同，有的大国的公共外交气势汹汹，要说自己的国家多好，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甚至干涉其他国家。而中国与此不同，我们是向世界的人们说明中国自己，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内外政策，回答人们对中国的疑问。中国近两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都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大舞台，不仅中国利用这个舞台表达中国自己，外国人也利用这个舞台来表达他们，而我们政协在这个当中，做了很多事前、事中的研究工作。

我们还办了《公共外交季刊》，每期目前发行1万份以上。我们举行了“21世纪论坛”，邀请了一些国家的重要人物进行了国际研讨，来表达中国，倾听他们的意见。我们还多次在北京、上海召开了公共外交的研讨会。

政协把研究、普及和实践公共外交作为一项任务。我们有这样的基础，政协已经同世界上128个国家、239个机构、13个国际或区域性的组织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附：赵启正说到做到，让谁羞赧？（节录）

王石川

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7日中午，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通过手机短信将这个数据告诉了一位记者。在3月2日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记者曾经问过大会发言人赵启正这个问题，当时赵启正表示会通过邮件或短信回复他。（3月9日《北京青年报》）

“君子重然诺”，赵启正答应记者“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去年政协全体会议花费）”，未几便说到做到，这一点令人钦佩。当然，身为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说到做到应该是基本素养，而告知记者（公众）会议花费也是其职责，但在“我无可奉告”成为流行语的现实语境中，不仅不回避会议花费，而且作出承诺，且践诺，确乎需要一定勇气。

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却释放了令人欣慰的信号。多年来，两会到底花费多少，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正因为无法获取准确、权威数据，坊间议论纷纷，产生了多起猜测版本，并由此质疑举行两会到底值不值的争议。诚然，全国两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重要性决定了不宜简单地拿成本说事，但是在“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已经成为上下共识的当下，追问两会花销颇有必要，一方面凸显了民众强烈的知情诉求，另一方面也表明公众具有积极的成本核算意识，希望税钱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花得值。而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应记者要求，公开会议花费，同样具有积极意义，既体现了接受公众监督的自觉，也潜含了对纳税人负责的意识。

赵启正说到做到，让谁羞赧？对公众负责，就应该多晒一晒账本。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现实中，不少部门被问及账本时，不是像赵启正那样坦诚，更遑论说到做到、马上就晒账本，而是要么恼羞成怒，要么打太极。

我们还看到，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在答复中还表示，根据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全国政协办公厅收支预算可在互联网查阅。笔者查了查，确实如此。当然，有网友认为5900万元这个数字过于笼统，不够详细，只是简单地说明这些开支“包括了会议期间委员、工作人员及各项会务、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花费”，诚然，将花费的精确度定格在5900万元这个巨大的整位数，确实有粗疏之嫌，而且也没有将每一笔开支的详细数字具化出来，但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丰富，相关部门必然推出一个更详细的账本。

此外，还需要厘清的是，尽管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与政府部门不同，但是无论是哪个部门，无论如何定位、扮演着何种角色，只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底线，就应该公开账本，因为其花销来自公众的纳税钱。而且，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动”。满足公众的这四项基本权利不只是政协的事，也不只是人大的事，也是政府部门的事。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3月9日还有一则消息，财政部表示：今年将公开中央部门“三公消费”。可以预期的是，公共财政必然向透明财政转化，笔者认为，透明既意味着总数的透明，还意味着具体细节的透明，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王大成委员所称：“从不公开到公开，从特例式公开到制度化公开，从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从粗线条公开到相对细致的公开……‘国家大账’晒在阳光下，体现了财政透明度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