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之路

■（2017年4月21日答阿拉伯班专题讲座进修学员问）

沙特学员：城市发展是更多依赖外国投资还是本国政府资金的投入？上海、浦东的发展规划是外国人设计的还是中国人设计的？中国证券交易所中的交易是否有什么限制？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在浦东的开发与开放过程中，外资投入只占17%。国内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外资投入则主要集中在宾馆、工厂等的建设方面。

一方面，中国政府的投资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政府投资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不同，在中国，地方法律与中央的法律是统一的、一致的。中央对地方的规划有指导意义，地方重大投资项目的开展需要得到中央批准。上海在这一方面比较有经验，所以中央政府对上海吸引外资这一块的审核较为宽松。但部分欠发达地区所申报的项目合理性不足，中央就会予以制止。

浦东发展规划是中国自己提出、论证和完成的，但是我们开过很多次国际研讨会征询意见。一些项目是国际招标完成的，如一些摩天大楼、艺术厅馆和医院。但是中国设计院作为顾问参与其中。

中国证券交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其全部规则。它符合国际惯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有过修订。

利比亚学员：您提到，中国按照吸引外资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法规。但是，一个国家的身份归属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赵：我们讲的“开放”是有标准、有限制的开放。例如，我们坚决反对西方的夕阳产业、没落产业进入中国。由此，我们必须学会分辨，认清哪一部分产业属于夕阳产业。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预计当时的电视显像管，相比正在开发的液晶显示屏，就是夕阳产业，我们就谢绝了此类投资，尽管当时在中国还有较大的市场。还有一家外国的造纸厂希望在上海建厂，我拒绝了，因为我清楚，该厂在上海开展生产会造成水质污染；同时，造纸业也并非高科技产业。面对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公开两张清单。第一张是优先引进产业清单；第二张则是负面清单，专门列出我们无须引进的产业，例如钢铁、普通汽车等行业。这两张清单会很长，相应的工作效率也会低一些。但是我们要牢记的原则就是：夕阳产业不要，污染环境的不要，与中国已经发展较好的产业发生冲突、对中国市场造成冲击的不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强调百分之百中国生产，这是很笨的。如果中国养羊的成本比澳大利亚高，我们就应该去买澳大利亚的羊毛。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给中国原本的牧羊人新的职业。

上海也放弃了一些传统产业，上海的纺织业曾经是几十年的支柱产业，但是除了进口外，也要从新疆购买羊毛，从山东购买棉花，于是上海关闭了许多纺织厂。而新疆和山东的纺织业有了新的发展。

摩洛哥学员：在实现市场经济的路上，中国做出了哪些艰难的决定？中国如何维持供需平衡？

赵：中国有过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所以在改革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不熟悉市场经济，于是中国开始了学习的过程。我们派人去国外进修，政府派代表团去国外访问。我本人去过六十多个国家考察访问，就是为了了解其他国家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有：

1.国有制股份改革——这一点最初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实际上，某些行业（如百货、日用品和许多服务业等）适于私营，某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飞机制造、国防工业）等，则更适合国营发展。

2.物价改革——曾经中国的物价是由国家统一计划，但这实际上非常不合理，因为供不应求会导致地下交易的出现，造成一种商品两种价格的局面。于是中国政府决议将统一调控物价改革为市场定价，国家仅仅由供需规律调控少数物资的价格（如石油）。

3.引进外国企业——有三种方式：一是中国股权，外国专利；二是中外合资，一方控股；三是纯外资企业。

4.为职工提供社会保险——原本每个城市的社保制度不同，现在有了社会保险，职工退休后可以获得养老金。过去曾经是企业付给员工养老金，如此，为了退休职工养老，企业就无法破产。当时的中国是没有破产法的，这样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改革的确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广大职工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

阿联酋学员：如果价格不稳定，政府是否会进行调控？

赵：中国政府会通过政策杠杆调控市场。政府会对某些与民生相关领域（如房地产等）的物价进行调控。

巴勒斯坦学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中国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中国目前的发展仍不全面，您在讲座中也提到，目前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那么政府和党如何处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曾经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那么我们现在是否是要开启“中国化”的时代？

赵：“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我们倡导跨国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哪一个政府单方面的行动，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家、民间等多个层面加强合作。中国愿意在“一带一路”上付出自身的努力，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我们特别愿意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开发区建设等。我们可以提供已有的成功经验和设计标准，或许还可以提供一定的贷款。

我不久前在肯尼亚，调查了“一带一路”的铁路项目（蒙内铁路）。我了解到，肯尼亚对中国的高速铁路并无需求，120公里/小时的标准铁路就可以满足需求，这样就能够将成本合理化地降低。中国的倡议不是中国出主意，然后径直就去做，而是希望各国通过商议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所以，“一带一路”是一个提倡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倡议。在合作的过程中，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

有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的做法是将富裕地区的税收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完成这一调控过程。发达地区多交税，贡献给落后地区。中国还有富裕城市和落后城市之间结对子的项目。

全球化并不是美国化，我们反对美国模式的全球化。您的问题非常有深度，提醒我们要警惕“美国化”的全球化。美国模式并非普世道路，不适合全世界。当然，也不适合中国。

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中国化”。中国没有扩展中国模式的想法，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扩展的野心，从来没有殖民地，也没有主动进攻过哪个国家。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倡导和平、和谐，不喜欢发生冲突。这一点与美国有区别，甚至相矛盾。我们尤其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的报纸对中国往往不够友善。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自信。浦东在二十年前也不被看好，但今天浦东的成就举世瞩目。所以，信心是成功的基石。

索马里学员：中国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科技等方面都值得索马里学习。请问您对索马里的发展有何建议？发展过程中最应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赵：改革需要良好的环境。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内环境。一个国家的国际环境是自身无法完全左右的，只能通过合理的外交政策对此进行改善。但对于改革的推行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国内政局的稳定。如果国内宗派斗争不断，政治人物彼此攻击，改革就很难实行。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例如，在网络上挑拨民族关系，编造经济谣言的人，号召不正当游行的人，政府要及时给予教育，乃至判刑。

约旦学员：在浦东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的就业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赵：浦东的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但他们缺少在城市生活的必备技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培训新的生活技能，并同时发放补贴，安置房屋，给他们的第二代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仅凭农业知识无法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农民从农村搬迁到城市，而是帮助农民知识化的过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养好老年人，并让年轻人去学习。浦东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矛盾，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问题，社会就出现混乱，开发就会遇到重大障碍。

苏丹学员：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如何保护自身的利益？

赵：社会的发展终归是不平衡的。浦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坚持只引进科学技术先进的产业。如果引进了普通的产业，与当地市场产生了冲突，则一定会对本地的就业市场造成冲击。在此过程中，一定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引进先进工厂，原来的落后工厂就会停产，很多工人会暂时下岗。对此中国政府鼓励成立中外合资的工厂，并鼓励工人转行，尽力保障工人的生活。中央政府的威信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只有中央领导有力有方，地方政府积极配合，才能平衡吸引外资与维护自身利益之间的关系。

沙特学员：科技转型与失业率、大人口基数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

赵：新行业的出现必然会造成一部分人的失业。对于这一问题，解决的办法则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是最需要人的行业。例如电商阿里巴巴公司、淘宝网就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另外，设立养老院、托儿所等，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阿尔及利亚学员：请问浦东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与外商的权利占比如何？

赵：在此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股份占有的协商，由股权决定权利。中国人喜欢商量。通过充分商议，双方让步，就可以达成一致，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