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对名分的情义
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体现为不让自己的名誉受玷污。这种“情义”由一系列品德和行为构成。在西方人眼中，它们可能互相矛盾，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却是统一的。这类义务并非报恩，不是“恩”的范畴，与受恩于他人无关，只是为了自身名誉。其内容包括：遵循社会等级制的各种礼仪规范，“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痛苦具有忍耐力，能在各方面维护自己的名声。这种“情义”还要求当事人有消除诽谤，抵御侮辱的能力，因为他人的诽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昭雪”。如有必要，甚至可能报复诽谤者或者自杀。除了报复和自杀，也可以选择其他方式，但决不能置之不理。
日本人将对名分的“情义”描述为报恩范畴外的“情义”。这只针对“情义”的分类，并非指“对社会的情义”，即对善意关切的回报。“对名分的情义”明显包括报复行为。在西方社会，人们将上述二者归类到“感激”和“报复”这两个对立的范畴，但日本人对此持无所谓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一种德行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也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蔑视的反应。
日本人认为，正派的人不管是对恩情还是对侮辱，都要有强烈的感受，并要认真“回报”。美国人会将两者区分，将一种行为称为侵犯，另一种行为称为非侵犯，但日本人不这样。日本人认为只有“情义”外的行为才是侵犯。只要能够遵守“情义”的规则，为自己洗刷污名，就不是侵犯行为，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算旧账”。日本人还认为，如果受到侮辱、诽谤和失败后，不实施报复等行为，“世界就不会安稳”。正派的人必须努力使世界平衡，这是人性的美德，而非罪恶。就像日本人把感谢和忠诚联系起来一样，西方人也曾把对名分的“情义”视为道德。这一行为准则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意大利，曾风靡一时。
浮世绘《忠臣藏》
日本人所谓“对名誉的情义”，实际就是对自己名誉的爱惜和维护。日本人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为此他们可以忍受痛苦、努力工作，在面对别人的诋毁和侮辱时，他们甚至可以采取杀死对方这样最极端的方式来进行报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柔弱的女子，也会拿起武器为名誉而战的。
古代西班牙的“勇敢”和古代德国的“名誉”，与这一行为准则都有类似之处。甚至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在潜意识中也与它是相通的。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欧各国，只要重视恢复名誉的道德观占优势，其道德核心就总是超越一切物质利益。道德越高尚的人，越会为“名誉”不惜舍弃财产、家庭，甚至牺牲生命，这成为道德定义的一部分，也成为“精神”价值的基础。这种道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物质利益受损，并很难用利害得失来衡量。因此，这种名誉观与美国人生活中的强大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人在一些政治、经济往来中，对道德规范也许没什么限制，但对他们来说，获取与保持某种物质利益一定会是一场战争。肯塔基山中居民的械斗是一种例外，当地人重视名誉的风俗是属于“对名分的情义”的范畴。
“对名分的情义”和随之可能产生的敌意或报复，并非亚洲人的道德文化特点。它并不代表所谓的东方道德特征。中国人的道德观中没有这种特点，暹逻人、印度人的道德体系也没有这一说法。中国人不会一听到诽谤或侮辱就神经过敏，如果这样，只会被他们视作“小人”，即道德水平很低的人。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把对名誉的敏感视作一种高尚的情操。中国人不赞成把不正当的暴力行为当报复手段，并认为这是一种神经过敏的行为。他们也并不一定要通过善良或伟大的行为来证明别人的诽谤是错误的。暹逻人对待别人的侮辱也同样不敏感。暹逻人和中国人都更愿意将诽谤者置于一种尴尬境地，他们从不过分想自己的名誉受到了什么伤害。他们认为：战胜侮辱和诽谤的最好办法就是容忍和退让。
只有了解日本人对非侵犯性的道德观，才能更好理解他们对“名分的情义”持有的完整态度。复仇仅仅是在特殊场合才要求的行为。对“名分的情义”也包括稳健、慎重、克制的行为。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对“名分的情义”的行为规范的一部分。日本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对痛苦和危险必须泰然处之。村子遭遇洪灾时，老成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上必需品，寻找高地栖身，不能乱跑乱喊，惊慌失措。每年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日本人的自我克制精神。虽然并非每个日本人都能做到这些，但自尊心要求他们自我克制。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制。日本人的自我克制精神还含有“位高任重”的含义。在封建社会，人们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庶民的要求高，对平民的要求虽不严格，但生活准则仍然讲究等级制。如果武士必须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庶民就必须顺从地忍受武士持刀侵犯。
关于武士的忍耐精神有许多有名的故事。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要求武士能够忍耐饥饿，即使饿得要死也必须假装刚吃完了饭，还要假装用牙签剔牙。所以，日本有句俗语是：“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在战争中，这句话成为士兵们鼓励自己、不向痛苦屈服的格言。日本人对待痛苦的态度就犹如法兰西战争中，一位士兵回答拿破仑的问话：“受伤了？不，陛下，我被打死了！”临死前，武士不能流露丝毫痛苦，而且必须勇敢面对死亡。据传说，胜海舟伯爵也出身于武士家庭，但家境一贫如洗。小时候有一次，他的睾丸被狗咬伤了，医生在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一把刀戳在他的鼻梁上说：“不准哭，你要是哭了，我就让你死，你要不愧为一个武士。”对“名分的情义”还要求每个日本人的生活能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如果不能，就会丧失“自尊”。 德川时代曾经颁布一项法令——“取缔奢侈令”，对各阶层人士的服饰、财产、日用品等，都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按身份生活意味着接受这种规定，并将它视为自尊心的一部分。美国人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制定的法律感到吃惊。对美国人来说，自尊心只与如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关，日本人的这项法令无疑是在否定民主社会的基础。德川时代还规定，不同社会阶层的小孩要购买不同的布娃娃。例如，农民只能给孩子买这种布娃娃，商人只能给孩子买另一种布娃娃，等等。这些法律让美国人感到震惊。不过，美国不同的阶层有时也会面临相似的结果，这是由收入差异决定的，例如，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佃农的孩子却只要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满足了。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承认收入差异，并认为这是合理的。力争高薪和报酬是美国人自尊心的一部分。既然孩子们拥有不同的玩具是由收入高低决定的，那就不违背美国人的道德观。有钱人可以给孩子买高级布娃娃，穷人只能给孩子买最便宜的布娃娃。但在日本，钱会让人感到迷茫和困惑，安守本分才让人放心。即使今天，日本穷人和富人的习惯也都是一样的，都以遵守等级制来保持自尊心。美国人无法理解这点。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他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写的著作中，就指出过这一点。托克维尔出生于十八世纪，虽然他对讲究平等、民主的美国给予好评，但仍然钟情于法国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美国人虽然有自己的美德，但是缺乏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在于每个人都能各安其分，不卑不亢，从王子到农夫，都能以此自许。”所以，托克维尔一定能理解日本人的道德观和生活态度，那就是承认阶级差别并没有什么不体面的。
今天，我们对各民族文化都有一些客观研究。对于“真正的尊严”，不同民族有不同定义，正如不同民族对屈辱也有不同的解释一样。一些美国人说，只有推行平等，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侵犯了日本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如果美国人真的希望日本人拥有自尊，就必须对日本人维持自尊的文化习俗加以确认。我们可以像托克维尔那样承认，以贵族制为基础的“真正的尊严”，正在近代社会逐渐消失。我们相信有一种更优越的尊严正取而代之。日本人也会这样。可今天，日本人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重建自尊，而不是在美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自尊。日本人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完善。
对“名分的情义”除了要求“安守本分”，还要履行很多义务。借钱时，当事人也许会把“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到二三十年以前，借钱人都会向债主表示：“如果不能还债，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众人耻笑。”不过，日本人没有当众揭丑的习惯，即使他们还不了债，也不会真的在公众场合受辱。不过，新年之时，如果必须偿还债务，无力还债的人常会以自杀的方式“洗刷污名”。今天，仍然有一些日本人会在除夕之夜自杀，以挽回名誉。
各种职业责任也与对“名分的情义”有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责难，其他人往往对他们会有一些奇怪的要求。如果学校失火，校长可能会引咎自尽。虽然校长对火灾没有责任，但火灾使挂在学校里的天皇像受惊，他们也难逃责任。在火灾中，有的教师为了抢救天皇像，不顾生命危险冲入火中被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了对“名分的情义”的重视，也证明了对天皇的“忠”。今天，仍然能听到一个传言说有人庄严地捧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无意中读错了某个字，以自杀洗刷污名。还有人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时，一时不慎误用了“裕仁”这个名字，亵渎了天皇（当今天皇的御名，对天皇的名字要避讳，不能说），不但自己自杀，还杀死了孩子。
胜海舟塑像
胜海舟（1823-1899），名义邦，通称鳞太郎，号海舟，是幕末的开明政治家。1823年3月11日，胜海舟生于江户。其父胜小吉是江户幕府一个年俸仅四十裱的下级武士，终生无大作为。在胜海舟77年的漫长生涯中，直至33岁被幕府录用之前，一直刻苦自学，坚持身心锻炼。当幕府崩溃前夕，他任陆军总裁，主张同讨幕军议和，使江户和平开城。后在明治政府中任海军卿等职。
出于“名分的情义”，专业工作者对专业的要求非常严格。但他们的专业态度与美国人理解的专业水平不太一样。老师会说：“教师的‘名分的情义’不允许我不知道。”意思是说在教生物时，即使不知道青蛙的属类，也必须假装知道。英语老师即使能力再差，也不容忍别人修订他的错误。“教师名分的信义”是指对“情义”的自我防御。实业家也一样，即使资产枯竭，企业已经濒临破产，“实业家名分的情义”也决定他不能轻易向人透露，也不能告诉别人说他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失败了。出于“名分的情义”，外交家不能承认自己在外交上的失败。每个人和他的工作都被高度等同起来，对某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就是对当事人本人的批评。
美国人对失败和无能等不名誉的反应不像日本人。有的日本人一听到别人的诽谤就气急败坏，但美国人却不会对自己的名誉高度戒备或自我防御。美国老师不知道青蛙的种属时，尽管可以掩饰自己的无知，但他也会认为，承认无知比假装知道好。如果美国实业家对自己的方案不满，就会实施另外一种新方案。他不认为必须坚持自己是对的才能维持自尊。他也不会认为，承认错误或失败就必须辞职或退休。但在日本，对自尊心的自我防御却根深蒂固，所以不能当着日本人的面说他们在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礼节，也是明智。
与人竞争时，尤其在竞争失败时，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尤其敏感。如果应聘工作录用的是别人，或者在考试中落选，他们会因失败感到“蒙羞”。有时，羞耻感会激励他们努力，但更多的时候，羞耻感会让他们萎靡不振，或失去信心，或暴躁发怒。日本人竞争导致的后果与美国人竞争产生的效果不一样。美国人把竞争当成好事，并重视它。在竞争中，美国人会更加努力而出色。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提高。美国人单独工作很难达到在竞争环境中达到的效果。日本人的情况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日本儿童少年期结束后。日本儿童大都把竞争当游戏，不怎么在意。日本人在竞争环境中的工作效率很低。反之，他们单独工作时，效率反而会提高，而且会少犯错误。一旦和竞争对手在一起，速度就会明显下降，而且错误频繁。如果成绩能够衡量进步，日本人就会做得很好。如果和其他人一起竞争，结果就相反。在实验中，研究者对日本人处于竞争压力下的成绩不好的原因作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竞争，当事人的注意力就会放在结果上，会担心失败，会降低工作效率，并容易让工作受到损失。日本人对竞争对手也很敏感，在他们看来，竞争对手仿佛在侵犯自己，所以会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侵犯者”身上，而非专注于工作。
实验结果还表明，如果学生总是想到失败会让自己蒙羞，就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就像老师、实业家都会保持在专业上的“名义的情分”一样，学生也重视“名义的情分”。竞赛中失败的学生，可能会因失败带来的羞辱采取极端行为。在赛艇比赛中，失败的运动员可能会手握船桨、倒在船上号啕大哭；在垒球比赛中，失败的球员会抱作一团失声痛哭。在美国人看来，这样似乎器量太小。失败的美国人反而会称赞对方的优秀，并向胜利者招手致意。所以，不管美国人怎样讨厌失败，都看不起因为失败情绪冲动的人。
二战时正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小学生
与成人世界等级分明不同的是，日本的小学生会有一段快乐的人生时光，他们会穿着一样的校服，坐在公立学校的教室中上课。这个时期，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任何等级制的差别，他们是平等的，享受着单纯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日本人经常会用巧妙的办法避免直接竞争。小学里几乎就看不到竞争，这出乎美国人的意料。老师有责任教育每个孩子努力学习，提高成绩，但是不会故意提供机会让每个孩子相互竞争。小学里也没有让成绩不合格的学生留级的规定。同时入学的孩子同时学完所有课程，同时毕业。小学生的成绩单上记载的都是孩子的操行品质，而不是考试分数。有时，竞争也难以避免。在中学的入学考试中，紧张程度也让美国人费解。有的孩子因为没有考上中学，还会试图自杀。
日本人在生活中自始至终都在避免竞争。在美国，每个人都要尽最大努力取得好成绩。但是，以“恩”为基础的日本文化并不鼓励竞争，每个人的竞争机会都不多。日本人的等级制非常繁琐，这套体系又将每个人面临的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中。日本人的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日本人的父子关系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存在竞争。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父子可以互相排斥，但不是竞争。在美国家庭中，为了使用汽车，或者为了照顾母亲和妻子，父与子可能会互相竞争，日本人对这个现象感到惊异而奇怪。
日本处处有中介人，这是日本的习俗。很多情况下，中介可以更好地防止竞争者直接对峙。如果日本人因失败感到羞耻，随时都可能需要中间人调解。相亲、找工作、离职，以及其他许多事务中，中介人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负责为当事人传达意见。在结婚之类的重要事情中，当事人双方都要请中介人，通过中介人交涉，中介人再分别向对方汇报。以这种方式交往就会避免直接交谈中可能会听到的招致厌恶、伤害或误解的话，会避免对“名分的情义”的损伤。中介人因为自己发挥的作用深得人心，并成功博得社会各界的尊重。一项事业或合作，如果谈判顺利，中介人会感到颜面有光，并使顺利签约的机会增多。中介人也以同样方式，替求职者打听雇主的意图，或者帮忙把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雇主。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有一些从事园艺工作的原始民族，受到别人侮辱时会愤怒，并成为导致部落及个人产生某些行为的推动力。在部族举行宴会时，一个村的村民议论另一个村的村民，说那个村的村民穷得请不起客，把芋头、椰子等食物水果都藏了起来，全部变成了吝啬鬼，首领也很愚蠢，等等。受到侮辱和挑战的村子就会大摆宴席，炫耀自己的奢侈和财富，并使所有来客感到惊异，从而帮助自己洗刷污名。在提亲和经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在交战时同样会这样做。部落双方一旦交战，并准备搭弓射箭时，都会互相谩骂。即使只是一些琐碎小事，也会决一死战。这种习俗是推动他们行动的动力。同时，这些部落人精力充沛，具有活力。但没人认为他们崇尚礼节。
日本人却非常讲究礼节。“尚礼”之风使他们极力避免出现需要“洗刷污名”的事情。虽然他们把别人的侮辱视为对自己的鞭策，但会尽量避免挑起事端，以免受到“侮辱”。为“洗刷污名”采取的报复性行为，只会在一些特殊场合，或者当“洗清”侮辱的传统方式与手段受到抑制时，才会出现。这种文化习俗对日本在远东地区取得统治地位，以及在日本近十年来对英美推行的战争政策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西方人针对日本人对“侮辱”的极端敏感性，以及热衷复仇的言论，更适合新几内亚的部落民族。西方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的特殊限制，对于日本战败后会如何行动的预测也不切实际。
但是，美国人也不能因为日本人“尚礼”，就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性。美国人把随意评论他人视为游戏。日本人却把最轻微的批评也当大事，这让美国人不理解。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生动描述了自己曾经对“嘲笑”做出的反应。写这部自传时，他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大半生，但他对日本的强烈感受却从未改变，仍如生活在故乡——日本爱知县的农村一样。他出生在一个颇有地位的地主家庭中，是家中幼子。这是幸福的家庭，他获得了无比的宠爱。但是，在他幼年期即将结束时，母亲去世了。不久后，父亲也破产了。为了还债，他们变卖了所有家产。家庭败落了，他身无分文。为了学英语，他到家乡附近的教会学校当门房。他十八岁以前，只到过家乡附近的几个乡镇。但是，他决心前往美国学画。
我去拜访一位我很信赖的传教士，告诉他我想去美国，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但是我很失望。传教士对我大声喊道：“什么？你要去美国？”当时，他的夫人也在房里。他们嘲笑我。刹那间，我感到自己脑子里的血都流到了脚底下。我默默站了两三秒钟后，连“再见”也没有说就回到我的房里。我自言自语地说：“一切都完了。”
我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现在我说说这个原因。我一直相信，对人不诚恳是最大的犯罪，嘲笑别人是最不诚恳的行为。
我时常原谅别人发怒，因为每个人都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别人对我撒谎，我通常也会原谅，因为人性脆弱，面对困难时，我们往往也不够坚强，就不敢讲真话。对没有根据的流言飞语，或者别人背后的议论，我也能原谅。因为遇到别人说人闲话时，难免自己不陷进去。
对杀人犯，我也会酌情理解。但是对别人的嘲笑，我不能原谅。只有内心不诚恳的人才会嘲笑无辜的人。
浮世绘《曹操》
在日本的传统绘画中，浮世绘是最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其大概兴起于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以人们的日常生活、风景和戏剧等为主题。即使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浮世绘都呈现出特异的色调与丰姿，影响更是深及欧亚各地。甚至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诸流派大师也无不受到此种画风的启发。此图选取的是日本浮世绘大师哥川国芳的一幅作品，描绘的是我国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曹操。
“杀人犯”和“嘲笑者”这两个词，请允许我对自己的定义做一下解释：“杀人犯”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是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比肉体更宝贵。因为嘲笑是一种恶劣的罪行。那对传教士夫妇对我的嘲笑伤害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受到巨大的创痛，我在心里大声喊着：“为什么……”
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收拾行李离开了。
他感到自己的心灵被“伤害”了。身无分文的他想去美国学画，但是传教士不信任他。他的名分受到玷污。为洗刷污名，只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受到传教士的嘲笑，于是除了离开别无选择，他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前往美国。在自传中，他指责传教士时，用的英文单词是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因为在美国人的眼里，传教士对他想去美国学画表示出来的惊奇，是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的。但是，他却按照日本人的理解来使用这个词。日本人把蔑视别人的人，都看做是不诚实、不诚恳的人。传教士对他的嘲笑无疑是放肆的，毫无顾忌，是对人极不诚恳的一种证明。
“对杀人犯，我会酌情理解。但是对别人的嘲笑，我不能原谅。”既然对嘲笑不能“原谅”，唯一的办法就是复仇。于是，他来到美国，成为画家，洗刷了“污名”。遇到侮辱或失败时，“报仇”是一件“好事”，这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日本人经常在作品中用生动的比喻描绘日本人对复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一位富有博爱思想的日本人，他在1900年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写道：“复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正义感，我们对待复仇的态度，就如同在数学计算中必须使方程式两边相等一样。不然，我们会心事重重。”冈仓由三郎还写了一本《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他在书中把复仇与日本人的其他独特行为习惯作了一番比较，说：
日本人的这种特异心理来自于喜爱洁净的习惯和厌恶污秽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一现象。一旦家庭名誉受辱，或者国家荣誉受辱，日本人就会视之如污秽或疮疤，必须“洗刷”干净，否则就不能恢复“清洁”和“健康”。在日本社会中，不管是于公还是于私，都能见到许多复仇性质的事件，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一个具有洁癖的民族必不可少的“晨浴”。
接着，他说：“日本人的生活清净无尘，犹如盛开的樱花，既美丽又宁静。”“晨浴”就是要把别人投来的污泥洗干净。哪怕身上只有一丁点儿污泥，也是不洁净的。日本人并不认为只要自己不觉得受辱，就不算侮辱。他们也不认为“人必须自侮而后人侮”。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经常公开提倡这种类似“晨浴”的复仇行为。日本有很多类似的事例和“英雄”故事家喻户晓，最脍炙人口的是《四十七武士》。这些故事被编进学校教科书，被改编成戏剧上演；被拍摄成电影放映；被改编成通俗读物。这些故事已经成为日本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故事讲述日本人如何向主君复仇。根据等级制文化体系，“情义”意味着家臣一生忠于主君，也意味着家臣受主君侮辱后，彼此就会变成仇敌。德川家康有一位家臣，一天，家臣听说德川家康在背后议论他，说他是“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在日本人眼中，这句话侮辱了武士的尊严，绝对不能容忍。家臣发誓复仇。当时，德川幕府刚定都江户，正准备统一全国，国内有很多敌对势力，社会还很动荡。家臣暗中勾结敌人，做了敌方内应，帮助敌人纵火焚烧江户。他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情义”，向德川家康复了仇。日本人的“情义”不仅代表忠诚，在特定条件下也意味着背叛。但是，西方人对此并不了解，他们对有关日本人忠诚的评论很多都不切实际。正如一句日本谚语说，“挨打之后就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的。
歌舞伎《四十七武士夜袭》
说的就是“四十七武士”的故事。300多年前的元禄年间，赤穗藩藩主浅野刺伤了当时的权臣吉良侯，在遭到将军德川纲吉的训斥后自杀而死，连藩也被取消。为此，浅野手下的47名武士发誓要为主君报仇。随后，他们杀死了吉良，并将他的首级带到浅野的墓前祭奠。最后，他们并没有逃跑，而是在将军的命令下全部切腹自尽。47武士被誉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并且被编为《忠臣藏》而广为流传。
日本历史故事中还有这样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有错误的人报复正确的人；另一个主题是只要受到侮辱就一定要报复，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主君。在日本文学作品中时常能看到这两个主题，有关的情节也丰富多彩。但是，如果我们对当今日本人的身世、小说、实际情况作一番考察，就会发现，虽然古时候的日本人崇尚复仇，但是复仇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见，甚至比西方人还少。这并非意味着日本人的名誉观在逐渐淡薄，而是意味着日本人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慢慢演变为自卫性，而非进攻性。他们仍然看重耻辱，但更多时候，他们宁愿自我麻痹，也不愿挑起争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没什么法律，人们为了名誉直接攻击复仇的可能性很大。到了近代社会，法律的完善、社会秩序的规范、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使直接攻击的复仇行为很难实现。人们更倾向于在对方没察觉的情况下玩阴谋诡计报复。正如古代一些日本故事中写的，为了报复仇人，主人暗中把粪便藏在美食中请仇人品尝，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吃下美食，又不会察觉美食中的粪便。今天，就连类似这种“隐秘”性的复仇行为也越来越少，更多时候，人们只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当事人有两种选择：第一，把侮辱当做是对自己的鞭策，鼓励自己做在别人眼里“不可能”的事；第二，任由侮辱侵蚀心灵，让自己沉沦下去。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和排斥的敏感，使得他们经常对自己感到恼怒。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日本小说中读到这样的情节：有教养的日本人沉浸在受辱后的愤怒中，并在悲伤和抑郁中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往往对一切都感到烦恼，对日常生活烦恼，对家庭烦恼，对城市烦恼，对农村也烦恼。之所以烦恼，并不是因为他们没能实现理想，而是他们的努力与理想中的目标相比，总是显得渺小可怜。它并非来自现实和理想的对立。他们只要具有追求重大使命的远景，厌倦情绪就会消失，不论这个目标多么遥远。日本人的这种厌倦感其实是一种心病，他们很容易感伤，其内心深处渴望排斥恐怖，却又不知怎么做。日本小说中有很多描写厌倦心理的细节，这与俄国小说中的细节不同。在俄国小说中，主人公的苦闷常常来自于现实和理想的对立。乔治·桑塞姆爵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经说，日本人缺乏现实和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并非为了解释日本人容易厌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人生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日本人这种观念与西方人是对立的，并且超出了一些特殊范畴，但他们容易感伤的特征却与这一观念密不可分。日本作家和俄国作家都喜欢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有关厌倦的故事、心理或情节，这和美国人不同。在美国文学作品中，这样的题材并不常见，主人公的不幸通常都与性格缺陷有关，或者来自社会的残酷虐待。但是，美国作家很少在作品中单纯描绘人对生活、对家庭、对城市与乡村的厌倦。那些人与环境不协调的情节也只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从道义上谴责主人公的性格缺陷和社会秩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日本也有无产阶级写的小说，内容通常谴责社会不公正，或者谴责渔船上发生的可怕事件，等等。但是，就如一位作家说，日本小说通常都揭露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情绪经常会爆发，并如同有毒的气体在空气中飘荡。作者不会在作品中分析主人公的经历及其周围环境，也不会试图探索主人公的心理阴影。作品里面的主人公的忧郁和不快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们认为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人都容易伤感。古代社会的英雄习惯向敌人进攻，如今，他们把这种向外的攻击性转变为针对自己内在的攻击。他们认为忧郁没有明确的原因。虽然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找一些事情充当原因，但这些事情留给人们的印象最多是一种象征。
在现代社会，日本人施加给自己的最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是自杀。他们以为，用适当的方式自杀可以洗刷“受辱”的污名，并在身后获得好评。美国人把自杀当做屈服于绝望后的自我毁灭并予以谴责。但日本人尊重自杀，并认为自杀是光荣而有意义的行为。有时，从“名分的情义”来说，自杀也是最体面的做法。新年来了却无力还债的人；因某件不幸事故引咎自杀的官员；无法结合，只好双双以死殉情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的爱国志士，等等，他们像没有考上中学的日本少年，或者像不愿当俘虏的日军士兵一样，对自己实施了最后的暴力行为。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说：日本人的自杀倾向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很难判断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不过，根据统计数据，最近几年来，观察者对日本人的自杀频率作了高估。十九世纪的丹麦和实行纳粹统治前的德国的自杀人数，远高于日本任何时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对自杀的“喜爱”，如同美国人“喜欢”对犯罪大书特书一样，二者在切身之感上都很相似。与杀别人相比，日本人对自杀更津津乐道。用培根（Bacon）的话说：“他们把自杀当成自己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议论自杀可以使他们得到其他话题不能带来的满足感。
近代社会日本人的自杀行为，与他们在封建历史故事中的自杀行为相比更富有自虐性。在历史故事中，为了免受不名誉的死刑，武士会按朝廷的命令自杀，就像西方国家的士兵，宁愿被枪杀也不愿上绞刑架或者落入敌人手中遭受酷刑。日本政府允许武士剖腹自杀，如同不名誉的普鲁士军官也会被允许秘密自杀一样。普鲁士军官犯罪后，知道只有一死才能挽救名誉，于是，他的上级会在他的卧室里面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日本武士也一样。死亡是注定的。但他们可以选择死亡的方法。在近代社会，自杀通常是指人主动选择死亡。自杀行为中的暴力指向自己，而非指向别人。在封建社会，自杀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勇敢和果断。但在今天，自杀只不过是在主动选择自我毁灭。最近四五十年来，当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需要靠“晨浴”洗净污秽时，就倾向于选择自杀，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浮世绘《判官切腹》
日本武士在切腹自杀时，都要先作诗一首。此举首创者是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士源赖政，他因战败而决定自尽。自尽前，他在自己战扇的背面写道：就像一株枯树，我们无法从它那里摘来鲜花，我的生命多么悲怆，注定此生无果而终。图中显示的就是传统的武士在切腹自杀时的场景。
把自杀作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并争取获胜，虽然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有，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自杀的目的仍然在转变。德川幕府时代还有一个著名故事。幕府中有一位德高年迈的顾问，他是德川将军的监护人。有次，为了能够让自己推荐的人继承将军职位，他在幕府其他顾问和将军代理人面前，露腹抽刀，准备剖腹自杀，以此作为威胁。他的威胁奏效了，他推荐的人当了将军，他达到了目的，他也并没有自杀。用西方人的话说，他用“剖腹自杀”的方式威胁自己的反对派并获得成功。在现代社会，这种自杀行为不再是一种谈判手段，而是为了某种主义献身。多数时候，当一种主张没有被采纳，或者对已经签字生效的协议表示抗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日本人就会自杀，以求留名史册。此时，只有实实在在的自杀，才能影响舆论；而非只是摆摆架子，威胁一下就能够奏效的。
“名分的情义”受到威胁时，日本人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中，但是，它不一定就要借助自杀这样的手段。有时，自我攻击会表现为沮丧、意志消沉，以及日本知识界中流行的厌倦情绪，这种厌倦情绪在知识界中广泛蔓延是有社会原因的。在知识分子过剩的条件下，他们在日本社会等级制中的地位并不稳定，只有少数人能满足自己的野心，实现雄心壮志。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总是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这让他们更感伤。他们经常把自己的抑郁归结为生活方式西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从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到具有极端的厌倦情绪，日本人的情绪波动非常典型。很多日本知识分子都有过这样的心理波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不少日本人还试图通过传统方法摆脱厌倦情绪。他们怀着国家主义目标，再次把攻击的矛头从自己内心转向外界。他们通过对外发动极权主义的侵略战争，重新“发现了自我”，似乎摆脱了恶劣心境，重新感觉到内心有一股全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在人际关系上做不到的，可以通过对外征服达到。
日本民族并没任何变化。他们的一切反应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的。他们的情绪在顽强努力和消磨时光，自信坚强与极端消沉之间摇摆不定，这对于他们很自然。今天，日本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护战败的荣誉上，并认为只要采取友好态度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很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这个目的最安全的办法。他们认为努力反而会招来猜忌，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情绪逐渐消沉。
可是，日本人并不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这既是当前日本政府号召民众努力改善生活的口号，也是战争期间被广泛使用的宣传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消极无为斗争。1946年春天，有一份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说：“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我们！”可当时，日本被轰炸后的废墟上仍然堆积着瓦砾；很多城市的公用事业处于停顿状态，这对日本的名誉是沉重的玷污。日本政府仍然埋怨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街头，让美国人看到了可怜相。这种出于国家名誉之心的呼吁，日本人是能够理解的。为了将来能在联合国中占一席之位，他们也在倾注最大努力。同样是为名誉，但方向不一样。如果未来在世界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就能走向一条自尊自重的道路。
名誉是日本人恒久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他们获得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达到目标采用的手段，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情况变化，态度就变化，对日本人来说这不算什么道德问题。美国人热衷于“主义”和意识形态，即使失败，信念也不会改变。所以，欧洲人战败后，各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日本人战败后，除了少数顽固分子，并没有组织抵抗，也没有在地下组织反抗美国占领军的活动。在道义上，他们不认为有坚持旧路线的必要。所以，日本被占领后没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枪匹马乘坐拥挤的火车前往贫困的乡村，也不需要为安全问题担心，相反，日本官员还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他们，从未对他们实施报复行为。美国人乘坐吉普车经过日本农村时，孩子们站在路边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虽然婴儿不会招手，母亲们也会拉着他们的小手向美国兵挥舞。
日本人战败后180度的转变，令美国人难以置信。美国人恰恰无法做到这点。他们对此甚至比对日本战俘的态度转变，还感到不可理喻。被俘后，日本战俘就认为自己“死了”。“死人”转变态度并不奇怪。而那些自称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几乎无人料到，日本战俘的性格变化竟然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民众中。很多人以为日本人“只知道胜利或者失败”。对日本人来说，失败就是侮辱，要拼死报复。还有人认为：日本人的特点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妥协”条款。这些研究日本的人并没有真正弄懂其“情义”。在日本人为名誉做出的各种选择中，西方人只看到了复仇和侵犯。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会采取另外一种行为模式。他们将日本人对侵犯的观念与欧洲人的观念混为一谈。在欧洲人看来，任何个人与民族一旦战斗，就要确认战争的目的性与正义性，战斗的力量来自他们积蓄在心中的憎恨与义愤。
日本人对侵略却寻找其他根据。他们迫切需要在世界上获得尊敬。日本人看到，世界大国依靠军事实力获得尊重，于是就力求和这些国家并列。可是，日本技术落后，资源匮乏，为了能够与大国并列，只好采用残酷而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依然失败了。这也意味着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一条能够获得名誉的正确之路。在日本文化中，“情义”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对其他个人、组织或国家使用侵略手段，一重含义是彼此遵守并保持互敬关系。战败时，日本人迅速从前者转为后者，并没有在心理上有任何压力，因为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在其他历史场合中，日本人也有过类似举动，一样令西方人困惑。1862年，锁国政策刚拉开帷幕，一个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生麦，位于横滨市）被杀。当时，一队萨摩藩士兵从一个村子经过，理查森准备从他们队列中穿过，发生了纠纷。萨摩藩是日本“攘夷”运动的发源地，萨摩武士傲慢、好战。理查森被杀后，英国派远征军去讨伐，并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虽然在德川时代，日本人一直在制造武器，但他们的武器都仿制旧式葡萄牙枪。鹿儿岛的守军并不是英军对手。但英国人的炮轰却带来令人意外的后果，日本人并没有誓死报复，而是向英国人寻求友谊。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英国人的强大，要向英国人求教。日英开始通商。第二年，日本还仿效英国建了一所西式学校。当时一位日本人这样说：这所学校“教授西方学术文化，……因‘萨摩事件’产生的英日友好关系日益发展”。“萨摩事件”就是指英军炮轰鹿儿岛的战争。
被轰炸后的东京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展开了报复行动，东京就在美军空军扔下的集束炸弹及燃烧弹下化作了一堆废墟。因为那时的日本多是木式建筑，遇火便着，所以比起德国这样的欧洲城市来说，它受到的打击就更为严重。
除了萨摩，日本另外一个同样以好战、排外著称的长州藩也发生了类似的事。长州藩也产生了不少“王政复古”的领导者。当时，没有实权的天皇发布了一道敕令，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幕府将军把所有外国人赶出日本。幕府将军没有理睬这道命令。长州藩却实行了命令。长州藩的守军从要塞开始，向经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人的火炮和弹药质量实在不怎么样。虽然受到猛烈炮轰，外国商船却毫发无损。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的联合舰队迅速击毁长州藩要塞，并索要三百万美元的赔金。但长州藩最后和萨摩藩一样，日本人不但没有坚持报复，反而和西欧国家结成了友好关系。诺曼论述这两件事时，写道：“这些地区曾经是‘攘夷’的先锋，此时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不管他们的动机多么复杂，其行为都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现实主义的日本人善于适应情况变化，这是他们在对待“名分的情义”时表现的开明的一面。“情义”像月亮，也有光明面和黑暗面，其黑暗面是日本人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都看成是侮辱，并促使日本人发动了一场不幸的战争；其光明面是日本人能够以善意的态度对待1945年的投降，并理智接受后果。在行为方面，他们一如往昔，遵循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和行为习惯。
江户时代的第一代萨摩藩藩主岛津忠恒
萨摩藩，藩主岛津氏，位于九州西南部（今天鹿儿岛县的北半部）。江户时期，萨摩藩位于日本四岛的最西，与幕府的关系极为不睦。由于其靠海，所以率先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中逐渐发展壮大，被称为强藩。幕末时期，萨摩藩等强藩组成倒幕联盟, 主张废除幕府，还政于天皇。所以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均出身于萨摩藩。
近代日本作家和评论家在“情义”的各项义务中，选择了部分内容介绍给西方读者，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武士道”，即“武士之道”。正因为这种介绍才让西方人对日本人有某些误解。“武士道”的名称在近代社会才出现。它和“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竭尽全力”不同，并不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基础，也不具备“情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它只是评论家们的一时灵感。再加上“武士道”曾经是日本国家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口号，所以，随着他们信誉扫地，“武士道”也受到质疑。这并非说日本人不再懂“情义”，相反，西方人更应该在这个时候，对“情义”有更深刻的理解。西方人对“情义”的误解还来自他们将武士道和武士阶级等同起来。“情义”是日本所有阶级的道德标准。和其他义务与法律一样，身份越高，要负担的“情义”责任就越重。但是，所有阶层都要讲“情义”。在日本人看来，“情义”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平民更高。国外的观察家却认为：“情义”似乎对日本普通百姓的要求才是最高的，因为百姓获得的回报最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能在各自所属的圈子和阶层内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不懂情义的人”会受到同伴的蔑视和厌恶，是“可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