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妈妈

妈妈坐在客厅里斟茶。她一手扶着茶壶,一手按着茶炊龙头,龙头里的水流出来漫过茶壶口,溢到托盘里。尽管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却没有发现这情况,也没有发现我们进去。

当我们竭力回忆亲人的相貌时,许多往事就会涌上心头,通过这种回忆,就像通过眼泪一样,看到的形象往往模糊不清。这是含泪的回忆。当我竭力回忆妈妈当年的音容笑貌时,我只能看到她那双永远流露着慈爱的棕色眼睛、她脖子上那颗生在鬈曲短发下的黑痣、她那雪白的绣花衣领、她那常常爱抚我并让我亲吻的细嫩的手,但我无法在头脑里再现她的整个神态。

沙发左边摆着一架古老的英国三角钢琴,钢琴前面坐着我那个皮肤黑黑的姐姐柳波奇卡,她那双刚在冷水里洗过的红红的小手紧张地弹着克莱曼蒂[8]练习曲。她那时才十一岁,穿一件短短的麻布连衣裙、一条镶花边的雪白长裤,还只能用琶音[9]弹八度音。她旁边侧坐着玛丽雅·伊凡诺夫娜。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头戴有红缎带的睡帽,身穿天蓝色短袄,脸色通红,怒容满面。卡尔·伊凡内奇一进来,她的脸色就更加严峻。她严厉地对他望望,也不还礼,仍用脚踏着拍子,声音更响更严厉地数着:“一,二,三;一,二,三。”

卡尔·伊凡内奇对此毫不介意,还是照例按德国人的礼节走到妈妈跟前吻她的小手。她醒悟过来,摇摇头,仿佛想甩掉愁思,把手伸给卡尔·伊凡内奇,并在他吻手的时候,吻了吻他那皱纹密布的鬓角。

“谢谢您,亲爱的卡尔·伊凡内奇。”她接着用德语问道:“孩子们睡得好吗?”

卡尔·伊凡内奇的一只耳朵本来就聋,此刻在钢琴声中更是什么也听不见。他向沙发弯下腰,一手撑着桌子,单腿站着,带着当时我觉得极文雅的笑容掀了掀头上的帽子说:

“纳塔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您能原谅我吗?”

卡尔·伊凡内奇害怕秃头着凉,总是不摘掉他那顶小红帽,但每次走进客厅,总要请求人家的原谅。

“戴上吧,卡尔·伊凡内奇……我问您,孩子们睡得好吗?”妈妈向他靠近一些,相当大声地说。

但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用小红帽盖住秃头,笑得更和蔼可亲了。

“您停一停,咪咪[10],”妈妈含笑对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说,“什么也听不见。”

妈妈的相貌本来就很美,她一笑,就更加迷人,仿佛周围一切也都显得喜气洋洋。在生活最痛苦的时刻,只要看一眼她的笑容,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悲哀了。我觉得相貌美不美就在于一笑;如果一笑能增添魅力,这脸就是美的;如果一笑不能改变相貌,这脸就平平常常;如果一笑损害了相貌,这脸就是难看的。

妈妈同我打过招呼后,双手托起我的头,注视着我的眼睛说:

“你今天哭过啦?”

我没有回答。她吻吻我的眼睛,又用德语问道:

“你哭什么呀?”

她同我们亲切交谈时,总是用她精通的德语说话。

“我做梦哭了,妈妈。”我说。我一想到虚构的噩梦细节,不禁浑身哆嗦。

卡尔·伊凡内奇证实我的话,但只字不提梦里的事。大家又谈到天气,咪咪也参加谈话。然后妈妈拿了六块糖放在托盘里送给几个受尊敬的老家人,自己站起身,走到窗口的绣架旁。

“好,孩子们,现在你们到爸爸那儿去,叫他去打谷场前务必先到我这儿来一下。”

又是音乐,数拍子,又是严厉的目光。我们就到爸爸那儿去。我们穿过从祖父时代起就称作男仆室的房间,走进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