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第一章
教师卡尔·伊凡内奇

18××年8月12日,也就是我满十岁生日、得到许多精美礼物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凡内奇用糖纸绑在棒上做成的苍蝇拍在我头顶上方拍苍蝇,把我弄醒了。他动作笨拙,碰到了挂在栎木床架上我的守护神,还让死苍蝇一直落到我的头上。我从被子下露出鼻子,用手扶住还在摇晃的圣像,把死苍蝇扔到地上,又睡意蒙眬而怒气冲冲地瞪了卡尔·伊凡内奇一眼。卡尔·伊凡内奇身穿一件花哨的棉睡袍,腰束一条同样料子的腰带,头戴一顶红色的毛线带缨子小圆帽,脚穿一双山羊皮靴,一直顺着墙壁走来走去,瞄准苍蝇就拍。

“就算我年纪小,”我想,“他凭什么吵醒我?他为什么不在伏洛嘉床边打苍蝇?瞧,他那边有多少!哼,伏洛嘉比我大,我比谁都小,所以他就欺负我。他一辈子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嘀咕说。“他明明看到我被他弄醒,吓了一跳,却装作没有看见……这家伙真是讨厌!他的睡袍、小圆帽、帽缨,没有一样不叫人恶心!”

我心里这样恨着卡尔·伊凡内奇,他却走到自己床前,望了望床头上方那个台座上镶玻璃珠的挂钟,把苍蝇拍挂到钉子上,心情愉快地向我们转过身来。

“起来,孩子们,起来!……该起来了,妈妈已在饭厅里等着了。”[1]他和颜悦色地用德语大声说,走到我床边坐下,又从口袋里掏出鼻烟壶。我假装睡着了。卡尔·伊凡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擦鼻子,弹弹手指,再来对付我。他笑着搔搔我的脚后跟,说:“喂,喂,懒骨头!”[2]

尽管我很怕痒,我仍不起床,也不理他,只是把头往枕头底下钻,两脚乱踢,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他这人多好,他多爱我们,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恨自己,也恨卡尔·伊凡内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情很激动。

“哦,别碰我,[3]卡尔·伊凡内奇!”我含着眼泪叫道,从枕头底下伸出头来。

卡尔·伊凡内奇大为惊讶,放下我的脚,焦急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噩梦?……他那和善的德国脸型,他竭力要弄清我流泪的原因,这种关怀使我哭得更伤心了。我感到害臊,我真弄不懂,一分钟之前我怎么会不喜欢卡尔·伊凡内奇,甚至讨厌他的睡袍、小圆帽和帽缨?现在,正好相反,我觉得他的一切都非常可爱,连他的帽缨也表明他这人十分善良。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做了噩梦,我梦见妈妈死了,她被抬去埋葬。其实这都是我瞎编的。我一点也不记得夜里做过什么梦。但卡尔·伊凡内奇却被我瞎编的故事所感动,连忙安慰我。这时,我仿佛觉得真的做过噩梦,而我流泪则是由于别的原因。

等卡尔·伊凡内奇一走,我就从床上抬起身来,把长筒袜往小脚上穿,我的眼泪减少些,但由那场瞎编的噩梦所引起的阴郁心情却一直没有消除。男仆尼古拉走来,他身材矮小,外表整洁,做事认真仔细,待人彬彬有礼,是卡尔·伊凡内奇的好朋友。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伏洛嘉送来靴子,给我送来我当时很不喜欢的带花结皮鞋。我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哭,再说朝阳正喜气洋洋地从窗子里照进来,伏洛嘉站在洗脸盆旁模仿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姐姐的家庭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快乐那么响亮,连那站在旁边、肩上搭着毛巾、一手拿肥皂一手拿脸盆的严肃的尼古拉都忍不住笑着说:

“好了,伏洛嘉少爷,您洗脸吧。”

我快活极了。

“你们快准备好了吗?”[4]教室里传来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

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很严厉,已不是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那种语气。在教室里,卡尔·伊凡内奇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是个十足的老师。我赶快穿好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边抚平湿漉漉的头发,边应声走进教室。

卡尔·伊凡内奇戴着夹鼻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坐惯的地方。门左边有两个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一个是卡尔·伊凡内奇私人的。我们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大卷红封面的《游记》[5]整整齐齐地靠墙竖着,然后是大大小小、长短厚薄不等的书,有的有封面,有的没有封面。每当课间休息前,卡尔·伊凡内奇总是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他就是这样把书架夸大为图书馆的),我们就胡乱把书往那里塞。卡尔·伊凡内奇的私人藏书册数虽没有我们多,但种类却五花八门。我还记得其中的三本,一本是没有硬封面的德文小册子,内容是讲大白菜的施肥方法,一本是羊皮纸精装,但烧去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流体静力学》教程。卡尔·伊凡内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因此伤了眼睛,但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6]外,他什么书也不读。

卡尔·伊凡内奇的书架上有一件最使我难忘的东西。那是一小片圆形纸板,下面支着木腿,可以利用几根小钉子移动。圆纸板上贴着一张图画,画的是一个贵妇人和一个理发师。这件东西,卡尔·伊凡内奇做得很精巧,是他自己设计的,用来遮住强烈的光线,保护自己视力很差的眼睛。

我至今仿佛还看见卡尔·伊凡内奇:瘦长的个子,身穿棉睡袍,头戴小红帽,帽子下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小桌旁,桌上竖着画有理发师的小圆纸板,圆纸板的阴影就落在他脸上。他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扶手上,面前放着一个钟面上画着猎人的钟,还有一条方格手帕、一个圆形黑色鼻烟壶、一个绿色眼镜盒和一把放在小托盘里的剪烛花的钳子。一切都整整齐齐,井井有条,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卡尔·伊凡内奇是个心地纯洁、襟怀坦白的人。

有时,我在楼下大厅里玩够了,就踮着脚尖悄悄上楼,往往可以看到卡尔·伊凡内奇独自坐在安乐椅上,神态安详端庄地读着一本他喜爱的书。有时遇到他不在读书,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那双蓝色的眼睛半开半闭,现出一种特别的表情,嘴唇上浮着忧郁的微笑。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和那座画有猎人的时钟的嘀嗒声。

他往往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口想:“老头儿真可怜,真可怜!我们人多,一起玩呀,乐呀,可他孤零零一个人,也没有人安慰他。他说他是个孤儿,这是事实。他的身世真是不幸!我记得他给尼古拉讲过这方面的事,真是可怜!”我非常可怜他,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说:“亲爱的[7]卡尔·伊凡内奇!”他喜欢我这样称呼他,总是抚摩我,心里显然很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破得很厉害,但被卡尔·伊凡内奇精心修补好了。第三面墙中间有一道门通向楼梯,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刀痕累累,是我们的;另一把完好无损,是他私人的,但多半被他用来训诫人,难得用来划线;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用圆圈表示我们大的过错,用十字表示我们小的过错。黑板左边的角落是我们被罚跪的地方。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那个炉门、炉门上的通风口,以及转动它时发出的响声。有时,我跪着,跪着,觉得腰酸背痛,心里想:“卡尔·伊凡内奇把我给忘了,他准是舒舒服服坐在柔软的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为了使他想到我,我就轻轻地把炉门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挖下一块灰泥,但要是有块太大的灰泥嘭地一声落到地上,我心里那份害怕啊,真是比什么惩罚都难受。我回头望望卡尔·伊凡内奇,可他依旧捧着书在那里读,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黑色破漆布,窟窿里许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边缘。桌子周围放着几张凳子,凳子没有漆过,但因为使用久了磨得发亮。剩下的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窗外的景色是这样的:正前方有一条大路,路上每个坑洼、每颗石子、每条车辙都是我早就熟悉和感到亲切的;过了大路就是一条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林阴道,透过林阴道可以隐约看见几处篱笆,林阴道之后有一片草地,草地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有看林人的小屋。从窗口向右望,可以看见凉台一角,午饭前大人们常坐在那里。当卡尔·伊凡内奇批改听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往那里看,我能看见妈妈的黑头发和谁的脊背,并隐约听见那里的谈话和笑声。我不能到那里去,总感到很气恼,心里想:“我几时才能长大,不再念书,不再死读《会话课本》,而同我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气恼变成悲伤,天知道我怎么会这样想得出了神,连卡尔·伊凡内奇发现卷子上的错误发脾气我都没有听见。

卡尔·伊凡内奇脱下睡袍,穿上他那件肩上有垫肩和打褶的藏青燕尾服,在镜子前理好领带,这才领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