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见力

上文我们谈到学习宏观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辨识经济周期，从而把握机遇避免损失。下面我们来谈谈“宏观调控”这个热点词以及如何利用宏观经济学知识增强我们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见力。

钱颖一在他的书中说，“宏观调控”一词是在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正式提出的。该会议顾名思义是在名为“巴山”的游轮上召开的，全称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出席的外方学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钱颖一在哈佛大学的导师之一）等，出席的中方学者包括薛暮桥、吴敬琏、赵人伟等一大批重量级人物，还有当时小字辈的楼继伟、郭树清。1984年年底中国经济形势仍然过热，信贷失控、通胀率达10%。虽然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率到1989年一度突破25%。

在中国，“宏观调控”是在1994年真正获得了今日的名声，当时中国通胀率再次站上了25%的关口。这一轮的过热起因可以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处于“姓资”还是“姓社”之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打破了这一僵局，确立了改革方向：“谁不改革谁下台”以及“发展才是硬道理”。号召一出，经济展现活力。一批年轻官员下海创业，造就了今日的“92派”企业家，其中代表人物包括陈东升、田源、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毛振华等。与此同时，各地投资项目也纷纷密集出台，到1993年经济再次明显过热，通胀率由1991年的5%上升至15%，而且没有缓和的趋势。朱镕基在1993年3月任第一副总理，负责日常工作，同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于1994年推出在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这六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说1994年是中国的改革年。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一大批立法使中国经济和商业行为有了依据，我这里只能部分地列举几个：1993年通过的《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1994年通过的《预算法》《劳动法》《审计法》及《广告法》，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及《担保法和保险法》。大家要知道，每项改革和立法都会触动多方面的既得利益，所以这一切肯定来之不易，其中不乏各方妥协的结果。我认为这也是其中不少立法待日后条件逐渐成熟后被修订的原因。无论如何，这些立法给市场经济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凭着政府的这些改革措施和相应的立法，再加上朱镕基在信贷方面非常坚决的大幅度收缩，通胀率从1994年的25%降到1996年的百分之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经济并没有出现硬着陆。尽管有中途下马的投资项目和烂尾楼，但整体经济仍然维持着增长势头，即便到了1996年，GDP实际增长率仍有9.9%。这一轮宏观调控和法制建设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1994年，中国宏观调控正在进行中。当时金融市场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即经济会出现崩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软着陆，即经济增长会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健康水平。香港的一家国际投行的主管持第一种观点，而其手下的一位海归中国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软着陆，于是向美国总部力陈己见，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随后的发展证明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更了解中国。

1997年，亚洲出现了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冲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是另一场考验，中国需要的是另一番宏观调控对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应用以及汇率政策方面的权衡。后面我们另有章节详细讨论。我希望指出的是，宏观失衡可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宏观失衡的类别也不尽相同，因此它所需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也就不同。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也有可能出现政策两难或者政策失灵的局面。下面我们来介绍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是政策两难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达到8%，而通货膨胀率达到双位数。福特政府宣布通货膨胀为“人民第一公敌”并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通胀，这项措施却以失败告终。1979年8月，有着通货膨胀鹰派形象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接任美联储主席，当时失业率虽然已降到6%，但通胀率达11%。控制通货膨胀仍是第一要务，但如果货币政策收紧过严，他又担心失业率重新上升。

收紧货币政策的过程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在沃尔克接手美联储之前，美联储用的是联邦基金市场的利率，也就是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来衡量货币的松紧——降息就是放松银根，加息就是收紧银根。而在沃尔克手上，这一程序被更改为美联储直接控制货币总量而不去关心隔夜拆息的高低，即由价格型调控转向数量型调控。有些书和文章将这一程序更改描写为沃尔克在1979年10月于贝尔格莱德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突发奇想的产物，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费尔德斯坦于2013年对沃尔克的采访，其实沃尔克思考这一程序更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他在去往贝尔格莱德的飞机上就已告知同行的美国财政部部长米勒（Miller）和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舒尔茨（Schultze），这两位听了都不大开心。碰巧的是，德国总理施密特曾要求这三位在去贝尔格莱德之前于德国汉堡碰个头，没想到施密特居然将这三位教导了一个小时，他的意思是美国任由通货膨胀失控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们是怎么回事，该有点儿像样的行动，等等。其实施密特的这些话与沃尔克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沃尔克心中倒是有点窃喜。

沃尔克在贝尔格莱德开会时提前离场，弄得金融市场一片惊慌以为他要辞职，结果是他在飞回华盛顿后召集了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特别会议，并于周六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程序改变。其后，金融市场由于不大适应这一新程序，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在市场上剧烈波动，一度被推高到20%的边缘。本来沃尔克的想法是，以新的程序传递给市场一个坚决治理通货膨胀的信号，从而使长期利率不至于上涨，因为一般来说长期利率与未来的通胀预期有很强的相关性。长期利率的上涨使沃尔克有些失望，越发糟糕的是，长期利率的大幅上涨使经济衰退得非常严重。在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前，1982年到1983年期间的经济衰退是战后历史上最深重的一次由政策导致的深度衰退。

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沃尔克用力过猛，按他们的意思他应该遵循“gradualism”，也就是“渐进主义”。但话说回来，当时似乎其他药都不起作用。没有沃尔克的猛药，通胀率可能会朝着15%或20%奔去，而通货膨胀对经济活动的打击也是猛烈的。好在通胀率迅速降下来了，从1980年的13%降到1982年的6%，再降到1983的3%。沃尔克的继任们都从这一轮调控中吸取了教训，都坚决将通胀扼杀在摇篮中，即防患于未然（take preemptive action），因为通胀一旦失控将是一个大麻烦。

第二个是政策失灵的例子。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增长率下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连续降低利息11次，仍然无济于事。克鲁格曼在他的一本书中专门谈到这一段历史，书名为The Great Unraveling :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在这本书中，他在分析何种原因导致长期利率没有跟随联邦基金利率走低时还有另一个猜测，他觉得也许债券交易商们对格林斯潘的金手指的迷信导致了金手指的失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债券交易商们觉得格林斯潘能够在一连串减息政策后不久就可以使经济站稳并开始回升，甚至形成另一轮经济繁荣。那时格林斯潘将要调控利率进入加息周期。这一想法却反而使长期利率居高不下，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也就不可能到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格林斯潘在2002年和2003年各减息一次，而实体经济从2001年的0.5%的增长水平缓慢复苏，直到2004年才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年增长水平，即4%。）。他指出，虽然美联储可以控制联邦基金市场的目标利率，但这个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只是一个标的。通常而言，金融市场上反映流动性成本的其他利率会对标这一利率，即会随着联邦基金市场利率的升降而起伏。美联储减息时，其他的金融变量也会有所反应，比如股票价格会上涨，美元会趋弱，长期利率也会下降。事实上，投资银行高盛的经济学家就曾利用这些变量编制了一个“金融状况指数”。他们发现，这一指数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按照以往的经验，连续11次减息应该能将高盛的“金融状况指数”降低5个百分点，而实际情形是只降下来了0.5个百分点。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利率基本没有跟随美联储的一连串减息而下降。而我们知道，长期利率的高低才是真正影响实体经济的因素——长期利率影响到房贷成本，进而直接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可以说，格林斯潘的货币刺激政策在2001年失灵了。

至于何种原因导致长期利率居高不下，克鲁格曼解释说政府的扩展性财政政策可能是罪魁祸首。虽然2001年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最后政府不得不增加发债。这么一来，长期债务的价格就有下跌的压力，也就意味着长期利率具有上涨的压力。

大家目前可能还不能很顺畅地理解上面的这些解释，没有关系，我们在讨论货币政策的传递渠道时会一条条理清。读完本书你就应该能够判断：经济是否处于失衡？处于哪一类失衡？政府面临的选择有哪些？政府的各种可能使用的政策各有多少空间？比如说，如果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很重，那么使用财政手段提振经济的政策空间就很小了。有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和分析，我们对政府的调控政策就有一定的预见力。

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