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一个男人参加了一场晚宴。主餐完毕，甜点未上桌之际，他上楼将自己反锁在主人家的房间内。
曾经有一个女人，她在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遇见了这个男人，他们相处了约两周时间，其间那个女人对这个男人了解甚微。那年，他们都十七岁。那之后的一些年间，他们偶尔也有互寄圣诞贺卡之类的来往，但却未再见面。
现在，那个叫安娜的女人正站在锁着的房门外，理论上来说，门的另一边就是这个叫麦尔斯的男人。她抬起手臂，手正准备——准备干什么？叩门？轻声敲门？任何一点儿嘈杂之声都会惹恼这座完美却又了无生趣的房子，哪怕开门的吱嘎声也是一种冒犯。而且已经有所不满的女主人就站在她身后两英尺处。但是，正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革命者的老套手势一般，安娜举起了拳头，她已准备好制造些动静。猛捶。连敲。重击。雨点爆裂[1]般地击打。
雨点爆裂？真是奇怪的表述。爆裂的雨点之上。他给安娜留下的印象不深，但倘若他不是那种喜欢蹩脚双关语的人，他们一开始也就不会成为朋友。如果换作是他站在锁着的门外，他是不是会与安娜不同，知道怎样让里面的人把门打开？他是不是会转身去逗那伸直腰板俯身躺在楼梯上看热闹的小孩——她的光脚丫踩着底楼大厅的木地板，手托着下巴，下巴已经伸到了第五级台阶；他是不是会立刻找到合适的玩笑话，问那小女孩：“你们都管放假的两只小蘑菇叫什么呀，有趣的家伙[2]？”是不是会马上滔滔不绝地谈起“雨点爆裂”出自何处之类的事情呢？
安娜身后的女主人叹了口气，不知怎的，她的叹气声听起来很深沉。紧接着是更深的寂静。安娜清了清嗓子。
“麦尔斯，”她对着门问道，“你在里面吗？”
但她声音颤抖，显得很不自然。“啊，现在，看我的。”——孩子好心地说，殊不知这好心其实不合时宜。这个很孩子气的女孩用手肘撑着楼梯站起来，跑上楼来正要捶门。
“砰砰砰。”
安娜觉得孩子每一记捶门都像是捶在自己胸口上。
“出来，从里面出来！”孩子叫道。
没有动静。
“芝麻开门！”孩子叫道。
敲门时她躲在安娜的胳膊下。此刻，她抬起头看着安娜。
“这句咒语能打开山边的石门，”孩子说，“故事里是这样讲的，一念咒语，石头门就会开的。”
小女孩把嘴凑到门前，又开腔了，但这次没有用力喊。
“咚咚咚，”她说，“谁呀？”
谁呀？
在人生的这个特定时刻，安娜·哈迪有足够的理由思考，“存在”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一是她刚刚辞掉的工作。她与同事戏称，自己的职位是高级联络官，并半开玩笑地将他们的公司称作临时工永久中心（或者，也可以叫永久性临时工中心）。
其二是几周前的某个晚上，四十多岁的她夜半惊梦，在梦中，她亲眼看到了自己胸腔内的心脏。她的心脏因为被胎膜包裹而运作困难。那胎膜像是由我们晨起时从眼角处清除的垢物所组成的。惊醒后，她坐起来，用手按了按胸口，然后起身，走到盥洗室的镜前照了照。她还存在着。
这个说法让她想起在《晚报》工作的丹尼曾经告诉过她的事情。他们曾一起合作撰写了居住区居民活动的文章，而他们之间也有一段短暂的私情。他是在他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共进午餐时跟她提起的那件事。丹尼是个体贴的男人。他们的第一次是在她的厨房里。他站在她身前，非常温柔地将他的阳具展露出来，羞赧，却又充满期待，对自己的勃起略感羞愧，同时又有些自豪。她对此很满意。她那时很喜欢他。但他们都清楚，吃过两顿饭后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丹尼已婚，妻子叫希拉，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克莱蒙中学上学。安娜煮了壶咖啡，因为不知道他喜欢加什么，她就把糖和奶都放在了托盘上。她将咖啡端到楼上，又重回到床上。到了一点一刻，他们还有不到半小时的相处时间。丹尼问他能否吸烟。安娜说：“既然不会有下一次，有何不可？”他笑了笑。然后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点燃了香烟，开始聊别的。他说他能用两句话总结过去六十年的新闻业，问她是否相信。
“你说来听听。”她说。
“我发生过。我存在过。”他说。
“这不是什么稀奇事，”他说，“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每个重要报道都会如是说：我发生过。而现在会用：我存在过。”
“不久就有了第三句话，”安娜说，“新世纪的人们已经新添了一句：我存在过，伙计们。”他们大笑，然后喝完咖啡，穿上衣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最后一次交流是在几个月前，讨论了如何报道当地孩子将尿接在汽水瓶中给救济院的孩子喝的新闻。
几个月以后的那个午夜，她毫无感觉地按着自己的心脏，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还存在着。存在的——镜中的她——是她的躯体。
两天前的夜里，这种感觉再次出现。当时正值夏天，她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家家户户都开着窗，窗外不时传来邻居电视中在温布尔登进行的网球比赛的声音。她家的电视机也在播放同样的频道，但她把音量调得很低。那时的伦敦晴空万里，邻近的温布尔登绿草如茵，只是无法掩盖磨损的痕迹。越过电脑，能看到电视屏幕中的场景正不断切换着。不时传来的无法辨认声音源头的球的击地声、人们的惊呼声和失落声与她轻敲键盘的声音相伴，好像电视声带记录着的是整个外部世界。也许会出现一种叫作“网球选手精神病”的新疾病。患者认为自己始终被关注着，自己的每一个网球动作都能影响观众并引发观众与之互动。患者还相信自己的每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都能引起他人愉悦、惊喜、失落或幸灾乐祸的情绪。兴许每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都有这种症状，那些仍然相信上帝的人或多或少也一样。这是不是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上没有这种症状的人的存在感就少了，或者至少存在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那么受关注？安娜想，我不妨向网球选手的神祈祷。就像对待其他神一样，我们不妨请这个神赐予我们世界和平，保佑我们人身安全，保佑那些死去被埋于地下、羽毛化作尘土、骨头碎为沙砾的鸟儿重生，并让它们栖于窗台。让这些鸟儿按个头大小排着，小个的在前面，合唱一曲鼓舞人心的《再见，黑鸟》[3]。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她父亲经常用口哨吹这首歌的旋律，如今她已经好些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这里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懂我。
哦，那都是些多么不幸的往事啊！
是这样吗？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有关不幸的往事。正当她准备在网上搜索歌词时，电脑上响起新电子邮件的提示音。
这封邮件很长，安娜差点把它误当作那种写着“病入膏肓，急需汇款”之类文字的信件。她正要点击“删除”时，注意力却被邮件的抬头吸引了。“收件人”一栏的名字是正确的，但姓氏的首字母缩写是错误的。“亲爱的安娜·K”。名字所指似她非她。再有就是，这封信让她觉得十分傻气，犹如“夏天”一词曾经给她的感觉。总之这封信让她想起一本卡夫卡的书，对，弗兰兹·卡夫卡，一本陈旧的企鹅经典平装本小说。她曾经在她十六七岁的一个夏天读过那本书脊已经弯曲了的平装本。
亲爱的安娜·K：
之所以写信给您，是因为我和我的丈夫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我们真心希望您给予我们帮助。
我们想您一定认识麦尔斯·加斯。十天前我们邀请了他来家中做客。他是我们一位朋友的朋友，我们对他不了解，所以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们此刻非常无助。长话短说吧，加斯先生把他自己反锁在我家一间客房里了，好在房间是个套间，有独立卫生间。他不肯离开房间。他不单单是拒绝出来，回他自己的家，当然，我们都不知道他家住何方；他还拒绝与任何人进行交谈。这整整十天里，这位不速之客只从门下的缝隙中递出来过一张纸。于是我们只能把火鸡和火腿切得跟纸片一样薄，然后从门缝推进去，但是门和地板之间的空间有限，我们很难把他可能会需要的东西都递进去。（我那客房的门——事实上我家所有房间的门都源自十八世纪，虽然这房子建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所以您一定能理解我的担心，因为门的合页都在里侧。并且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用我们的一张椅子抵住了源自十八世纪的房门的把手。）
我（以及我的丈夫）非常纳闷加斯先生为什么选择把自己反锁在我家，事实上我和我丈夫以及我女儿都与此事无关。总而言之，您可以想象，这十天是多么漫长。即使他的工作伙伴过来也徒劳无功。为了不把事情弄僵，在警方的建议下，我们采取的措施相当温和。
我们一直在联系加斯先生曾经的伴侣，最后就找到了您。加斯先生把他放着手机和车钥匙的上衣落在了休息室，我们在手机中找到了您的邮箱地址。
我们已暂时将他的车停到了一位朋友家的车道上，但我们不能一直将它停放在那里（它原本停放在非停车区，那是违法的）。如果您能帮帮我们夫妇，我们将不胜感激。邮件下方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希望您能尽快联系我们，即使您当下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若我们得知您已收到邮件，我们也会万分感动。
期待您的回信，万分感谢！
真诚的
吉纳·李
（吉纳维芙·李，艾瑞克·李）
麦尔斯·加斯？到底是谁？
麦尔斯。
啊！
我们一起去过欧洲。
安娜又读了一遍邮件。
他还拒绝与任何人进行交谈。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安娜发现她不再想着她辞掉的工作，不再想着一张张她放弃过的人的面孔（只要夜幕降临，或晨光升起，她就会开始想着那些事）。现在她满心惦记着的是那封邮件和邮件中提到的受伤的灵魂，她仿佛能闻到灵魂散发出的烤焦了的羊毛的味道。
她回复了一封邮件后才去睡觉。
亲爱的李太太：
感谢您能给我发邮件。您遭遇的困境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我和麦尔斯·加斯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认识的，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对他了解甚少，恐怕您向我求助只是徒劳。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帮上忙，但若您坚持，我愿意一试。望您能告诉我需要我做些什么。
祝好！
安娜·哈迪
然后就是两天以后的事了。
“麦尔斯，”安娜对着门后的人说，“你在里面吗？”那天早上，安娜乘坐一辆拥挤的火车前往目的地。她旁边穿着防护面料夹克的男人正盯着手机屏幕看色情电影。她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她穿过商业中心，走过张贴在地铁站墙上的海报，海报上宣传着《本赛季的赎罪》。广告下边画了一个垃圾桶，从它的嘴里伸出一个“我有权品尝易拉罐”的对话框，下面还有一行字——“不要让你的垃圾桶享有权利”。她会在站点之间走上一段，欣赏圣保罗教堂如何像一块老化的软骨组织[4]一样伫立于河岸边。她会乘火车经过和小时候幻想中的未来很像的地方。正值闷热的夏天，她沿着马路往前走，马路旁尽是漂亮的高楼大厦和造型新奇时尚的房屋。她努力翻阅自己记忆中充满历史感的格林尼治[5]。当她按照地址找到那栋房子时，她看到门前坐着个小女孩。小女孩上身套了件明黄色的裙子，下身穿着牛仔裤，正从门两边的小圆石中挑选小石子。她反复用同一旋律吹着口哨，那调子很像《绿野仙踪》中朱迪·加兰唱的歌。[6]小女孩把拣出来的小石子往路上的排水沟里扔，想要让它们从水沟上的铁格子中掉下去。排水沟和四周的路面上布满了小小的白色石头。
“你好呀。”安娜说。
“我身无分文。”小女孩说。
“我也是。”安娜说。
“真的？”小女孩问。
“嗯，”安娜回答，“几乎是。多巧呀！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不热，”孩子一边说着，一边去按门铃，“如果我不这样穿，我就觉得不自在。”
而开门的白种女人穿着夏天常见的米白色衣服。她把孩子推到一边，握了握安娜的手。
“我是吉纳维芙·李，”她说，“您可以叫我吉纳。谢谢您能来。”
她拉着安娜的手把她带到休息室。安娜抽回手，把上衣叠好放在了沙发扶手上。吉纳维芙·李很不自然地盯着安娜的上衣看了许久。
“很抱歉。它让我觉得不安。”吉纳维芙·李说。
“我的上衣吗？”安娜问。
“我有个非常可怕的预感，凡是把上衣放在我家的人都不会离开这里了。”吉纳维芙·李说。
安娜立刻把她的衣服拿起来。
“非常抱歉。”安娜说。
“不，没关系，先别管您的衣服了，”吉纳维芙·李说，“您知道，对于您的朋友麦尔斯，我们真的已经无能为力了。”
“嗯，我已了解。但我之前说过，他的确不是我的朋友。”安娜说。
“说真的，我们实在无法继续忍受这个‘速客’[7]了。”吉纳维芙·李说。
“您说什么？”安娜问。
“就是不速之客。”她说。
“哦，我明白了。”安娜说。
“不，‘速客’。”吉纳维芙·李说。
“不，我是说我明——”安娜说。
“啊，解释‘速客’的意义，”吉纳维芙·李说，“我丈夫艾瑞克和我把这件事当作一项锻炼正向思维的练习。”
吉纳维芙·李现在是一位从事自由职业的员工福利协调员，她专门为在加那利码头工作的员工服务。当员工们遇到工资待遇、情感困惑或一些实际问题时，公司就会联系吉纳维芙。她会告知他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别能采取哪些措施。
“您一定不难想象，最近工作不好找。”她说，“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目前待业。”安娜说。
“工作方面我也许能提供些帮助。”吉纳维芙·李说，“重点是要谈论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名片。您以前做哪方面的工作？”
“高级联络员，”安娜说，“但我已经辞职了。”
“呀，辞了，”吉纳维芙·李说，“您也许能在这个领域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最好是，”安娜说，“不然我就没法活了。”
吉纳维芙·李表示理解地笑笑。
她告诉安娜，在测量和控制研究所工作的艾瑞克会在三点回家。
小女孩跟着她们进了屋，坐在窗户旁的复古现代风格的扶手椅上，用她裸露的脚后跟拍打椅子的前腿。
“别再踢那椅子了，布鲁克！”吉纳维芙·李说，“它是罗宾·戴[8]设计的。”
“知更鸟[9]节？”孩子问，“是今天吗？”
“布鲁克，我们在忙。”吉纳维芙·李说。
“您不觉得知更鸟节更靠近圣诞节才显得更合理吗？”孩子问，“对于节日和庆祝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现在是夏天不是冬天，所以知更鸟节还没有流行呢。人们都过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和圣诞节，却没人知道知更鸟节。”
安娜再次注意到，这个孩子说话出奇地懂礼貌，还有些古雅。
“我听到你妈妈叫你了。”吉纳维芙·李说。
“我怎么没有听到呀，李太太？”孩子说。
“那我换个说法吧，布鲁克。我想别处可能更好玩。”吉纳维芙·李说。
“您的意思应该是您不欢迎我。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孩子说。
她从沙发上跳下来，然后在安娜身旁双手着地倒立。
“这句话出自《哈姆雷特》，”她头朝下，隔着裙子说，“《哈姆雷特》是威廉·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您可能已经知道了。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
她在空中踢了踢腿。吉纳维芙·李站起来，径直走向门口。小女孩于是放下双腿站了起来，整了整衣服。
“也许您待会儿会愿意去隧道那儿散散步，是吗？”孩子对安娜说，“它建于1902年，从河底下穿过，您去过没？”
她又说，如果安娜早三年来这儿的话，她就能亲眼看看“卡蒂萨克”[10]了。
“我说的不是那个车站，”她说，“但您可能已经明白了。事实上‘卡蒂萨克’原是一艘帆船，要不是那场大火，它一定还在。那样的话，从那个叫作‘卡蒂萨克’的车站出来，只要方向不错，也就是向左转，就能看到‘卡蒂萨克’号帆船了。关键是，事实上，我是去年才来这里住下的。所以除非重建，否则我是不能亲眼见到‘卡蒂萨克’号的了。可也许您在我这个年纪或再大点儿的时候曾经见过真正的‘卡蒂萨克’号，那时船还没有被烧毁。”
“我没见过，”安娜说，“我没有亲眼见过。我曾在照片上见过。电视上也播放过与它相关的节目。”
“那是不一样的，”孩子说，“但它也行得通，它也行得通，它必须得行得通。”
她在门框处放肆而又欢快地转了几圈。
“布鲁克，”吉纳维芙·李说，“出去！马上！别再糟蹋我那些石子了！”“它们都是买来的！那些是苏格兰河卵石。”她对安娜说。
“很贵的。”安娜说。
她对冲出去的小女孩眨了眨眼。
“再见。”她说。
布鲁克看起来有九岁，她住在附近的学生公寓。她的父母是大学研究员，也可能是研究生。
“显然，她不是我们的孩子，”吉纳维芙·李说，“不过她确实挺可爱，很早熟。”
吉纳维芙·李倒了杯咖啡，向安娜讲了他们每年都要举办的非主流晚宴。每年初夏，她和她丈夫在朋友们出门度假之前都会办一次这样的派对。除了雨果、卡罗琳、理查德和汉娜这些常客，他们每年也会邀请一些平常不太接触的人参加。这样扩大交际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去年他们邀请了一对穆斯林夫妇；前年他们邀请了一位巴勒斯坦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位犹太医生和他的配偶，这使得那晚的派对非常有趣。今年，雨果和卡罗琳的一位熟人，马克·帕默先生，邀请了麦尔斯·加斯。
“马克是同性恋，”吉纳维芙·李解释道，“他熟识雨果和卡罗琳。我们以为麦尔斯是马克的伴侣，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样反而更好些，否则他们会是很惹人非议的一对，因为他们年龄相差二十岁，甚至不止。他们显然经常结伴去看音乐剧。马克·帕默喜欢音乐剧。他们应该有恋爱的趋势，是不是？但马克六十多了，他是雨果和卡罗琳的朋友。”
吉纳维芙·李又告诉安娜，他们也邀请了布鲁克的父母巴尤德夫妇，虽然刚刚搬来的他们之前住在北部的哈罗盖特，而不是非洲。
“不管怎样，晚餐很愉快，”吉纳维芙·李说，“一开始一切照常，直到正餐结束，加斯先生突然站起身，上了楼。当然，我们以为他只是去洗手间。所以我就给大家上甜品，这有些麻烦，因为我还得烤布丁。吃完甜品，他还是没有下来，大概至少有十五分钟了，说不定更久，因为我们喝得很开心，时间过得有些快。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参加宴会或举办宴会时，别人都喝酒，就你一个人不喝，会显得不自然，但是他没有喝酒。总之后来，我把咖啡壶端上来，烧好咖啡，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倒上，然后把壶放着，让需要的人自己续。我上楼敲洗手间的门，并询问一切是否正常。他没有回答。他当时根本不在洗手间。他已经把自己反锁在我家的客房里了。”
“那他一定是非常不喜欢您准备的开胃菜和主餐。”安娜说。
吉纳维芙·李显得有些激动。
“是吗？他不喜欢？”她说，“看到别人吃扇贝和西班牙腊香肠会让他如此坐立不安？”
“啊，我也不知道。不，您知道，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安娜说。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吉纳维芙·李说。
“嗯，”安娜说，“当然不是闹着玩的。”
“您肯定无法想象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吉纳维芙·李说，“客房里家具精致，布置得体。每个住过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但过去的十三天就像地狱。”
“人间地狱，嗯，我能想象。”安娜说。
她盯着木地板。
“然后艾瑞克上去了，”吉纳维芙·李说，“他敲了敲洗手间的门，和刚才一样，没有回应。等咖啡喝完，我们剩下的九个人开始有些担心了，起先把他带来的马克上楼去了。然后他下楼告诉我们，他试了试打开洗手间的门，门没有锁，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于是艾瑞克上去看个究竟，我也上去了。的确没人。于是我们以为他已经不告而别了。您知道，就是不打招呼自己悄悄离开，但他不应该如此不懂礼貌。当我们互相道晚安时，我们发现他的外套还在，就放在沙发上呢。”
吉纳维芙·李朝着沙发打了个手势。安娜看了眼沙发。吉纳维芙·李也看了一下。
她们都看了看沙发。
吉纳维芙·李继续讲。
“马克，那个同性恋，”她说，“他年龄较大，最易担心。他们都有些歇斯底里，这一点好坏参半。总之，喝完咖啡和一瓶橙花麝香葡萄酒[11]（他们都不相信这是艾瑞克在阿斯达超市发现的）后，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除了马克，他显然有些不安。然后艾瑞克和我就上床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加斯先生的车还停在非停车区，而且已被贴了罚单，当然，我不会为他交罚款。然后，我们的女儿乔茜下楼问我们为什么客房的门是锁的，还问她在门下发现的那张便条是什么意思。”
“便条上写了什么？”安娜问。
“有水就行，但很快会需要食物。我吃素，你们知道。感谢你们的耐心。”
这是小女孩的声音，它从扶手椅背后传来。她没有走。她偷偷回来了，而她俩都没有注意到。
“我记得您在邮件中说，您给他送的是火腿？”安娜说。
“乞丐可没什么选择的权利。”吉纳维芙·李说。
“他们不想让他在房间里待得太舒服。”那个罗宾·戴设计的椅子背后又发出声音。
吉纳维芙·李不予理会。
“很明显，他的脑子不在里面。”她说。
“他的脑子就在里面，”椅子背后的孩子说，“不然他的脑子还能在哪？”[12]
吉纳维芙·李还是不予理会，就好像这孩子根本不存在一样。她亲密地向前倾了倾身子。
“我们很高兴最后总算能联系到人，”她说，“马克对他了解不多，显然还没有到可以说服他从房间里出来的程度。您的那位麦尔斯应该是个孤僻之人。”
安娜再次告诉她，自己和麦尔斯真的不算熟识，她之所以认识他纯属偶然。差不多三十年前，在一家银行赞助的面向全国青少年举行的中学生竞赛中，他们俩都赢得了去欧洲旅行的机会。那是1980年的7月，旅行长达两个星期，她和麦尔斯只是乘坐了同一辆旅行汽车，同行的还有另外48位十七八岁的学生。
“而且，那之后你们还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吉纳维芙·李说。
“不，”安娜说，“几乎算不上。我和那次旅行中的好几个人都保持了一两年的联系，然后，就像您知道的其他这种相识一样，联系就中断了。”
“但这一定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一段他这么多年来唯一值得珍藏的回忆。”吉纳维芙·李说。
“不是。”安娜说。
“一次痛苦的分手，他第一次觉得心碎，至今难忘。”吉纳维芙·李说。
“不，”安娜说，“真的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交情很浅，仅此而已。您知道，我们并非感情至深。”
“那么，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还保留着您的联系方式呢？”吉纳维芙·李说。
吉纳维芙·李激动得脸色发红。
“如果有什么原因，我本人并不知道，”安娜说，“我是说，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有我的邮箱地址的。我们已经，天哪，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联系过了，那时还没有兴起用电子邮件呢。”
“一定是你们旅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
吉纳维芙·李完全是大喊大叫着说出这句话的。但安娜之前的工作经验让她知道别人生气的时候应该如何应付。
“您坐下来吧，”她说，“您坐下来，我就告诉您我能想起来的一切。”
果然有用。吉纳维芙·李坐了下来。安娜把手臂分开，镇静地说起来。
“我记得，”她说，“那次为期两个星期的旅行才刚刚开始，在伦敦的一个中世纪盛宴上，我就食物中毒了。印象中，那时我还去了巴黎，第一次看到埃菲尔铁塔和圣心大教堂。我记得布鲁塞尔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已经关掉的老游乐场，我们就在那周围走了走。我讨厌海德堡酒店的食物。卢塞恩市有一座木桥。关于威尼斯，我只记得我们住的那家酒店很大，里面光线很昏暗。我们在威尼斯时，意大利北部某个地方的地铁站因为有炸弹爆炸，死了很多人。那之后，酒店员工因为要求我们这个旅行队伍中一些男生安分点儿而和他们产生了矛盾，那些男生开始不服从管理。我记得，因为一个啤酒瓶，还是啤酒易拉罐被扔到了窗外，就引起了很严重的争吵。我不确定这事是不是发生在意大利了。”
安娜讲到法国和德国的事情时，吉纳维芙·李正在玩弄一支铅笔。那支铅笔是她从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拿的，正被她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安娜讲到意大利时，吉纳维芙·李已经开始用那铅笔敲桌子了。
“其实，”安娜说，“收到您的邮件之后，我看了看那时的照片，但数量不多，只有十二张。很显然，我只拍了一卷。只有一张照片上有麦尔斯·加斯。我是说，他在照片上，我能看着照片指出哪个是他，但看不到他的脸。照片上他正低着头，我只能看到他的头顶。离开前，他们让我们所有人在一个银行门口拍过一张合照。因为站得太远，不能看清楚人，但照片上他站在后面。他长得很高。”
“他长得高，这我已经知道了，”吉纳维芙·李说，“我已经知道他的长相了。”
“我记得他曾经从牛仔裤磨破的两个裤脚上拉了些线头下来，在上面绑上些很小块的法国面包，”安娜说，“我们用这些碎面包在凡尔赛的一个湖里面钓金鱼。照片里，他就是因为这个才低着头。他在给绑着面包的线打结。然后，我就记得这么多。”
“就这些？”吉纳维芙·李说。
安娜耸耸肩表示肯定。
吉纳维芙·李把她手里的铅笔折断了。然后她吃惊地低下头，看了看她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的一截折断的铅笔。她把它们整齐地放到桌上。
然后她们去了楼上。
就是那时，安娜站在那儿，举着拳头，准备——到底是准备做什么？
“麦尔斯，你在里面吗？”
一阵寂静。
接着——砰砰砰——那个小女孩捶门了。
“天哪，快告诉他你是谁。”吉纳维芙·李在安娜耳边轻声说。
“麦尔斯，我是安娜·哈迪。”安娜说。
（毫无动静。）
“我们一起参加过1980年巴克莱银行赞助的欧洲环游旅行。”安娜说。
（一片沉寂。）
“跟他说说你们用面包钓金鱼的事情。”孩子提醒道。
“麦尔斯，我想如果你打开门离开这里，李氏夫妇会非常感激的。”安娜说。
（没有声响。）
“我想李氏夫妇希望您能把他们的房子还给他们。”她说。
（毫无反应。）
“告诉他是你，告诉他你就是安娜·K。”吉纳维芙·李轻声说。
安娜注意到，她仍然笨拙地举着拳头。她把拳头靠在木门上，然后放下。她转向吉纳维芙·李。
“抱歉。”她说。
她耸了耸肩。
吉纳维芙·李点点头。她用手做了个小小的手势，告诉安娜她可以回到楼下了。
两个女人走到楼梯尽头停了下来，什么都没有说。穿过门，安娜看了看休息室。它看起来就像是剧院演出时使用的具有别致当代风格的休息室。她看了看壁炉旁呈几何状分布的原木。她看了看天花板，注意到她头顶上从休息室后面伸出的一根一直延伸到大厅的巨大木梁。
“好大一根，呃——木头。”安娜说。
吉纳维芙·李解释说，据称，这根木头来自一艘曾在特拉法加[13]参加过战役的战船，正是因为它，休息室至今都没有翻新扩建。说这些时，她看上去已经镇定下来了。她打开前门，让它开着。屋外的热气涌进这座冰冷古老的大厅。
“不过，”她说，“一旦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我们就会搬到档次高点儿的布莱克西斯[14]。艾瑞克三点回来，我知道他会很想跟您谈谈。”
“您是说，您希望我三点的时候再回来这里？”安娜站在门阶上问。
“如果热心的您愿意再来的话，”吉纳维芙·李说，“三点以后请再来。就三点十分吧。”
“问题是，”安娜说，“如果我现在走的话，我能赶上比较便宜的那班回家的火车。但如果我留下来，到时候的火车票票价会翻倍呢。”
“已经相当感激了，”吉纳维芙·李说，“谢谢您这么热心。真心地感激。”
她上前去关门。
“还有一件事。”安娜说。
吉纳维芙·李门关到一半停了下来。
“是关于安娜·K的。”安娜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吉纳维芙·李问。
“邮件里面，您称呼‘亲爱的安娜·K’，刚才在楼上也是，”安娜说，“您叫我安娜·K。那不是我。我叫安娜·H.哈迪。”
吉纳维芙·李抬起手。她走回大厅。再回来的时候，她拿着一件黑色上衣。她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部手机举了起来。
“手机里存的就是这个。”她说。
然后她把手机塞回上衣口袋，又把上衣直接扔向安娜。上衣穿过门飞过来，安娜没有接住。她开始对安娜花言巧语。
“现在它是你的了，”她说，“我现在声明，当这件事结束之后，如果说有谁使用了刚好落在我家的某件上衣中的任何银行卡或者信用卡，一概和我无关。”
然后她咔嗒一声关上门。安娜站在门阶上。
艾瑞克和吉纳。吉纳和艾瑞克。天哪。她邀请他们参加她每年举办一次的特别晚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可能参加。天知道吉纳维芙·李和麦尔斯·加斯之间，或者艾瑞克·李和麦尔斯·加斯之间，或者他们的女儿，或随便哪个人和麦尔斯·加斯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在乎呢？谁会在意麦尔斯·加斯是不是为了可以享受一下不交房租又能有人按时提供食物的待遇呢，哪怕只是暂时的？谁会去想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把自己关在这么一座令人讨厌的房子中的那个令人讨厌的房间呢？她要回家了。嗯，不管发生过什么，她现在要回家。
她在人行道上踮了下脚后跟，转向了去车站的方向。
那个孩子就在她旁边跳着。
“您是去隧道吗？”她问。
“你不是应该还在上学吗？”安娜说。
“不用，”孩子说，“放学很早。因为猪流感。您的口音很有趣。”
“谢谢。”安娜说。
“我很喜欢您的口音，”孩子说，“我没有觉得不喜欢。”
“我是苏格兰人，我在那里长大。”安娜说。
“我去过，”孩子说，“我也当过苏格兰人。我是说，我喜欢那里，老兄。我没有觉得不喜欢过。因此，我还会再去的。那里有很多树。”
她递了什么东西给安娜。是一截铅笔，就是刚才吉纳维芙·李在休息室弄断的那截。那孩子拿着另外那截。
“谢谢你，”安娜说，“但是你拿的是削尖的那头，这不公平。”
“是呀。但您是大人，您能花钱买个卷笔刀，文具店或者超市都有卖的。”孩子说着，往前继续跳，说话的声音踩着她跳跃的节奏，“拿这个，卷笔刀，放进去，口袋里；若你想，不给钱，也可以，您知道。铅笔都要卷笔刀，没有卷笔刀，铅笔只能发牢骚。我们全，都应该，免费拿，卷笔刀，不要钱。”
“那就会一片混乱了。”安娜说。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欧洲。国际铁路的大陆。地点为国外。时间为二十年前，恰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克里夫·理查德[15]和一群男女学生乘坐双层巴士到访。此刻，克里夫·理查德正在唱歌，歌中唱的是一位失踪的女孩，也有可能是被谋杀了，她以前的房间是在二楼，没有其他具体的联系地址，除了在一个公用电话墙上留下过一个名字以外再无其他。
欧洲。情景是来自英国各地一共五十位青少年参加的巡游。一家英国银行组织了一项宣传活动，要求每个人写一篇“关于2000年，也就是二十年以后的英国的小故事或小短文，不超过两千字”，这群青少年都是活动的优胜者。安娜是来自最北方的学生之一，她是唯一的苏格兰人。
1980年。那年安娜·哈迪写的关于二十年后的生活的作文获奖了。就在法国的凡尔赛，她打开了回形针，用它穿过她的一只耳朵，结果因为被感染而发了烧，于是不得不打抗生素。三天以后，他们经过一些其他国家，来到了瑞士的布伦嫩，那里山水相连，水中的群山倒影美不胜收。
首先：路线的起点是伦敦，到巴黎，到凡尔赛。那是五十个未来世界主题征文的获奖作者巡游的第四天。到第二天时，他们都已各自归类，要么属于一个疯狂的小团体，要么是刻苦学习的怪人，或是完全的局外人。
早些时候安娜被“戳刺”了，这是她第一次遇上这种事，对方是一个十七岁的学习怪人（二十年后，这个人成了国际著名的理论物理学教授）。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只感到臀部和大腿之间突然莫名疼痛，而她身后那个长着严重湿疹、脸色发白的红头发男孩——或者男人——好像与此全无关系。而那两周行程中后来的某天晚上，当安娜看到那个男生站在另外那些女孩中一个的身后，然后那个女孩突然发疯一样地跑开时，她就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了。之前在巴黎酒店时，那群疯学生中比较龌龊的几个把另外一个学习怪人灌醉，他就这么醉醺醺地被拖进宿舍，然后他们把他模仿英国皇家空军战斗英雄留下的胡子剃掉了一半。现在，他正在夏日的雾霾中，迷迷糊糊地游荡于凡尔赛宫附近，那模样就像个单翼的记录天使。为什么他不干脆把另外一半胡子也剃掉呢？安娜疑惑地想。是不是这样，那些剃掉他一半胡子的人每每看到他时，就会对自己曾经的恶毒行为心怀歉疚呢？或者正因为他舍不得剃掉另外那一半，被剃掉的那一半才能重新长回来？安娜想不明白。她没有和他交流过（她几乎没有怎么和那队伍里的任何一个人说过话）。她知道他叫彼得，他在第一天的伦敦中世纪餐厅宴会上告诉过大家他如何期待凡尔赛之行，他很想看看历史上著名的镜子大厅，一战结束时的和平条约就是在那里签署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一面明亮的镜子中映射出的都是他自己历经的战斗的伤痕。
安娜是局外人之一。
这是因为她是唯一的苏格兰人，其他四十九个人都是典型的英格兰人——自信得可怕，异常聒噪。（也可能是因为那天中世纪宴会上她食物中毒，呕吐不止，于是那天晚上大家到贝斯沃特的一家酒店后，她一个人在房间中待了很久，错过了参与拉帮结派的时机。）
现在她正坐在那儿，把盒装午餐中的法式面包撕成小块塞进嘴里。她坐在一个大水池旁，湖中间的喷泉[16]精致优雅。是不是因为担心会沉入深不见底的湖里，或者因为刚刚从深水中回到湖面而惊魂未定，所以湖中的金色骏马才会显出挣扎的样子？它们的马蹄、马嘴还有鬃毛才会都渗透出恐惧？
包括今天，还剩十一天。
今天才过去了一小部分。
准确地说，今天才过去了三分之一。
万一这辆载着五十位未来作家游览欧洲的巴士在旅途中发生了意外，大家都死了，她再也回不了家怎么办？
如果她有护照，她就可以回家了。她可以直接回到巴黎的那家酒店收拾收拾行李，然后离开。她可以在接待处留张便条说家中有人生病，或者说她梦到家中出现变故，而她的梦境如此真实，以至于直接影响她的直觉，所以她最好立刻回家，虽然没有接到任何来电或通知。不行。那太可悲了，撇开悲怆的梦境不谈，所有的护照都由芭芭拉保管着。芭芭拉是银行会计，是五个随行的银行职员之一（基本上，每位职员负责照看十位未来作家）。安娜想象着她的护照和其他四十九本护照正被橡皮带捆在一起，也许是按首字母顺序排放的。它们正被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被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酒店的保险箱。或者芭芭拉会不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文包中随身带着呢？安娜护照上的照片是六月初她在家乡邮局内的自动照相棚内拍的。只要是在那个叫作家的地方，一个自动照相棚也会让人觉得似乎光芒万丈，好运连连，就连照相棚的帘幕都令人艳羡。照片上，安娜穿的是一件苏克西女妖[17]T恤。她有一双黑眼睛，看起来严厉、不满而痛苦，但看到她的人不会有胆量问她怎么了。这时的她希望独隐于世，直到她长大了很多，到了二十七岁，她这个性格才有所改变。当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周围的事情看起来也都不一样了，生活变得简单，更容易理解了，很多事情都显得一目了然。
她今天穿着照片上的那件T恤。在那清澈的法国湖水中，她能看到自己的脸和衣服上苏克西面具般的脸倒映在水中，随着水面的波动上下起伏着。
她以前不知道自己原来如此腼腆。
她未曾想过，自己会是这么不合群的一个人。
被分配到和她住一起的舍友黛恩是疯人小团体的一员，她对安娜相当和善，但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
她每天和别人说的话仅限十五个字，而且几乎都不能成句。
（晚安。
早安。
嘿。
我能用这个吗？
嗯。
谢谢。
拜。）
她抬头看看天，天空是蓝色的；低头看看湖面，天倒映在湖中的颜色是深色的；再看看那些金色的被拴住的似要脱缰而去的马。这里就是天堂，见证了她的成功。报纸上提到她时，会特别说明她是这次旅游资格获得者中来自最北部地区的一位。所以她会没事的。她要给父母寄张明信片，让他们自豪，她打算在明信片上这样写：
这里太美了！我真幸运！我们每天都在酒店吃住。我看到了埃菲尔铁塔，还去了一座很漂亮的教堂。今天我们是在凡尔赛。这里就像天堂一样，你可以租一艘小船在湖面划船，吼吼，先就这样。爱你们的安娜。抱抱亲亲。
在给校中好友道格拉斯的明信片上，她会想说什么就写什么，而且她每去一个地方都会给他寄一张明信片。不，她要写得更风趣些，她要把想表达的内容都用歌词写出来。如果她专心致志的话，她会写出这样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我他妈的是这儿唯一的苏格兰人[18]，他妈的唯一的从北方来的人，参加这次巡游的其他人都是英格兰人，而他们就是什么都不懂。
亲爱的道格拉斯。现在的我会不会就处于塑胶年代[19]？只要买些我迷人的倒影[20]。崩溃即将来临[21]。安娜。抱抱亲亲。此外，人们不需要你的名字，人们要的只是你的号码。
不，还是不够风趣，她要特别模仿欧洲电视网。
每个小时叮一个咚，摘花时也要唱叮咚。[22]
她会在印有大教堂钟楼的明信片上这样写，然后寄出去。道格拉斯会觉得那很有趣。
叮咚叮，听一听。也许是个老顽丁[23]。
即使爱人离去了，依然唱着咚当叮！
湖边除了她还有一个身材瘦长的男孩。他也是巡游队伍中的一员。是的，他一定是队伍里的；他旁边的草地上也有个蓝色的文件夹。她见过他，她想起来了；现在他是最受欢迎的学生之一。他是属于比较下流的那一派呢，还是不太下流的那一派呢？她刚才有没有用欧洲电视网的调子高声哼唱呢？她一定有，因为那个男孩开始用那调子吹口哨了，因为他不可能刚好在她想到那首古老的歌的时候也想到了同样的歌。关于那首歌，她和道格拉斯好几年以前开过它的玩笑，除了他们没有别人知道。
他开始吹其他的曲子了，是瑞典组合阿巴乐队的歌《我有一个梦想》。他看起来不像是会喜欢阿巴乐队的人。
他唱的那几句讲的是，如果相信童话国度有奇迹，那么即使失败也能手握未来。他嗓音很好。他唱得很响，响到她足够能听清楚他在唱什么。事实上，他看起来就像是在为她唱。
然后，等一下，他是这样唱的吗？
我相信恩格斯[24]。
如果他真是这样唱的，那真是够风趣的了，她确信自己没有听错。只有真正了解她的朋友才知道，这样的双关语可以引起她的注意。
然后那男孩说话了，的确是对她说的。
“快呀。”他说。
他好像在鼓励她唱歌。
她看他的眼神像是很害怕的样子。
“你在开玩笑吧。”她说。
“只有很严肃的事情我才开玩笑，”他说，“快呀。把你觉得美好的东西唱出来。”
“不知道有什么美好的东西。”她说。
“你一定知道。”他说。
“我真的不知道。”她说。
“真的，你一定知道，”他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巴的歌技术上都是采取的和声，所以总能像具有腐蚀性的酸那般渗入人们的大脑，这样我们才会永远永远永远记住它们。即使在二十年以后，人们还是会唱他们的歌，甚至可能比现在还要流行呢。”
“那么，你在关于2000年的英国的文章里写的就是这个吗？”她问，“《被阿巴乐队摧残大脑的一代》？”
“也许吧。”他说。
“不可能。”她说。
“那你写的是什么？”他问。
“是我先问你的。”她说。
“我的开头是这样的，”他说，“以前有一个女孩，身穿过时的朋克T恤——”
“它才不过时呢！”安娜说。
“——坐在法国一座很有历史的宫殿的水池旁——”
“很有趣。”安娜说。
“她很有趣，”他说，“她真的有趣吗？没人知道。因为她决心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所以没有人能知道。要是那天她能和麦尔斯一起唱他在凡尔赛宫唱的那首阿巴乐队的歌，那么，一切都会奇迹般地，变得完美。可惜，她很固执，她打小就顽固——”
“我才不固执呢。”她说。
“可惜，她很高傲，她打小就——”
“我也不高傲，”她说，“不管怎样，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人看见我唱阿巴的歌。”
“我没有唱阿巴的歌，”他说，“我唱的不是阿巴的歌，我唱的是革命。可惜，她很保守，她打小就被保守的观念和政党所影响——”
“我也一点儿都不保守，”她说，“你的故事很差劲。我之所以不愿意唱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歌词。”
“那些词其实都是我自己编的，”他说，“再说，其实是你先开始哼欧洲电视网的流行音乐的，其实不是我。曾经有一个女孩，二十年后的她除了转眼睛和说‘其实’这个词之外，就不知道怎么与人交流。好了。现在，告诉我你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你先告诉我你写的东西的真正内容。”她说。
他动了一下，坐到离她近点儿的地方。
“你叫什么？”他问。
“安娜（Anna）。”她说。
“你的名字和阿巴（Abba）很接近呀。”他说。
这话让她差点笑出声。
“曾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他说，“一次就是全部。”
“你的文章这样开头的？”她问，“是吗？”
他看了看别处。
“写得很好。”她说。
“谢谢。”他说。
“只是，你说‘有一次’，和‘只有那么一次’，然后下一句你又说了，所以你一共说了三次‘一次’，这样就不是一次了。”她说。
“曾有一次出现了那么一个很爱咬文嚼字的女孩，”他说，“或者只是对文字很讲究。那么你的文章怎么开头的，批评家？”
“未来是个异国他乡。人们想的做的和现在完全不同。”她说。
“嗯，我知道，但你的文章是怎么开头的呢？”他说。
然后，不知是不是有东西进了眼睛，他朝她眨了眨眼。
“很像L.P.哈特利[25]的风格，”她说，“但是，你知道，是改编后的版本。过去就是个异国他乡。《送信人》里这样写的。”
“呃，呃，”他说，“我印象中L.P.哈特利的原句的押韵肯定比你这句好。”
“你可以去押自己的韵。”她说。
“嗯，是的，我会的，”他说，“但是我写的肯定没有林肯总统和肯尼迪总统的押韵效果好。[26]”
这一次她大声笑了出来。
“不管怎样，”他说，“说真的，你的故事到底写的是什么？告诉我实话。”
“我写的是一个沉睡了二十年的女孩在2000年突然醒来的故事，”安娜说，“关键是，2000年的很多事物都和现在的完全一样，只有一个例外。当女孩打算读写什么的时候，她发现文字好像都是颠倒过来印的。她起来走到厨房，拿出一盒麦片，那个包装就和现在的脆玉米片包装一样，除了包装上的字是倒过来印的。她还是能读那些字，但就是感觉怪怪的。她把盒子头朝下，但发现并没用，因为她发现那些字母的排列顺序和正过来印的顺序是一样的。然后她打算看看报纸，结果还是那样——报纸上的字也是倒着印的。于是她陷入了恐慌，以为自己疯了。她从书架上拿下她最喜爱的一本书，那是老版的，她一直保存着。她二十年前读过这本书，是L.P.哈特利的《送信人》。她翻开书，整本书里面的字母方向都是向上的，她大大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她出去，走到市区。公共汽车前面的字是倒着的，所有商店名也都是倒着的。而其他人竟然没有觉得异常。于是她开始感到疑惑。她走进自己二十年前——也就是1980年——很喜欢的一家书店，从书架上拿下来同一部小说——《送信人》的新版。很显然，封面上的标题都是倒过来的，封底对小说的简要概括也是倒着印的。她打开时，里面的每一页都是颠倒的。半天过去了，到吃午饭时，她已经习惯了看那些颠倒着的文字了。她的大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些颠倒的文字信息。到了故事的结尾，她已经不再觉得那些字母是倒着的了。”
她停了下来。一口气大声说了这么多，她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筋疲力尽。这比她离开家以后说的所有话加起来还要多。
“喔，写得不错，”男孩说，“很有颠覆性。颠覆性的睡美人故事。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唤醒她的呢？应该不是吻了一下吧？”
他说这话没有试探的意味，并不是在挑逗。事实上他看起来很专注。
他很风趣，而且非常机智。他应该是这群学生中最出类拔萃者之一，如果他们中有人能考上牛津或别的什么学校，他一定是其中之一。但听他的口气，他家不像是很有钱，或者他就读于贵族学校。当然，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惹她发笑了。她想问他认不认识把那男生的胡子剃掉一半的那些人。他看起来不像是会干那种事的人。
他黑头发，大鼻子。如果不是因为鼻子的话，他看起来会很帅。他是那种看上去很安静的人。也许他实际上并没有他的外表这么安静。近看时，他显得有些累。他的头发有些长，但长得不过分。他套了一件蓝色的套头背心，胸膛很宽。露在背心外的手臂和肩膀瘦长而苍白，显得与他的身体极不相称。但他从牛仔裤腿上掸走小小的蚜虫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动作却又如此轻柔而精准。
他开始盯着她看，所以她不再注视着他。
“你在做什么？”然后他问。
她耸了耸肩，看了下旅行文件夹中最上面的那张时间表，然后点点头。
“我在等着下一个行程。”她说。
“不，我是说，你在用那个做什么？”他说。
他正指着她一侧的耳朵。他们说话的时候，她取下文件夹中标注“重要信息”的那张单子上的回形针，捏住打开的回形针的一端从耳朵穿过去。
“哦，”她说，“我在做耳环。”
“用回形针做？”他说。
“我身上只带着一个耳环。我是说我只从家里带了一个过来，”她说，“我不希望耳洞堵起来。”
“电视剧中人们解开发夹或回形针都是为了开锁之类的，”他说，“但你却把它刺入耳垂。这种做法可是过时了。”
“我这样做，很符合二十世纪的时尚。”她说。
“这种做法可能在现在的法国还算新潮，”他说，“不，应该是还算nouvelle vague[27]。嘿，听着。如果你的姓是纪（key）——”
她斜眼看着他。
“你就是英国的关键人物（key）安娜了。”他说。
现在他正在笑她。
然后她也笑了，在笑自己。
“要是我现在在英国就好了。”她说。
“你的耳环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他问，“哇哦！不，我喜欢这里。我喜欢有历史的地方，那些混乱的历史总能产生一些很值得一看的东西。我很享受这次旅程。而你，你情愿回去也不愿意待在这里。”
安娜点点头。
“你玩得不开心。”他说。
安娜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看着水面。
“那，”他说，“你可以走啊。直接回家去。”
“是的，你说的对，”安娜说，“要是有护照，我当然会回去。至少我可以选择。”
“我们找找看。”他说。
“找什么？”她问。
“你的护照啊。”他说。
“在他们那儿呢，”安娜说，“他们把我的收上去了。他们收了你的吗？”
“快，”他说，“我能帮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能帮你通过边境。”
他换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孔，指了指她的午餐盒中伸出来的法国面包，然后摊开手。
“你要这个？”她问。
“把你的护照[28]给我，”他说，“我自己的那个已经吃掉了。”
“你真是滑头。”她说。
但她把面包递了过去。
“是的，”他说，“跟我来。”
他站起来。
“去哪？”她问。
“去钓鱼。”他说。
他们一下午都在把面包屑往水里扔。鱼儿的小嘴露出水面，张开，合上，好像和鱼身脱离了一样。回巴黎的路上，大家都在汽车上相互拥挤着抢座位。当她经过他那张桌子时，他拉了拉她的上衣角，往里移到了旁边的空座上，她就坐下了。
“这是安娜·纪，”他告诉同一张桌子上另外两个人，“英国的关键人物安娜，当然不在英国的时候也是关键人物。”
这一次坐上这辆汽车，她同样从包里拿出她的书，但并不是因为心情不好。周围的人一路上说说笑笑，就好像她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好像她一直就是其中一员一样。她甚至还几次主动加入了交谈。
晚餐前回到酒店的房间，她坐到床上，拿出信息文件夹里那份获奖者名单。名单上只有一个叫麦尔斯的人。麦尔斯·加斯。他的名字旁边写的是雷丁。他应该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曾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一次就是全部。
她突然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是他的文章开头。她真应该问问他的文章后面写的是什么。她暗下决心，下次再聊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问。
那天晚上，当她下来吃晚饭时，汽车上和她坐在一起的那些人中，有人还为她在旁边留了个座位。她和一个女生交了朋友，那个女生看上去很外向，但实际上很内敛。那个女孩来自纽卡斯尔。她们随便交流了几句，然后互相点头示意，表示达成共识，剩下的十天里她们可以相互结伴。这时，那个叫麦尔斯的男孩正从另外一边穿过酒店的餐厅，站到员工坐的那桌旁和他们聊着什么。尽管隔得很远，她还是看到他身上似乎散发着一种亲和的气息。她看到他和那桌人因为谁说了什么而哈哈大笑。她敢打赌，说俏皮话逗大家发笑的绝对是他。
餐后，她排队等着乘坐酒店那部可怕的吱嘎作响的旧电梯，电梯的金属门看上去有些危险。他不知从哪里走到她的身边，轻轻靠着她的肩膀。
“我送过信了。”他在她耳边说。
“啊？”她说。
“为了让体制为我所用，我刺探到了体制的心脏。”他说。
“啊？”她还是一样的反应。
“啊代表阿巴（Abba），”他说，“B代表女妖（Ban shees），C代表秘密的犯罪活动（cover tcriminala ctivity）。”
他举起了一个东西，是护照。它的照片页打开着。那是她的照片。
“我刺探到森林里最危险的地带，”他说，“牺牲了自己，然后带回了——你。”
他把护照递给她。他笑了笑，点了一下头。
“你（的护照）就在这儿。”他说。
现在，三十年后，安娜正沿着伦敦格林尼治的一条街走着，她前边是个一蹦一跳的小女孩。安娜一下子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屋子里和旧时的校友道格拉斯身上相似的木材抛光剂的特殊味道；
那次欧洲巡游在巴黎待过的一个酒店的电梯门，其实它并不是一扇真的门，只是一个金色的六角手风琴一样的铁闸，当你乘着电梯往上时，你能透过电梯门缝看到楼层之间的混凝土；
某种混杂着希望和不满的情绪；
一种真实得犹如她能品尝到的味道的感觉，一种存在于时间之中赋予她的感觉；
她也回忆起了很清晰的声音，还有那句话：
你就在这儿。
她走在一条她不认识的大街上，手里拿着两件上衣。一件是她的。另外一件款式时尚，价格昂贵，令人羡慕，皮质鲜亮，口袋很大。她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到了麦尔斯·加斯的手机和钱包。
辞职后不久的一个夜半，她坐在电视机前，里面刚好在播马克斯兄弟拍的电影。哈珀[29]在里面显得出人意料的老。几个凶猛的匪徒在寻找一条藏在金枪鱼罐头里的钻石项链，他们把哈珀摁在墙上搜身。他们把他的旧上衣口袋一一掏空，把掏出来的东西扔到了他们身后的房间里。电影中哈珀的口袋都出奇地深，那群匪徒掏出来的东西足有满满一堆，里面有一个咖啡壶、一个牛奶罐、一个糖罐、一个汽车轮胎、一个手摇风琴音乐盒、一个大锤、一对假肢，还有一只小狗。那只小狗摇摇头以拾回自己的尊严，然后轻快地穿过房间。其中的一个匪徒狠狠地抽了哈珀一个耳光。哈珀是个天才。他放声大笑，回敬了那匪徒一巴掌。真正好笑的是那群歹徒想要让这个世上唯一的哈珀·马克斯开口。他们希望通过折磨他令他就范。然而每一次严刑拷打都只是让他笑得更响。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孩子说，“您在沉思。您在沉思什么？”
她们走过了一道低得可以坐上去的墙。安娜把两件上衣放在两个路牌之间的墙上。东南十区。库鲁姆斯山大街。东南十区。伯尼街。她头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圣母海星教堂”，还画了一个指路的箭头。旧时的拼法[30]用印刷体写在现代的路牌上，看上去就像是错别字。
她坐到外套旁，看了看手表。
“我考虑的是，”她说，“除非有人同意，否则你不能跟我继续走下去了。你的父母在附近吗？或者你有没有手机什么的可以联系他们一下？”
“我们住在那儿。”孩子说。
她指着马路对面的一座教堂。
“住在教堂里？”安娜说。
孩子笑了笑。
“在教堂后面，”她说，“就在那个方向，但在教堂后面。”
“近吗？”安娜说。
“我家有个移动电话，但不怎么用，”孩子说，“我妈妈说在火车上时对着电话喊‘我在火车上呢’说不通。因为那弄得你好像不是真的在火车上。她认为你说在火车上就应该是真的在火车上（on a train），而不是同时还电话在线（on a phone）。”
“我想见见你妈妈，”安娜说，“她听上去很有意思。”
“她可有意思了，”孩子点头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她做过一个关于手机的历史课题。她研究的第一个手机型号是摩托罗拉1990。这发生在我出生前十年。”
“嗯哼。你父母是在家还是在上班？”安娜说。
“他们在大学里上班，”孩子说，“就在那儿。”
“好，那你能不能跑过去告诉妈妈或者爸爸你和谁在一起、会去哪，”安娜说，“然后让你爸爸或妈妈陪你过来一下，或者让他们写个字条告诉我他们放心让你和我在一起？”
孩子把手掌放在矮墙上面，娴熟地倒立在空中，然后又熟练地翻身下来。
“当然可以，”孩子说，“虽然他们很信任我，但我可不傻。你的名字可是和我的一样。所以要是我去说的话，就得说我要和布鲁克去看隧道，然后去天文台看牧羊人电磁时钟。”
“也许，但是，听着，我不叫布鲁克，布鲁克是你。”安娜说，“我叫安娜，告诉他们，我是——那个把自己锁在李太太家的男人的——朋友。”
“嗯，但你刚来的时候，”孩子说，“我们在李太太家的前门见面时，你说我们的名字一样。”
“不，我没说过。”安娜说。
“我当时说‘我叫布鲁克’，”孩子说，“然后你说‘真巧啊，我也叫布鲁克’。”
“不，”安娜说，“事实是，我们在台阶上见面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Brooke’，我以为你说的是‘broke’。我的确身无分文。所以我说，‘我也是’。那是个双关语。”
“和broken差不多，伤心的意思？”孩子问。
“不，那句话的意思是我没有钱。”安娜说。
“所以，双关语到底是什么呢？[31]”孩子问。
“所以，‘到底’的双关语是什么呢？[32]”安娜说。
孩子觉得这样很有意思。
“不是的，”她笑完了说，“我想知道，双关是怎么形成的？”
“形成？”安娜说，“啊呀！形成。呃，双关。就是说，一个词的意思和你想要表达的意思有出入。比如说，当你说‘Brooke’时，我以为你说的是‘broke’。这种双关是无意的。”
“无意的。”孩子说。
“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主动选择的时候，双关的含义出现了。”安娜说。
“我知道是那个意思，”孩子说，“我只是把那个词念了一遍，好自己感受一下。”
她在安娜旁边的墙上坐下，学着安娜的样子把腿蜷着，又模仿安娜往前方看。
“好，”安娜说，“就这样吧。”
“那双关有什么用呢？”孩子问。
“呃。”安娜说。
“比如说，如果在学校有人对你说，你听着，你就是历史人物。[33]这是双关吗？”孩子说。
“说不准。”安娜说，“那话是谁对你说的？你们的老师？负责你们的课程或者什么的？”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孩子说，“因为，很显然，我还没有出名，我才九岁，要到明年四月才十岁，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时间去做让自己名垂千古的事情。所以现在的我绝对不可能是历史人物。我知道那话的意思不是说我像奥巴马总统一样著名。我想那话绝对不是什么好意思。但是，如果我知道它的含义就好了。下次他再对我说同样的话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别再对我说这个双关语了。”
安娜点点头。
“我知道了，”孩子说，“那不是双关。双关应该是——比如说，你在剧院看音乐剧，这场音乐剧不怎么样，你觉得有点儿无聊。你可以不说没啥行业像演艺业这样无聊，而是说没啥行业像慢行业这样无聊。[34]”
孩子的脸上充满笑意。
“我又要去看音乐剧了，可能很快，”孩子说，“演出，缓慢。布鲁克，身无分文。我敢打赌，你之所以没钱是因为你被解雇了，因为现在经济衰退，或者因为你还是个学生，硕士生？”
“不，我有工作的，但我辞掉了，”安娜说，“因为那项工作简直就是垃圾。”
“就像社区服务时在荒地上捡垃圾的活？”孩子问。
“不，”安娜说，“我的工作是让人们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真正的工作内容就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看我是在使人们变得重要。”
“表面上看。”孩子说。
“你知道它的意思吧？”安娜说。
“我知道，但我不明白此时此刻它的含义是什么。”孩子说。
“它的意思是，呃，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在这句话中的含义，”安娜说，“它的意思是从外表上看，也就是说，从外表上看，我的工作是做这个的，但实际上做的是别的。”
“好像和撒谎的意思很像，”孩子说，“和双关的意思也差不多？”
“这随你怎么认为吧，”安娜说，“我的工作是这样的：首先，我要让别人告诉我他们的遭遇，通常都是些很糟糕的经历。因为如果我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要先告诉我他们遭遇了什么。然后，因为工作要求，我要把这些遭遇自我加工压缩。我要把这些真实经历，有时甚至是一个人的全部人生经历，记录到A4上，但不能超过单面的三分之二。你知道A4是什么吗？”
“A4，是纸吗？”孩子说，“还是比高速公路稍微小点儿的马路？[35]”
“是纸，”安娜说，“所以，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告诉老板我想辞职。但他们告诉我，我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还给我升职，也就是说我能拿到更多工资。但是我的新职务会使其他人被辞掉，他们做着我的老工作，但不能有效地将人们的人生故事尽量简短地记录下来。所以，最后，我辞职了。”
“你的工作是不朽的（immortal）。”孩子说。
“我猜你说的是不道德的（immoral），”安娜说，“但你也可能是在说不朽的。”
“这是个双关！”孩子说。
“我们的这个双关真不错。”安娜说。
孩子尖叫着大笑。
“我说出双关语了！我说出双关语了！”孩子说，“再过不久，我们就能走上隧道一样深邃的双关大道啦。”
“哈哈。但是你要先去找你的家长来，或者带张表示允许的字条来，”安娜说，“快去，我在这儿等着。”
“你会等我？”孩子说。
“是的。”安娜说。
“所以你会一直在这里等着，直到我回来？”孩子说。
“所以，是的，”安娜说，“过马路的时候小心点儿。”
“好的，待会儿见。”孩子说。
那个被称作历史人物的孩子，她一蹦一跳地穿过马路，跑到对面的街上然后转弯。安娜看着她从视线中消失。然后她感到迷惑。那孩子是不是跳着过马路的？还是那只是我的幻觉？我刚才是不是想象出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童年好让自己好受些？因为想象中田园里的小孩都是一蹦一跳的，而不是连奔带跑。
她想象着世界上正有成千上万和那孩子年龄相仿的小孩自己过着马路。
她自言自语道：“别管她了。”
她说服自己，她已经没有责任了。
她仰坐在阳光下，又抬头看了看天。夏日的天空很蓝，满天的飞鸟。鸟儿们是幸运的，它们是天生的环球旅行家，大脑中存储着旅行路径，那些它们从未见过的地势一直都在它们的神经系统中。远处的树在上升，树叶晃动着，不时改变光线的强弱。如今的夏日总有种焦躁不安的气息，让人失去动力，冗长难耐。因为全球变暖的缘故，近几年的夏天总是那么灰暗无趣，热得让人觉得黏糊糊的，还总有肮脏的苍蝇飞来飞去。这样的夏天和她记忆中儿时的夏天完全不一样。儿时的夏天甜美、完整，与世隔绝，每个夏天都像是一个熟悉的故事，就好像一套母子盒，从最里面的盒子开始，每个盒子都装着它之前的故事。那第一个盒子装的就是记忆中的第一个完美夏日。
叮咚叮，听一听。也许是个老顽丁。
难以想象这么多年了，她还能记得这句话。她应该和道格拉斯取得联系，今年给他寄张圣诞贺卡，问问他是不是也还记得。道格拉斯这些年都去了哪儿？她想知道他的父母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她又想他的父母亲是不是还健在。
每个小时叮一个咚，摘花时也要唱叮咚。
那是出现临时疏散措施和重要知识转移之前的年代。那时还没有人打着追求和平的幌子贩卖军火。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自由。身份。安全。民主。人权。不要让你的垃圾桶享有权利。
她甩甩头，因为头开始疼了。“解雇”这个词从那个异常明事理的孩子口中说出，刺激了她的脑神经。这让她想起了一块桌布，和一个餐具垫。那是一张棉桌布，有些地方因为食物洒在上面洗不掉而留下了永久的污渍。她刀叉之间的餐垫有棕色的边，餐垫上的图案是一只越过篱笆的马，马背上坐着一位猎人。现在是正餐时间，她坐在餐桌旁。她还是一个孩子，那天她妈妈从电话局下班回来告诉他们，她要被格蕾丝“解雇”了。
这个格蕾丝是谁呢，竟然能颠覆晚餐，让她妈妈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让她爸爸的表情黯淡？安娜那时想知道。但格蕾丝并不是一个人。格蕾丝（Grace）[36]是一个系统，全称是群路由和更改设备[37]，这个系统让人们能直接拨打国外的电话，系统会自动连接。它的存在意味着对电话接线员的需求没那么大了，而她妈妈就是一位接线员。
在将近四十年以后的2009年的夏天，安娜坐在格林尼治的一堵墙上，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她的这双运动鞋已经磨破了。当她穿着这双鞋踏上吉纳维芙·李家干净的台阶时，李夫人用很恐惧的表情盯着它们。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打算把出生后穿的每一双鞋都保留下来，并特别准备一个柜橱保留这些曾带他到各地的鞋子，当你打开橱门时，这鞋子博物馆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可能这些鞋子被从下往上摞成一排一排，保存完好，记录了我们在人生某个特定时刻的生存状态？或者它们被一排一排地摞在搁架上，除了布满灰尘的皮革和皮革那陈旧的气味以外尽是虚无？
安娜脑海中闪现过一个又一个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安娜面前。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的人坐飞机，有的人乘船，有的人搭乘卡车，有的人躲在汽车的行李箱里，还有人步行过来。如果有人打算悄悄入境，政府机构已经研发出能够测出他们的心跳的新装置。这种特殊的新探测器能探测出不应该有生命特征的范围内是否有心跳存在（它曾查出一辆运送电灯泡的卡车中藏了十三个阿富汗人和两个伊朗人），因此政府机关对这个装置很是满意。
安娜见过的很多人在交流上都存在问题，要么是因为翻译问题，要么是一系列的打击让他们不再信任语言。有时两个原因都有。有时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意外伤害。他们在一个语言环境中的遭遇怎么可能被完完全全地用另外一种语言复述出来呢？
在任何一种语言文化中，人们都在探寻着家在何方。
曾经有个男人讲述他记得边境守卫伤害他的妈妈的经历，安娜用尽量精简的语言把它记录了下来。（她最终觉得这个人的话并不可信。）还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要被带到一个房间受虐待。每每来回经过走廊上的其他房间时，她都能听到房间内其他人受虐的声音。她被要求坐在一张椅子上，从椅子后面的墙那边伸出来两根电线。每天都会有人拿着这两根电线电击她身上的不同部位。房内传出的其他人被虐待的尖叫声听起来总没有自己被虐待时发出的那么强烈。被电击时的痛苦也让人完全忽略这样的事实：他们还在自己家时，电线曾经是为他们提供用电的工具，而在这里，同样的线给他们带来的却是难以言尽的痛苦（安娜升职的时候，对这个女人诚信度的审判尚悬而未决）。安娜记录的另外一个案子很简单，案件涉及的女人是一个大学教授，她说，就好像是我的心脏会停止跳动，但这些话不会，它们就是不会……她最后没有把那句话说完整，没有说明白这些话不会怎样。安娜的记录上总结说那个女人很聪明，而安娜的上司认定她很明显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这个女人最后被判为不可信）。
“你真的很适合干这份工作，”安娜的地区负责人这样对她说，“你的确能做到置身事外。你是干得最好的。你的报告长度适中，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爆裂的雨点之上。
安娜·哈迪不再需要写能够影响事情真相、当事人诚信度或决定裁员与否的规定长度的报告了。
她和那份工作已经完全没关系了。
蜷缩着躲在一个装满电灯泡的漆黑卡车中，跟着它跋涉上千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堆在你周围、旁边甚至是身上的那些东西，纸板和玻璃都轻而易碎。而且，你知道，卡车里成千上万个灯泡都有确定的目的地，它们现在被垫起来存放在一层又一层的纸盒中，然后会被随便插到一个灯座上，这样它们的位置就更牢固。而你的前途却一片迷茫，也丝毫受不到保护。
你就会觉得自己连一个电灯泡都不如。
她学着网球运动员将毛巾蒙在头上的样子，将麦尔斯·加斯的上衣蒙到了头上。虽然蒙着衣服有些热，但能让她瞬间觉得舒坦。
然后，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傻。她好奇地想，路人会不会觉得她正披着一种特殊材料的深色长面纱，或觉得她是一个披错头饰的守旧修女，或认为她是个疯子？只有和朋友在一起时，才能把衣服披在头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只不过是在开玩笑。
她用外套的丝绸衬里将脸上的汗擦掉，振作了起来。格林尼治大街上人很多，但没有人在看她，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她刚才把衣服披在头上。但说不定哪个闭路电视[38]拍到了刚才的那一幕。
关注即爱。这话是谁说的？应该是上世纪的一位小说家。安娜从她坐的地方一下就看到了三个闭路电视摄像机。她冲着三个中最近的那个挥挥手，它被安在马路对面一栋看上去已被废弃的办公大楼的墙上。嘿。这多像是一种崭新的、神经兮兮的自恋症结啊！这使得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疯狂地拍摄自己的行为，二三十年前有没有人曾想到过这种情况？多么偏执成狂、嫉妒成性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09年英国的任何一条街道上。
那件上衣里面闻起来不错。
还没有看到孩子的身影。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现在是两点五十分。她把手机放在手上，掂了掂，感受了下它有多轻盈。想象一下。这是手机。它存在于历史之中。
她从麦尔斯的上衣口袋里把他的手机拿出来。手机打不开。一定是没电了。她又把手伸进去摸出了他的钱包。钱包上印着“真皮，意大利制造”的字样。她打开钱包，看看里面有什么：三张信用卡和两张借记卡都是皇家银行的；一张印有他名字的机管局卡，名字旁写着“路边”[39]；六张一流邮票；一张泰特艺术中心的会员卡；三张面额二十英镑的钞票。
她认不出驾驶执照上面的那个男人是谁。照片上的人秃头，即使照片洗得很不清楚，仍然能看见他头顶的皱纹。
但当她看到他在驾照上的签名，注意到麦尔斯（Miles）中的“l”上面的小圈，加斯（Garth）中“G”和“r”的倾斜程度，还有“t”和“h”写在一起的方式，她立刻就确定是他。当她看到他的笔迹，她脑海中清晰地显现出写着她故乡地址的相同字迹。现在那里的人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故乡也像她已逝的父母那样，在她的记忆中是那么久远，却又时时存在。
当时她十八岁，已上大学，正在家中享受假期，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说他组建了一个乐队，乐队名叫莎士比亚罗们[40]，他弹唱都有份。他还在信封背面画了一幅卡通图案，图上有一只正在弹电吉他的粉红色豹子。
啊——天啊！——他，麦尔斯·加斯，曾经去过她家一次。就在第二年，1981年，她是不是又见过他一次？他长途跋涉到北方，是要去阿勒普野营，当他经过她家所在的城市时顺便去她家拜访了她。她家里人正在吃肉馅，而他不吃肉食，所以她妈妈用夏天刚刚上市的新鲜土豆为他做了沙拉。曾有那么一会儿，她从屋里出去了。当她回来时——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就好像那是一个她听过很多次的故事——她看到他很有英国绅士风度地坐在露台中的沙发上。她透过厨房隔板看了他一会儿。他并不知道她在。他们已经给他上了一杯茶，他用手碰了一下杯底，发觉杯底是湿的，他洒了些茶在脚边的瓷砖上。当时她妈妈正在和他说话，要么就是他爸爸在说些关于种植西红柿的事情。他拉开了短靴的拉链。他做这件事时很注意礼貌，并没有低头往下看，也没有不再聆听，所以她的父母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然后他把自己的脚缓缓转着往上提，稍微一抖，就把靴脱掉了。他把穿着短袜的脚放到茶洒在地上的位置，感觉了一下，没有放错地方，他用袜底将茶抹掉了，然后，随即用脚趾摸索着碰到了靴子口，把脚伸进靴子里，做这些的时候他还是没有低头看。这整个过程中，他没有把视线从说话人的身上移开过。
现在，身在未来心系过去的她把那本驾驶执照翻过来。有效期至2032年3月17日。她再次翻到了那张黑白照片。当这个额头长着皱纹的陌生人和她一同在异国他乡时，他曾不厌其烦地帮助过她。他重塑了她。他在汽车上起身并为她腾出一个座位。在她家时，他对她的父母很是恭敬。
三十年后，那些最终剩下的记忆透着一股像是刚从地下挖出来的土豆一般的清新气息。
她用麦尔斯的上衣袖子擦了一下眼睛，才意识到自己哭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意识到这一点，反倒使她内心深处的某些地方的裂缝悄然打开，蒙在外面的硬壳也随之一一脱落。
砰砰砰。
“听啊！感受一下！”
那是她自己的声音。
她一定是登记使用了心跳探测器。
“拍下来吧，你们这些摄像机。看看你们在这里把我拍下来是不是就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继续呀，证明我曾存在过。让我们看看，我存在过又意味着什么。”
安娜站起来。她朝着其中一个闭路电视摄像机，在空中比画了一下她的拳头。
但她随即感到一个人站在那里这样做有些傻。她假装是在伸展手臂。她又伸了伸另外一条手臂。啊！好了！现在感觉好多了！
她又坐到了墙上。
想想，就这么走进一间客房的门——这个房间本来和你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然后关上门，就这样，将让人感到有多舒心。
应该有一扇窗的，是吧？
房间里面有没有书呢？
你每天都会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就这样关上一扇门，然后再也不说话，会怎么样呢？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一句话也不说。你会自言自语吗？语言是不是就不再有用了？是不是就不会说话了呢？或者语言的含义变得更丰富，它们会不会开始包含各种引申意义，就像四处绽放的烟花那样向各个方向四散出去？它们会不会像无人照看的植物那样疯狂繁衍？会不会每一个进入你脑袋里面的、已经悄悄埋下种子的，或者早已开始冬眠的单词都开始过度生长？
你自身的安静会不会让周围的事物都变得更嘈杂？
那些你已经忘记的事情会不会从你的记忆深处涌现出来，其场景犹如滚石引起的雪崩？
他是不是想感受一下不存在于世间是什么感觉？他是不是自己锁上了门，这样他就能亲身体验一下当囚徒的滋味？这是不是那种中产阶级玩的意淫游戏？虽然我们都深信自己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进随便哪个大型购物中心或机场大厅里，或者栖息在哪栋房子楼上房间内的符合复古潮流的木地板上，但还是要假装大家都是囚徒？
他会不会像小蜜蜂或者修道士一样，是为了别人好才把自己锁在那个小牢房里的呢？
或者，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烟瘾很重的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戒烟？
然后她大声笑笑。不管他是谁，这个麦尔斯·加斯再次唤醒了安娜。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孩子回来了。她身上鲜明的黄色和蓝色撞击着。她跑得气喘吁吁的，而安娜还坐在墙上。
“咚咚咚。”孩子说。
“请进。”安娜说。
“哈哈！”
孩子站在人行道上，开心地笑弯了腰。
“快呀，快呀，我们去隧道！”她说，“我妈妈同意我们去了！”
“证据呢？”安娜说。
“在我的脑子里。”孩子说。
“在这个道德尽失的年代，你必须提供一些实质的证据才行。”安娜说。
“但，我的确被允许和你一起去隧道玩，这是事实，”孩子说，“我妈妈说这是事实。她现在就在家。她在写一篇有关自然如何证明上帝已死[41]的论文。”
“关于什么？”安娜问。
“你没听出来吗？那是双关！那是双关！”孩子说，“她让我把这个说给你听的。你听懂了吗？她说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是说关于双关的例子。”
“我们还是不能一起去隧道。”安娜说。
然后她问孩子那个男人反锁自己的房间有没有窗户，她想去看看。
“那不只是个普通的隧道，那是著名的格林尼治河底隧道[42]。”孩子说。
她跟着安娜走回街上，走进新月形楼群的街道，一路上从所有房子前走过。转到那排房子后面的巷口处，她们往下走了几个台阶。那排房子后面的围墙里的小花园很整洁，花园旁有一个停车场和一块草丛。
她指了指那些房子。
“那栋。”孩子说。
一楼的窗户中有一个关着，而且它上面不伦不类地斜挂着百叶窗。
那排房子后面还站着其他人。一个光头的男人在清洗摩托车。一个身穿开衩西装裙的女人正拿着黑莓手机拍照。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坐在一堆厚木板条的顶端，那些放在墙边的木板条看起来很像市场摊位的棚架。少女正用iPod[43]听音乐，她一边用手卷着一根烟，一边不时抬眼看看那个正在擦车的男人。还有一对看着像是日本人的男女，都二十岁左右，他们穿着时尚，坐在一个帐篷外的折叠椅上。他们对小女孩打招呼，孩子礼貌地作了回应。那个男孩和一位头发蓬乱的老人坐在一起，而那女孩正在玩弄一个和她的巴掌差不多大的相机。
日本女孩告诉安娜：“无论怎么在网上找，都找不到一位智者。”
“听上去就像是你在福饼中找到了传递好运的字条。”安娜点点头表示谢意。也许那女孩指的是那位头发蓬乱的老人？但他看上去不怎么睿智。他很像个乞丐。那个日本男孩刚用一个干净得发亮的普利茅斯壶煮了水，现在他正分一些开水给那老人。
“他们把他们的伞给我了，”那个老人对安娜说，“有时会下雨。我可以留着它们，它们是可伸缩的。”
他把双手伸进口袋，各拿出一把便携式雨伞。
“让雨下起来吧。”他说。
那孩子认识坐在木板上的那个少女。她拉着安娜的手要去那个少女身边。少女拿下了一只听筒。
“啊，我知道，”她说，“你就是安娜·K。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因为你早上没能把那个男人请出来，她正郁闷着呢。”
然后她把听筒塞回耳朵。
安娜做手势表示希望她把听筒拿下来。那少女眨了下眼睛。然后她照做了。
“谢谢，”安娜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告诉你父亲我很抱歉没帮上忙，还有我祝他们一切都好。”
“你是要给他们传口信？”少女问。
“你想怎么传达我刚才的话都可以。”安娜说。
女孩把听筒塞回耳朵，拿出手机开始发短信。
那孩子跳上跳下。她拉着安娜的手，就像被绑了皮带的小狗一样拽安娜。
“是哪个窗户？”安娜又问了一遍那孩子。然后她走过正在房子后面摄像的日本女孩。她走到离那房子不能再近的地方，面前就是后院篱笆。她斜靠在篱笆上，头穿过一行行铁丝网中间一个头大小的缺口。她小心地把手也伸进去。
她手握成杯子形状放在嘴旁边，然后夹在铁丝网之间喊了起来。
“麦尔斯。是我。我在这儿呢。”
曾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一次就是全部。这是在未来的2000年，这个先进的种族身穿银色的宇航服（和六十年代“阿波罗”号上宇航员的经典穿着很像），他们开的汽车前头尖尖的，和二十年前一个叫作《明天的世界》的电视节目中的汽车长得一模一样。然而即便如此，即便是现在，此时此刻在未来，每个人眼中流露出的迷茫的怀旧神情依然挥之不去。
“真讨厌。”男孩想。
这个男孩是现代性的典范。他脚穿昂贵的鞋子，鞋跟处伸出一对火箭喷气螺旋桨，所以他能飞着去唱片店。如果是二十年前，他得走着去那里。他把他的特殊注射包排列着放在冷藏箱中，这些注射包能用来治疗癌症、心脏疾病、流感和常见的感冒，还有其他很多会影响人体健康的疾病。他还有额外的四肢，只要想要，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他选择让他的新肢从额前长出来。这样当他蜷在被窝里看书时，无须伸出手就可以翻页，他的手就可以安心地放在被窝里保暖。他是个很爱干净的男孩，尽管不是一个圣人。而现在，很显然，每天晚上二十五毫克的“少年安抚剂”就能满足他一切青春期的性欲和冲动。这在任何一家好一点儿的药房都能买到。它是由一家吸尘器公司制造的。自动清洁地板技术诞生以后，这是该公司在制造业方面实现的大转变。）
总而言之，他拥有所有最新的现代设备。
他看着他的母亲。和他父亲结婚以来他们就一直在一起。但是他能看到她眼里只有一个叫艾伯特的十八岁卷发男孩。很显然，这不是他父亲的名字。她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曾去马恩岛度假两周。这个男孩每天吹着口哨从她小屋的窗下经过，为的是让她知道他在那儿等她。
他看着他的父亲。映入他父亲眼帘的是一个又黑又深的平静水池的双重影像。这个池子在一条离他父亲长大的地方不远的河里。时间倒回到河流被破坏以前，双眼倒映出的池子中都有一条银色的鱼，鱼和他父亲的手臂长度相当。当时他父亲十二岁，他每天晚上都坐在那等着捉那条鱼。天哪，现在是在未来，他父亲仍然坐在那条早就不存在的河的一侧的长草地上。
他又看了几个他不怎么认识的人的眼睛。他看着隔壁的邻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还是个年轻女人，当时她被自行车撞碎了腿骨。虽然她现在有了一条非常完美的全新的腿，她眼睛里却只有那个闪耀的午后的画面，当时她正在她姐姐的婚礼上跳舞，她原来天生的双腿跳动得如此飞快轻盈，好像长了翅膀一般。
他看了看住在另外一边的邻居的眼睛。这个男人的眼睛非常吓人，因为他的眼睛里面只有纳粹党用的十字图形。这种图形在男人眼睛的深处，是男孩决定永远都不再多看一眼的地方。
他看不到他祖母的眼睛，因为她已经去世了。在过去，如果你去那些去世的人家里，亲属会递给你一本相册。但在1990年后，一种嵌入式计算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它让人们可以直接翻看已故者的电子相册。只是当他祖母下葬时却没有人将必要的资料输入该系统。
到目前为止，与逝者进行交流尚是不可为之事。但如果有人解决了这个难题，男孩心想，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管你问他们什么，那些死去的人都只会说：“啊！曾经！”
男孩认识的一个女孩已经去世了。他们在青年学院念同一个年级。他们同用一张项目表，他的研究课题是“绝种的哺乳动物”（老虎和水獭），而她的是“英国的老梧桐树”（一种树木的曾用名）。去年的某一天晚上，她照常去睡觉，但第二天就谁都叫不醒她了。
她的死完全是个谜。
这个世界上能称之为谜的事件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时候大多数男孩都想看一看那个叫詹妮弗的女孩眼里到底有什么。除了她，他对其他女孩想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他肯定是疯了。很显然，即使现在他能做到，去看已死的她的眼睛也没有意义。那双眼睛里面只有“啊！曾经！”之类的回忆。
但她死之前曾经和他一样年轻，还未遭受过生活的戏弄。
今天，男孩带着他年迈乖戾的祖父去福利滑翔区域散心，他祖父很少出门。他们去了山边的公共发射台。退休老人福利领空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十点到正午十二点，因为这段时间飞行航道不算拥挤。在这个区域的飞行一向是顺风，而福利滑翔区建造得有如梦幻一般。男孩坐在前座，他祖父坐在后座。男孩盯着外面的蓝天和其他退休老人开的飞机产生的气流，它们都飞行在世纪之交的天际。
“爷爷，”孩子向前看着远处的天空，说，“您年长而睿智，而我正好非常需要向一位比我年长且比我聪明的人倾诉。但我不敢看您的眼睛，因为我害怕会看到与别人眼中一样的令人悲伤的过去。”
然后他听到坐在后座的祖父笑了起来。他笑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他们乘坐的小飞机开始左右摇晃起来。
男孩的话并没有引祖父发笑，因为他根本听不到男孩在讲什么；风太大，男孩的说话声被风声掩盖掉了（不管怎么说，这位老人最终没有成为聆听者）。
“孩子，他们忘记把我的‘老年安抚剂’给我了！”他叫道，“我从来没有拿到过我的‘老年安抚剂’。他们忘记给我了！我现在感觉非常好！我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看！”
他祖父坐在座舱里向下指着自己的大腿。他满脸喜悦地看看他的孙子。
“天哪！我真希望你祖母现在还活着。孩子，要是她现在在我身边就好了！我会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然后为她唱老情歌！”
他们的飞机着陆以后，祖父神采奕奕地跳了一支早前的电影明星弗雷德·阿斯泰尔[44]跳过的舞。他用力地在跑道上一群欢呼着的退休老人面前，将手杖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有时还扔到空中。然后男孩准备把他祖父送到老年学校门前并签字。当他们快到目的地时，他祖父又变得乖戾起来，并开始浑身发抖。
“千万不要走话，”他祖父说，“一旦让他们知道了，他们会对我使用双倍剂量的药。”
“走话”是旧时表示泄露隐私或背叛的说法。
“爷爷，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了，”男孩说，“就算监视器上没有显示，他们的神经水平仪也能追踪到您。”
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没这方面的证据，男孩什么都没有说。当老人看到男孩没有要泄密的迹象，并且知道自己将不受训诫和注射地穿过大门时，他用眼神对男孩表示感谢。
男孩看到了老人的眼睛，立刻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东西。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在他的余生中，他都会不断地来回搜寻着它——河流被彻底毁掉之前的尚未被污染的水源。
这个故事是真的，在不久前的未来，它曾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