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以其烁古震今的高尚人格及精彩卓绝的绚丽诗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独特的气质形象和丰富的作品内涵也成为历代画家反复摹写、描绘的对象。以屈原及其作品为创作题材的图像，无一不凝结着画家对诗人的崇敬和景仰，渗透着画家对楚辞的理解和欣赏。本书以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为研究对象，围绕屈原图像和屈原作品图像两大图像系统，展开全面梳理和研究，审视和探讨屈原及其作品图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寻求不同时代精神下屈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体现的审美理想与人文追求，揭示屈原及其作品图像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

一、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研究的意义

中国当代楚辞研究，历经单一到多元的嬗变，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还在跨学科综合研究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早在90年代初期，周建忠便在《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中极富创见地将当代楚辞学界定为九个分支学科，其中多数为交叉型研究学科，楚辞再现学即为其一。然而，相较于其他几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学界对楚辞再现学的研究，除在戏剧、影视方面予以一定关注外，别处均甚少涉足。图像作为楚辞再现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与文学文本一样，承载着楚辞诠释与传播的重任，构成了另一种楚辞接受史。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曾于《通志二十略·图像略》中强调了图与书的同等重要性：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

作为一种与文字相比肩的视觉文本，图像直观展现了文本的内容，和文字一起诠释着文本。古人治学，既需寻理于书，亦需求像于图，缺一而不能得其要也。

钱钟书亦通过古代相关论述指出诗与画各自的功能：

晋代陆机分划“丹青”和“雅颂”的界限，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引）；这里的“物”是“事”的同义词，就像他的《文赋》：“虽兹物之在我”，《文选》李善注：“物，事也。”北宋邵雍在两首诗里，说得详细些：“史笔善记事，画笔善状物；状物与记事，二者各得一”；“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伊川击壤集》卷一八《史画吟》、《诗画吟》）。

诗与画在历史的长河中，既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又有着相因相生的联系。诗、画功能的差别正说明两者在全面呈现事物和事件上是相辅相成，各得其宜、各尽其妙的。

文学图像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画家对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再创作。这种创作方式，以图像为媒介承载了特定的文本内容，其中融入了画家个人的体验和情感，包含了画家有意识的选择和构想，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审美的风尚。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经典，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自南朝至清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历经千年的发展，已自成体系，蔚为大观。鉴于此，对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进行研究，无论于学术史还是文化史，均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首先，通过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的研究，可以推进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时代久远，屈原的真实容貌渺不可求，而史料中有关屈原的文献又实在屈指可数。图像直观展现了屈原的形象，不仅满足了屈原研究者的好奇心，也为屈原研究者深入寻找“近真的屈原”提供了一定依据。此外，屈原作品图像的传承与创新，不断强化了屈原作品的经典地位。通过图像与文本的互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历史阶段观念与经典的互动，拓宽我们认识经典魅力的视域，也可能带来文学阐释上的更新。

其次，通过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的研究，可以界定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屈原及其作品代表着崇高、执着、美好和浪漫，符合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故而，以丹青绘写屈原及其作品的，大多为文人士大夫。他们通过绘写屈原及其作品，抒发了对先贤的敬仰、缅怀与向往，表达了对楚辞的欣赏、陶醉与感悟。屈原的完美人格和屈赋的绚丽浪漫，通过图像的演绎，得以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阶层广为流传。在文字和图像的共同作用下，屈原及其作品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传统文化的典型，在中国文化史上展现出经久不衰的永恒魅力。

最后，通过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的研究，可以为楚辞学研究建立起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新模式。本研究突破传统楚辞学研究的既有模式，利用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艺术学、图像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力量，分析图像的文化意蕴，发掘图像的历史价值，进一步完善了楚辞学史的构建。

综上，研究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既为我们解读楚辞文本提供了新的观照角度，也对我们全面把握屈原作品在中国古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楚辞学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研究述评

从屈原及其作品图像整理和研究的历史来看，学界对图像的关注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几付阙如。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1953年，郑振铎首次结集出版楚辞图像。郑氏将多年收集整理的图像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题名《楚辞图》。是书凡197图，其中屈原像4图、传宋李公麟作《九歌图卷》14图、元张渥作（徐邦达临本）《九歌图卷》11图、明文徵明作《湘君湘夫人图》1图、明陈洪绶作《九歌图》12图、明萧云从作《离骚图》64图、清门应兆作《补绘离骚图》91图。后附郑振铎《楚辞图解题》一文，从作者、尺寸、内容、文献著录等方面对上述图像逐一进行了说明、考订。郑氏对楚辞图像的辑录影印，确有筚路蓝缕之功。1956年，香港苏记书庄出版的饶宗颐《楚辞书录》为最早之楚辞专著书目。是书凡三部分，分别为书录、别录与外编。其中书录部分专设图像一类，共收录楚辞图像22种，对每一种图像的版本从尺寸、图式、历代著录、题跋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并予以一定的品评、考证。饶氏将楚辞图像于文字上进行整理著录，实有首创之功。1961年，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一书专列“楚辞图像提要”，将辑得的47种楚辞图像进一步细分为法书、画图、地图、杂项四类，扩大了图像的著录范围。姜氏所录图像，作者基本可考，并于每种图像下逐一叙录作者、出处、版本、相关记载文献、序跋、图式等内容，同时予以一定的考证、评议（2010年崔富章《楚辞书录解题》在此基础上对楚辞图像进行补充收录，体例一仍姜书之旧，共辑得图像74种，较《楚辞书目五种》新增27种）。论文方面，阿英《屈原及其诗篇在美术上的反映》（1953）、李格非《以屈原为题材的古代绘画概述》（1992）对屈原作品图像作了整理和综述。阿英将自己所见所知的以屈原及其诗篇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按照艺术表现手法的不同进行了分类描述。着重介绍了李公麟、陈洪绶和萧云从三位画家的作品，从版本、艺术等方面展开全面考察，结合历代画论、序跋，对上述画家的绘画成就作了精辟论道。可贵的是，作者搜集到了一些其他论作所没有提及的楚辞图像，如有关屈原戏曲的插图、屈原碑、元织绣等，补充了前人著录的不足。李格非以历史朝代为分期，对屈原及其作品题材绘画进行了梳理统计，并作了一定分析。其文章指出：“时跨南北朝至清末的约一千五百年间内，屈原及其诗篇绘画，现存有画幅或见诸著录的画家，南北朝有一人，宋三人，元三人，明九人，清十人，共二十六人。其中以宋李公麟、元张渥、明陈洪绶、萧云从及清门应兆影响较大，作品最多。”文章后附一表，对历代该题材绘画的存佚情况作了详细统计。上述成果主要从目录学角度出发，对楚辞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简析工作，为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可以说，著录和考证图像是早期图像整理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

此后，少数学者从艺术鉴赏角度出发，展开了对楚辞图像的讨论。薛永年《谈张渥的〈九歌图〉》（1977），通过对张渥《九歌图》题款的辨识及相关文献的分析，考订了张氏的籍贯和从事艺术活动的上下时限，认为张渥“是一位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元顺帝至元到至正间从事艺术活动的画家”，其淮南籍更为可信。从构图、技法、人物塑造、背景处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艺术探讨，认为张渥的创作是在吸收李公麟绘画长处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创造，其《九歌图》的主题思想格外突出。薛氏还结合文献记载和时代背景，指出张渥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其借屈原《九歌》所抒发的忧国之情，“恰恰是建立在没有也不能看到的屈原悲剧性结局的阶级根源，从而正确评价古人的基础上”。薛永年《气韵生动笔笔着意的湘夫人图》（1980），将南京大学收藏的一件《湘夫人》图与波士顿博物馆藏传张敦礼《九歌图》中“二湘”及黑龙江博物馆所藏《九歌图》中湘夫人进行对比研究，从构图、背景、技法、人物情态等多方面，品鉴了该图在艺术上的非凡成就。柯恩《九歌图之研究与个人创作方法》（1994），认为文学领域的九歌研究并未对历代九歌图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九歌图的发展是以李公麟之风格为核心而自成体系的。柯氏在借鉴前人绘画成就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情感和自身体会，对个人《九歌》创作的方法在立意、考据、造型、构图、色彩、技法等方面进行了艺术探讨。吴同玲《试论仇英〈九歌图〉的艺术特色》（1999），分析总结了仇英《九歌图》的艺术特色，认为此图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融合了画家自己的创造。日本古原宏伸《萧云从〈天问图〉的独创性》（1984），高度肯定了萧云从《天问图》的艺术价值。吴哲夫《萧云从的离骚图》（1986），从人物形象、构图布局、用笔刀法、风格流派等方面分析了萧云从版画《离骚》的艺术特色。上述研究成果将楚辞图像作为一种独特的绘画作品，考察了其在艺术上的审美特性，对我们深入了解楚辞图像的艺术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美国学者穆勒·黛博拉德尔盖丝（Muller，Deborah Del Cais）在其博士论文《李公麟的〈楚辞图〉：宋元时期〈九歌〉手卷研究》（Li Kung-Lin’s “Chiu-Ku Tu”：A Study of The“N ine Songs”Handscrolls in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1981）中，首次将图像研究的视角转向了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文章详细梳理了宋元时期以李公麟《楚辞图》为代表的有关屈原《九歌》绘画创作的情况，并对画家、绘画以及绘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穆勒认为，作为北宋文人画之代表，李公麟的《九歌图》为诠释文学与绘画的关系提供了优秀的范例，文学传统也为阐释绘画的内涵提供了有力支持。对《九歌》手卷及其传达的文学抒情性的理解，需要通过更多对屈原价值的客观分析，而屈原价值是在对其自杀问题的不断争论中体现出来的。穆勒图像研究的思维和视角，对拓展楚辞图像研究视域富有启示意义，为学界从文化史角度考察图像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进入新世纪后，楚辞图像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逐渐进入理论讨论阶段，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结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文化观念，对图像进行了分析。如马孟晶《意在图画——萧云从〈天问〉插图的风格与旨意》（2001），追溯了萧云从版画《天问》的图像来源，认为萧氏的创作虽是对前人图绘模式的继承转换，但其中却注入了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通过萧氏图绘注文与以前诸家对《天问》注释、评论的对比，指出萧云从的图绘版本对《天问》的诠释具有崭新的视野，区别于以往的“经史教化”和“文学抒情”之解，而是依循图像自身逻辑与传统所构筑出来的具有诡奇想象力的另类诠释。裘沙《陈洪绶研究：时代、思想与插图创作》（2004），认为陈洪绶的《九歌图》是以行吟的屈子为中心，围绕屈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呐喊而进行的艺术构思，无论是诸神的造型设计还是十二幅图画的版面设计，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屈原思想的最核心内涵。裘氏还通过将陈洪绶的《九歌图》与萧云从的《离骚图》在创作经验上进行对比，指出有别于萧云从忠于原著的创作方式，陈洪绶是将自己的“寥天孤鹤之感”融入屈原的心灵，与之交流、默契而进行的创作。陈池瑜《张渥的〈九歌图〉与神话形象》（2009），认为宋代李公麟《九歌图》和元代张渥《九歌图》组成了一个有关《九歌》神话形象的群体，带有以图配诗的性质。《九歌图》使屈原《九歌》中诸神形象获得生动的视觉展现，由此促进了楚国神话的广泛流传。衣若芬《〈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图象表现及其历史意义》（2011），归纳整理了历代《九歌》、《湘君》、《湘夫人》图绘的基本型制，以此窥探出王逸、朱熹、王夫之等人之楚辞评注对画家创作的影响。此外，衣氏还对各时期的《九歌》图绘题跋进行历史审视，指出文人画家在图画中寄寓了或对自身或对国家遭遇的深刻体认，观点新颖独特。许结《一幅画·一首歌·一段情——张曾〈江上读骚图歌〉解读及思考》（2011），结合古代楚辞学史的演进与发展，从内容与层次两方面对张曾《江上读骚图诗》进行了细致梳理与解读。文章深入探讨了“读图”的意义内涵、“语象”与“图像”在读骚传统与心境下的表现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读骚图歌所体现的楚骚批评思想和审美趣味三个重要问题，认为“现实的‘主情’思想对历史的‘词赋祖’观念的支撑，宜为此‘读骚图诗’之精髓”，诚为卓识之论。潘啸龙《萧云从〈离骚图〉及序跋注文研究》（2012），通过对萧云从《离骚图》及其注文和序跋的研究，从画面构图和人物形象两方面入手，指出《九歌图》是萧云从不愿沿袭前人画作，具有创新性质的独特追求；结合时代背景和文艺思潮对《离骚图》题跋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基于绘画的诫世功能，《天问图》在寄托遗民之思的同时，还蕴含规劝鉴诫的思想内涵，体现了笔之所到，思之所远的人文关怀。第二类从图文关系着眼，将图像作为一种视觉语言符号，分析其与文字的联系与区别。如侯爽《〈楚辞〉文图关系研究》（2013），通过梳理同一母题楚辞图像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历代政治文化背景和画家个人因素对图像创作的影响，从文本接受角度探讨了图像与文字间的各种关系，揭示了图像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孙洋洋《明清楚辞图研究》（2016），指出从屈原呵壁问天到后世文人画和题画诗的勃兴，图像与文学一直以来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楚辞图是画师对《楚辞》文本的图像化，暗含着画师对文本的接受和阐释。将文本和图像相互观照，可以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探索楚辞文图之间相即相离的关系。明清楚辞图的繁盛，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丰富的图像内容折射出不同时代画师的心理渴求。宋万鸣《屈原〈九歌·山鬼〉诗画互文关系史考论》（2017），从诗与画的互文关系角度出发，阐述了历代“山鬼”的艺术接受过程，认为《山鬼》的图像史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屈原接受史和建构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画家个人的独特体验。许结《宋代楚辞文图的学术考察》（2018），从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视角出发，指出赋与画虽有语象和图像的功能差异，但两者在“写物图貌”上有着相对的一致性。宋人辞赋文图书写大多呈现出轻形尚意的审美倾向，寄托了神圣的“绍骚”心理。宋人“祖骚”是时代新义的标志，具有辞赋史的转捩及创辟功用。李雅馨《〈九歌〉文图关系研究》（2018），指出《九歌》文本与图像间的转换，暗含着画家对《九歌》文本的接受和阐释。历代风格各异、内容丰富的“九歌图”创作，展示了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接受与阐释情况，亦反映出不同读者对《九歌》文本的接受与理解。第三类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对图像进行了阐释。如安宁《〈楚辞图〉题咏研究》（2011），概述了《楚辞图》题咏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元、清两代《楚辞图》题咏的特征及繁盛原因。文章指出，元代《楚辞图》题咏呈现出较强的观看意识，且抒写了怀才不遇的主题，绘画的发展、遗民心态及馆阁盛行的题画风气，是《楚辞图》题咏兴盛的主要原因。清代《楚辞图》呈现出以典故史事等学问为诗、创作主体自觉、群体性创作的特征，楚辞学的兴盛促进了《楚辞图》题咏的繁荣。同时，总结了《楚辞图》题咏侧重再现图像、感发骚情的写作特点。张克锋《屈原及其作品在绘画创作中的接受》（2012），认为屈原作品图像多为感于时事、寄托情怀之作，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其构思立意和形象塑造受到学术观点的影响。文章指出屈原人格精神的感召力和作品本身的绘画美是促使历代画家绘写屈原及其作品的主要因素，而画家对“二湘”、“山鬼”题材的偏爱，则与绘画题材的因袭性及男性画家偏爱女性题材有关。龚红林《屈原诗歌图绘传播的计量分析》（2015），通过统计分析历代画谱类、笔记类书籍及当代楚辞书目中所著录的屈原作品图像，总结了图像的发展规律，认为屈原作品图像传播始于南朝宋，至明代数量激增，蔚为大观。在创作题材上，则以屈原《九歌》最受画家青睐。文章指出，图像较文字而言更具视觉冲击力，这种变通取意的图像阐释模式，对观画者的精神起到了提升浸润作用。上述成果在继承前代研究的优良传统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观照图像，拓宽了图像研究的视野。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在楚辞图像整理与研究上已有一定的学术积淀，为学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范例。然而总体来看，有关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的研究长期以来始终发展缓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方面：一是由于历史久远，许多图像或有目无图或有图无目，或流散海外或为私人所藏，踪迹难觅，导致了资料搜集上的困难；二是部分图像没有题款，其创作者和创作年代难以考订；三是图像研究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要求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往往侧重于图像的某一个方面，呈现出零碎、分散、粗浅的状态，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同时，在研究对象上，除《九歌》图像外，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研究欠缺，《天问》图像有所涉及，其他图像的整理和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研究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而且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亟待发掘。

三、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中国古代作为一个历史学名词，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历史时期。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该时期出现的所有以屈原及其作品为题材的绘画，包括中国画、版画、石刻等。一般认为，屈原作品共计九篇，分别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和《大招》。文中引用的屈原作品文字，所据版本为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点校本（白化文等点校，1983年版）。笔者将中国古代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讨论，利用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化学、图像学等多学科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源流考据法等多种方法，结合尚存文献资料和图像考证的相关发现，汇通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屈原及其作品图像进行严密、深入、系统地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以图像文献整理为基础，考察画家对文学文本的接受与再创作情况，揭示历史赋予图像的时代意义，从而界定图像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中的地位。

从学术价值来看，笔者将楚辞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纳入到图像研究，力求通过文本与图像的互证，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对屈原形象的探讨，通过文学文本与图像文本中屈原形象的对比，提出屈原在楚辞创作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从外在样貌到内在修养无一不体现着美与崇高。而历代画家在塑造屈原时，往往将时代因素和个人情感融入其中，由此导致绘画中的屈原形象往往呈现出程式化的特征。我们在追寻“近真”的屈原时，必须尊重历史的现实，充分考虑屈原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心路历程，只有这样才能靠近屈原，了解屈原，分辨文学与绘画中屈原形象的真实与虚构。再如，对《九歌》之“九”的解释、诸神性别的争论，通过图像与文本的互证，也得出了比较清晰的结论。

此外，本书尝试通过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的研究，构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图像的研究范式。在众多中国古典文学图像中，屈原及其作品图像，历史悠久，从南朝至清代，历时数千年，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极具代表性。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图像，探索图像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为古典文学图像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和广阔的思路，逐步构建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图像理论。

本书关于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由于时间、经费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图像收集上的困难，尤其是国内散佚、留存海外或私人收藏的一批图像，发掘起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笔者虽已尽力搜集相关图像文献，但目前依然有许多资料未能披露出来。加之屈原及其作品图像的发展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富有特定规律，故而在梳理图像发展脉络时，本书只是大致勾勒出了一条图像发展的线索。相信随着学界的共同努力，这些遗憾在后续的研究中一定能够逐渐弥补，中国古典文学图像的研究也会在此过程中得以收获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