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应训》《泛论训》和《诠言训》之间的辩证互补

《道应训》许慎注曰：“道之所行，物动而应，考之祸福，以知验符也。”《要略》讲：

 

《道应》者，揽掇遂事之踪，追观往古之迹，察祸福利害之反，考验乎老、庄之术，而以合得失之势者也。

 

应该说，本篇从题目看其题旨也是较为明显的。即探讨冥冥之中统摄一切、高尚玄远的大道和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与关系问题。

本篇共有56个段落，每个段落基本行文结构为：历史故事＋经典之言（故老子曰为主）。56个段落中有54个段落用以对应故事的均为老子言，另有两段曾用管子和慎子之言。

从表面上看，作者叙述历史故事，以代表万事之踪、人事之迹，以老子言与之对应，形成互证，用以表明大道和万事之间的对应。作者以“故事＋老子曰”的形式，想直接表述的理念为：天道与人事、形上与形下是对应符验的。

但是，再具体探究，追问作者秉持的是什么样的天道理念？其思想有何特征？等问题时便会发现：作者显然并不是简单地以老子之言等同于天道，也并非如表面所示其思想均是老子思想之下的道家特色。关于这一点下章有专论。

简言之，作者用最简单的1＋1模式，完美实现了远大于2的文学效果。实现了故事与老子理论对接的同时，也实现了故事多重主旨的展现，实现了众多故事和众多主旨以形而上统摄，还成功展现了老子理论超强的涵容力。呈现的是世界之本统摄下，万事万物和众家诸说融会贯通的境界。

如果说《道应训》表达的题旨是天道与万事万物对应符验，《泛论训》则重在阐说权宜之变，本篇处处体现出因时而变、不可固守的思想：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在这里，作者的思想表达的十分明确，在整部《淮南子》中也较有代表性。

首先，作者认为各家殊业其根本都在于“治”。除了看见作者一如既往的追寻纷繁世界之上的根本、体现着明显的本末意识外，还能看出作者对于治道（社会治理、政治生活）的特别关注。

其次，只是固守古人之言实在不足嘉，同样，已经脱离了圣人制礼作乐的时代，而仍然固守礼乐也是不知变通的愚蠢行为。

再次，作者明明表示“道可道者，非常道也”，表明万事万物之上的大道本身就是不可言说的，谨守那些传世的所谓道理和言论，不如追寻这些言论主张背后的根源。

隐藏背后而又统摄万物的道和我们目见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泛论训》也有较为明确的阐述：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终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圣人遵循的是道，所做的是事。道虽不变，但事却不居，两者表里，是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但是事只有变动不居方可更好体现道。

关于这一点，实际是《淮南子》关于“道”的一种更为特别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一种艰难表述。“道”到底是什么？《淮南子》很多篇目曾经描述其神伟等等，它是万事万物背后的统摄力量，不可违逆、不可忽视。但是关于“道”是什么？作者显然也陷入了表述的困难境地。因为，作者认为的道显然不只是那种神伟的固定存在，它还是不可言说的（如《泛论训》《原道训》等都曾提及），它还是变动的（《泛论训》《原道训》等都曾提及）。

那么《淮南子》中的道到底什么特征？《淮南子》确实面临着艰难的处境。所以，我们看见在《道应训》中作者运用了最为简单的1＋1的方式，以故事与老子言对应，不加任何评论和弥合。老子言并非就是作者心目中的那个“本”或大道。作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万物有“本”，不可本末混淆、逐末弃本，其更加有意地以形而上的“本”对繁杂的世间事物（也包括各种学说、思想）进行统摄和涵容。基于此，《道应训》选择了论述形而上和“本”最为权威的经典——《老子》用以对证。作者无意用《老子》改造各家学说，只是以其为手段，借用其权威性和形上性的理论特点，实现其兼收并蓄的目的。

而在《泛论训》中，其表述的困难则主要体现在：道到底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作者说“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但同时他又认为道和事相表里，是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圣人为事都是因时而变，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推断，作者心目中那个真正的“道”其实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法宝或规律。可以这样说，追寻变动不居的大道这是个不变的道。到底存在几个道？道到底怎样？我们权且这样通俗表述，这也正是《淮南子》对道的言说困境。

把握了《泛论训》的这一基本理念，其中的诸多评论就不难理解了：

其中曾论说“礼乐”，也曾论说“法治”，还曾论说百家争鸣。这些在作者看来，固守礼乐、法治，而不知追寻礼乐、法治背后的根本，都是不合于道的。各家之说都有自己的成立语境，不必计较于某家，追寻各说之后的根本才能合于道。

此处，还需指出的是，作者在论述权变之时，还是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些是礼乐、法治、为事等的根本，如：

 

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

 

其中能看出作者透露出较为明显的爱民思想以及宽猛相济的辩证思想。不管什么样的治国思想和方略，具有爱民意识的“得于人理”以及充满辩证的“和”都是对作者考察的附带发现。

总之，权变而不固守才是本篇的主旨。

从《道应训》和《泛论训》看，《道应训》表面上展现的大道与万事万物的对应符验，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上有不变的天道，道与万物对应，万事万物只是依道而行。而《泛论训》被安排在其后，明显为了弥补这一误区：万事万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信条，懂得权变是遵循大道的应有之意。两篇对道的阐释没有矛盾，但是在主题上形成良好互补和辩证。

再说《诠言训》。

《道应训》以来，特别是到《泛论训》所阐释的权变理论，足以给人以变动不居、变幻莫测、大道隐没又不可固守难以捉摸的感觉。如果真的这样，人该怎么办？这是《泛论训》以来依照这一思路自然摆出的结构趋势。因为，《泛论训》的最后作者已经将行文转向这一思路：

 

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

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

 

很明显，到文章末了，作者在有意探索人的应对方略，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除了文章前部分所言的因时应变之外，人更应向内内求：人应当喜怒节、受与适，精神内守、心平志易。这种内功修养的要求与《览冥训》《精神训》等篇目以来的主张一脉相承。

《泛论训》的最后已经开始转向，开始将人的内守、内在修养作为应对世界、体合于道的重要内容，而《诠言训》正是承接了《泛论训》的这一行文趋势，继续展开。《要略》说：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

 

正是表明本篇有意应对芜杂的人事和社会，有意探索至理，让人防止过失。

《诠言训》有言：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

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

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这三处议论共同之处在于：其将治国之事，步步倒推，追根溯源，最终都将根源和要义归结为反性之本、虚、平，归结为全其性和柔弱。都是向人的内在修养、内守诉求。

以此为线，文章顺势推出本文的核心主旨：“无为”。

 

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

 

显然，作者认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循天而行、不依仗智力；是善于因循而为；是善节欲望不扰于外物。这些内涵在《诠言训》中都有系统阐述：

 

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决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汤、武平暴乱，因时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

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可以看出，“无为”被作者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阐释，其内涵将内求、内守与因循而为、合于天道有机融合起来。“无为”虽然内涵丰富，但是其内求修养、合于自然天道，却成为作者宣扬的一种处世原则。

这样，《诠言训》就在主旨上为人们提供了应对这个纷繁世界的方法。

综合考察《道应训》《泛论训》和《诠言训》，可以看出三篇形成了小的结构单元，集中阐释道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三篇之间又形成良好的辩证互补：《道应训》在阐说大道与世界的对应符验，充分展现了大道的统摄与恢宏；《泛论训》则对道与世界的复杂性、多变性进行阐述，展现权变的重要意义；《诠言训》在《泛论训》给人以繁杂和变动不居的体验之后，转笔论述人的处世原则，又给人以应对万变的法宝。《道应训》体裁独特，展现大道恢宏；《泛论训》《诠言训》议论文体，论说道的多变与不变，形成辩证。《泛论训》重权变，《诠言训》重不变，变与不变形成辩证。《泛论训》重论外在世界的纷繁和应对手段的多变，《诠言训》转向精神内守、内在修养，外与内形成辩证。

所以，可以看出《道应训》《泛论训》《诠言训》形成辩证与互补结构。